文/馮煒光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昨日召開了一個約2小時的會議，會上最令外界矚目的議程便是：決定是否革除戴耀廷教席。一時間，紐魯詩樓入口處記者雲集，鏡頭林立。據了解，戴耀廷的教席最終在18對2的絕大比數下通過，即時解僱，不作補償。1980年代即戴耀廷入讀港大法律系時，法律學院是設在紐魯詩樓的（記憶中在5樓），戴可能想不到約35年後他會在這裏結束他港大法律學者的生涯。按理，戴在早年便在港大拿到終身教席，他是可以在港大法律學院工作至退休（終老）的；但因為戴自己的選擇，令他一步步陷入今天的境地，由發動非法「佔中」、因而身陷囹圄16個月以至堅決與國家民族對著幹，倡議「真攬炒十步」，到今天首先被「攬炒」的卻是他自己。

回想1980年代戴還是一個青澀少年，他在約1987年開始以大專學生代表身份參加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筆者則是1985-1986年的學界諮委之一，和戴既認識也交接過工作），親歷了基本法的諮詢工作，甚至在那裏的秘書處邂逅了他今天的妻子。平心而論，上天（或我們基督徒的用語：神）對戴不薄。戴既能經歷香港回歸的大時代，更因為他是唸法律的，參與了基本法的諮詢（全港當時約600萬人口，只有180位諮詢委員）工作，令他的經歷更紮實。以中央政府對治港人才求才若渴，戴緃使未能像他的同學袁國強一樣成為律政司司長，最少也可以成為一位法律界名嘴，以他的經歷和學養，為落實基本法解惑釋疑，而不是落到今天被即時解僱的下場。

筆者在2013年7月2日曾舉辦了一場有時任行會成員張志剛、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和戴的同場研討會。由於當時戴剛提出「佔中」不久，他的出現吸引了滿堂記者。筆者清楚記得戴當時說「佔中」不一定要發生，只是一種「倒逼」中央政府的手段。當時筆者心中打個兀突，香港這1100平方公里的地方，憑甚麼去「倒逼」管轄著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央政府。這個實力對比絕對不對稱，要令中央聽你的，只能是講道理，而不是要挾人家。到了2014年「佔中」爆發前夕，戴要求的更明確，那便是基本法內沒有的「公民提名」，最令筆者不解的是戴曾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明明知道基本法第45條內寫的普選是「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而這個條款早在1990年4月4日即「佔中」提出前的23年便已通過了，當時還獲社會大力支持。可能戴那時已太著迷於他從美國那邊學來的「非暴力抗爭」，於是不理1990年時中央和香港社會的共識，堅持以非法「佔中」來倒逼中央。「佔中」最終在2014年9月底爆發，延宕79天，從此香港走向撕裂，也打開了以「大規模違法行為作抗爭」之門。

之後戴越走越遠，對香港的傷害也越來越深。期間又搞了「雷動」和「風雲」計劃；到今年還沒坐完16個月牢，就舉辦所謂「初選」，意圖達致他的立法會「35+」大計，癱瘓特區政府。在中央提出香港國安法前一個月的4月底，戴還寫出了《真攬炒十步》的文章，要攬著我國執政黨跳崖，而陪葬的卻是他口中念茲在茲的香港。筆者不想對戴轉變的背景作沒證據的揣測，但戴這樣越走越遠，有點不能自拔的況味。筆者估計可能源自他誤信了「非暴力抗爭」（其實根本是「顏色革命」）的抗爭手法，復又以「違法達義」來自圓其說，更以「法不責眾」來鼓動其他人參加，於是越陷越深。

戴在被解僱之後，即時在社交媒體上載一篇中英文的帖文，闡述他的心情。筆者注意到帖文的頭像剛換了戴年輕時的照片（據他說是1985年，即基本法剛開始草擬的那一年），戴的解說是「當時我問自己：『我的前路會是怎樣的呢？』，走過30多年，想不到我仍是要問：『我的前路會是怎樣的呢？』」。這充分顯示現時已身為人夫人父的戴對前路的惶惑。然而戴在思考自己的前路時，又可曾想到自從大約7年前當他開始迷上了「倒逼中央」後，多少學子因他的「啟蒙」而走上歪路？多少年輕人因為他的倡議而毁了前途？多少年輕人因而身陷囹圄而更感前路茫茫？多少家庭和朋友關係因他的倡議而撕裂（筆者也曾身受其苦）？香港整體社會又因他的倡議而傷筋動骨，並在2015年時和普選擦身而過﹗不過現時的港大同學也可能因為懾於香港國安法，戴被解僱的消息一出，連一點較具體的行動都沒有，或許港大同學對戴已經不再感冒了。

最後令筆者深感惋惜的是：直到被解僱的今天，戴仍然在社交媒體上寫道：「若有疑問『一國一制』是否已臨到香港，我的個案應足以釋疑」。戴同學，你錯了﹗而且錯得很離譜。你個人的經歷不會成為「一國兩制」成敗的試金石，反而因為對你作出應有的處理（例如28/7的即時解僱）而更突顯其生命力，更突顯其正氣弘揚和法治精神。我們廣大香港市民，港大的絕大多數同學和畢業生要的是安居樂業，「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要的是以專業去貢獻國家；而不是以「35+」去癱瘓政府，倒逼中央，刻意去締造政治經濟危機。戴同學，你明白嗎？

作者為特區政府前新聞統籌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