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健 元

香港1997年回歸前，港英當局對香港也是實行絕對的「行政主導」，並無「三權分立」的制度安排。港督擁有絕對的「行政主導」與強勢施政權力，並控制和影響著香港的立法機制，因為港督可同時兼任香港立法局主席。而香港的司法權力也並非獨立，而是絕對歸屬于大英帝國，香港終審法院就設立在英國樞密院，即：香港司法權力頂層設計及影響力為英國議會控制。由此可見，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前，也並無所謂的「三權分立」格局，甚至連「三權分工」或「三權分置」的匹配機制都沒有。

1992年7月9日末代港督彭定康到港就任後，一改過往歷任港督的做派，第一時間走入街頭巷尾，接近民意，「忽然民主」，開始佈局立會代議制，並吸納本土議員，推行所謂的「參政議政」民主，目的就是逐步放大立法局權力，逐步削弱行政主導權力，以干擾和破壞97回歸後的香港「行政主導」原則。

中央政府處於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針的積極維護與對港人的高度信任，在制定基本法時也同意將香港司法權力之頂層設計，及不受干擾的獨立行使，由港人自理。即：將終審法院置於香港。從某種角度而言，在「一國兩制」方針下，這一獨特的制度安排，被香港司法界大法官和大律師們有意或無意地曲解，他們往往忽視「一國」這一重要前提，忽略了中英談判時所明確，及香港回歸後基本法所確立的，必須遵循的「行政主導」的憲制基礎和法律原則，遂導致香港回歸後長期存在司法「獨大」的局面，並處處形成對特區政府行政主導的干擾和制肘。

從去年爆發「反修例黑色暴亂」以來，香港一些法官對涉案罪犯的「輕放、保釋或輕判」都顯示出，香港司法體系確實存在嚴重問題，香港法官為何有如此強勢的權力？坊間戲言：香港是「法官治港」。因為警察維護社會治安，前腳抓捕了暴徒，法官後腳就可以「證據不足」輕判或輕放，甚至涉及危害「國家安全」重犯都可以低金額保釋，香港司法的獨立運作，已成為阻礙香港法治精神重建的一道「獨大」屏障。

回望歷史，港英殖民時期，香港一切管治權力均歸屬于大英帝國。尤其是行政權力與立法權更由英國女王任命的港督全權掌控，香港司法權力則歸屬大英帝國。從某種角度而言，1997回歸前，英國更多是將香港視為自己的「屬地」，所以並沒有給予港人更多的或是高度的，諸如澳洲、新西蘭和南非等其他殖民地般的「高度自治權力」。因此香港回歸前，港人港地都是倍受大英帝國奴役的群體和區域，香港的經濟資源和財政稅收源源不絕的輸入大英帝國的國庫。港人真正當家做主的「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權力，則是1997回歸後中央政府依據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賦予港人的基本權力。這在港英殖民時期是絕不可能做到的。

然而令人遺憾和費解的是，一些港人或許被奴役慣了，或許在刻意回避，他們不去解讀歷史，不去思考一下，為何1992年彭定康就任港督後，第一時間走入民間？為何忽然民主？為何培養扶持政務傀儡如陳某安生？為何要搞代議制？等等。這一切都是為了1997回歸後利用香港制衡中國，干擾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針的順利實施的刻意佈局。香港司法體系也就不可能尊重基本法所確立的回歸後香港實行「行政主導」之原則。因為英國希望1997後的香港司法設計，成為制肘「行政主導」的重要一環，許多法官直通車過度，且擁有雙重國籍，對特區政府的效忠與服務意識也有水份，香港大法官們長期獨斷專行，原因就在於此。因此，要重建香港法治精神與效率，就必須徹底改變香港司法「獨大」的扭曲局面，香港司法權力同立法權一樣，只有獨立的「分工與配合運作」，沒有「三權分立」，也絕非「獨大」的第三權力。

作者為香港華財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副總、香江智匯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