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煒光

說的是郭榮鏗和“攬炒派”。 今年 4 月13日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兩辦）聯合發表聲明，指責郭榮鏗濫用“主持”職權，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郭榮鏗等人為了阻撓《國歌法》恢復二讀審議，竟然在主持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時“惡意拉布”令立法會停擺達 7 個月。中聯辦的聲明清楚指出因為郭的濫用職權，令多達 14 條法案未能及時審議，超過 80 條附屬條例無法修訂。兩辦當時既是首次聯合發聲，也採用了極嚴厲的字眼。但郭榮鏗竟然用輕蔑的態度回應， 說要教他怎樣主持會議，“慳D喇﹗”（省省吧）。郭當時那種氣焰，那種“藍血大狀”的不可一世，撲面而來。 然而“正義只會遲到，不會不到”，郭榮鏗在 7 月30日被選舉主任DQ（取消參選資格），翌日（31/7）郭意興闌珊，旋即辭去房屋委員會公職， 原來最後“慳D喇﹗”的是郭自己。

這事告訴大家尤其“攬炒派”， “盲反”是沒有前途的。尊重國歌是全球真正的“普世價值”。郭和一眾“攬炒派”濫用職權，令民生受累（例如令在職婦女有薪產假由10 周增至14 周，無法通過，令這段期間的在職產婦白白失去了 4 周有薪假期），只會天怒人怨。更重要的是，政治博弈必須精確估算自己和對方實力，博弈要有理有節，不能感情用事，衝動而為。郭及一眾“攬炒派”誓要“去中國化”，不對包含國家象徵意義的國歌有起碼的尊重。今天的局面，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是“攬炒派”自找的。

執筆之時，反對派金主又在公開呼籲反對派“總辭”（集體辭職）。金主的具體內容是“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未來一年的立法會安排，是不包括 4 位被DQ議員的，那麼泛民全體議員應‘總辭’”。金主的盤算是搶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前作決定，威脅中央。他們是在試探中央底線，倘若中央經多方考慮， 俯允他們的要求，讓4 名被DQ 議員可以參加未來一年立法會工作， “攬炒派”便可以向其支持者說：“看﹗民意的威力多大，中央政府也不能不讓我們三分﹗”。若中央堅持原則，反對派便希望透過“總辭”製造轟動，吸引國際媒體注意，引發國際“嚴厲制裁”。反對派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反對派以為這是很聰明的一招，這其實是“七傷拳”，未傷人前先傷己。

很簡單， 一個立法議席的含金量很高， 每年可以向特區政府拿到逾400 萬港元的薪津，最要命的是：津貼。因為議員助理全賴這份每月 20 多萬港元津貼作薪金，這也是津貼的原意，津貼每位議員，讓他們有足夠人手協助其完成立法會工作（例如作政策和法例研究）及在地區/選區服務市民。議員一個人的薪金有逾 10 萬港元，過去 4 年賺得盆滿鉢滿， 當然能熬過未來一年，但一眾助理呢？以每位助理平均月薪約 2 萬元計， 一位立法會議員隨時有10 -12 名助理。以現時 24名反對議員計，便有逾 240 名議員助理在今年10 月開始失業。難道金主把這240 多人全包起，這裡涉及的資金是逾 7 千萬港元。難怪在 8月4 日那天，美國領事要被人拍到去造訪梁家傑了，或許是借此想告訴外界和梁家傑，“我們有印美鈔機，要多少有多少，7 千萬港元連 1 千萬美元都不到，算不了什麼﹗”

24 名反對派議員若“總辭”， 其實是“倉皇辭廟”， 以悲情牌來試圖維繫其支持者。然而時移世易，今天的“辭廟”和 1997 年特區剛建立時的情況很不一樣了。筆者當時親歷了“九七總辭”，為了 1997 年“落車”（即不參加臨時立法會），整個財務工作準備了至少一年多，並向海外華人成功籌款，經過充分估算，在“子彈”尚算充足情況下才“落車”，一眾議員助理雖然失去了公帑支持，但仍然“有糧出”（記憶中支票由筆者簽發），而且涉及的助理才 30 人左右。今時今日，在連一個月的準備時間也沒有便決定“總辭”，“子彈”何來？難道逾 240 名議員助理真的去花園道美領館處排隊“出糧”（領工資）？再者，1997 年用過“總辭”這一招，特區安然無恙；今天再用同一招，能有多大效果，筆者存疑。

4 月中時 24 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一起與郭榮鏗召開記者會， 親歷郭那句“慳D 喇﹗”，今天24 名議員隨時“倉皇辭廟”，而且財務不繼，效果成疑。原來“由慳D喇﹗” 到“倉皇辭廟”只經過了不到4 個月，真的是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作者為前香港政府新聞統籌專員

來源：直新聞公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