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健元

中華民族自古就是一個愛好和平與包容多元的優秀民族，擁有悠久燦爛的多民族和諧相融文化。如果說始于15世紀初（西元1405年）的鄭和七次下西洋，帥領一支由商船和護衛艦船組成的龐大船隊，是為著東方文化藝術的和平交流與國際貿易的融通互惠而去。那麼15世紀末開啟的西班牙與葡萄牙東方海洋探險之旅，就是為了以武力開闢新的貿易航道與掠奪殖民地資源而來。儘管兩者目的都是為了打通和構建新的連結歐亞美的貿易航道，以加快本國經濟的繁榮增長。但手段卻不相同，東方展示了和平外交的大國禮儀與智慧，而西方卻是靠著領先的造艦技術與強大的攻擊武器。

因為鄭和沿南中國海一路西下，展現的是“天朝”的包容和諧與實力底氣，及豐饒的東方獨特物資與文化藝術產品，如瓷器、絲綢和金銀飾品工藝等。而繼哥倫布和麥哲倫發現新大陸和新航線後，最先來到南北美洲和東方馬六甲的西方殖民者，卻是憑藉先進快速的戰船，沖出歐洲尚處於啟蒙時代的蠻荒，為著控制新的東方航道與掠奪資源而來。西葡兩強的快速崛起，也是以沿途諸島和陸地的原住民或土著人大量慘遭屠殺為代價的。

進入16世紀，歐洲已不再是全球貿易的邊緣地帶，而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西葡”兩強將大洋以東西為界劃分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不斷擴張著殖民地，馬德里和里斯本做出的戰略決策，已能影響到幾千英里以外的世界（彼德·弗蘭科潘）。

此時的英國也感到了自身的壓力和危機，16世紀中葉（西元1558年）伊莉莎白一世女王繼位，開始為英格蘭皇家海軍投入巨資，希望打造一支船尖炮利和堅不可摧的艦隊護衛自己被歐洲諸強虎視眈眈的海防。1560年後的20年間，英格蘭100噸位以上的商船增加三倍，融合良好航速、操控性能與強大作戰威力的新型艦船出海。在1588年夏，英格蘭與西班牙艦隊的一場海上對決中，英格蘭大獲全勝。

到17世紀初，英格蘭已擺脫“西葡”兩強的傳統貿易模式，而建立起擁有“皇家特許令”的殖民“商業探險公司＋軍隊保護”的全新貿易體系，並逐步取得殖民地經濟壟斷地位，如：北海公司、俄羅斯公司、土爾其公司和東印度公司等（國際跨國公司的雛形出現，並將西方政治觸角延伸到更遠的東方）。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王室曾有一種血脈噴張的強烈願望：認為自己應該，且必須擔當萬能的“國際警察”，在全球發號施令，必要時可以訴諸武力。可笑和詭異的是這個夢想被後來崛起的英格蘭大不列顛粉碎，企圖號令全球的“國際警察”的角色，也被後來于二戰中迅速崛起、並延續至今的唯一超級霸權——美帝國主義取代。

由此可見，是東方古老的文明與智慧，沿海洋貿易通道開啟了西方的蠻荒進化，啟蒙和加速了歐洲的文明與工業製造進程。而噬殺成性的西歐列強崛起之路，也給後來從殖民歷史中蛻變、獨立與重生的美國注入了太多霸權掠奪的思維和基因。從1500年至1900年的幾個世紀裡，歐洲稱霸全球，始終伴隨著貪婪的戰火吞併，原來歐洲近500個大小國家，最後剩下25個。二戰後，美利堅崛起，軍事霸權和戰略基地覆蓋近東、中東和遠東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

這就是弱肉強食的國際叢林法則，落後就要挨打，軟弱就受欺淩。16世紀至18世紀，西歐雖然強大，武力延伸南亞，但懼於當時中國的強大軍事武備防禦力量，尚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到了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晚清趨於腐敗衰落，給了西方列強有可乘之機，將魔爪伸向中華大地。兩次鴉片戰爭的大肆侵華掠奪，及《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璦琿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和慘痛的歷史教訓。所以新中國建立後，幾代領導人帶領中國人民艱苦奮鬥，團結一心，致力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崛起。因為只有強大自己，才能抗衡、威懾和抵禦西方霸權的挑釁和入侵。歷史證明，富國強軍，是中華復興崛起的必由和必須之路。我們不好戰，我們愛好和平。我們不懼戰，敢於亮劍反擊。歷史也讓我們知道西方霸權盛極而衰的道理，19世紀末歐洲霸權的隕落相去不遠，或許能給美帝一些啟示。窮兵黷武，最終難逃慘敗覆滅的結局。

作者為香港華財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副總、香江智匯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