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雲超

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屬於倫理學範疇,最早出現於19世紀初的英國。哲學家遵循「某種行為提升幸福最大化（Maximum happiness)即為正確，反之錯誤」予以定義，傾向性地認為一個人的動機和手段與行為結果相形之下無足輕重。因此，對於個體行為的判斷准則是該行為對快樂和幸福正面影響及促進程度。功利主義是一種以實際功效或利益作為標準的倫理學說。人類對自身的認識隨著社會進步不斷深化，人類倫理原則隨著時代變化因此不斷演繹。

經濟學家JS密爾(John Stuart Mill)強調功利主義在行為上的標準幸福是與此有關聯的所有人的幸福而非行為者個人幸福。「當你待人就像期待他人待你一樣，功利主義道德觀就達到理想完成的地步」。200多年前，英國哲學家J.邊沁(Jeremy Bentham)創造了功利主義哲學，用以指導英國法律制度改革，後經濟學家翰穆爾改造成為經濟學基本哲學並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維度。

功利主義思想在東西方均有其淵源。雖然在新的歷史時期頗受詬病，但對於社會文化和市場經濟影響難以祛除。比如，在探究和處置利益及道義不同哲學範疇方面，孰重孰輕，誰先誰後，如何因果等等。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以為人要理性控制慾望，才能達到幸福至善，此後，其門生柏拉圖便承繼該理論並視之為洞穴之光。功利主義的至高推崇，過快的城市化步伐已經催生所謂網絡流行語「靈魂跟不上身體」。

進入20世紀90年代，人口膨脹、環境惡化和種族衝突，已經成為全球問題，嚴重制約人類健康發展。世界各國長期追求之發展模式亦備受質疑，單純依靠經濟竄升所引起的社會進步是浮華的、也是脆弱的。以利益驅動和功利心發展勢必一方面引起國家之間、地區之間惡性競爭和不良循環，另一方面，貧富懸殊、社會動蕩，其發展模式必將難以持續。新的發展觀取而代之的迫切性與日俱增。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之初，在計劃經濟背景下國家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既得利益階層面臨義和利的權衡和取捨。功利主義者首先支持個人慾望滿足和物質財富積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方面，競爭紛呈，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財富階層的浮現，物質的快速聚集，貧富差距的拉大，漠視了公平，助長了拜金。資源被濫用，物欲難抑制，某種意義上忽視了社會公德，為社會發展衍生了不和諧現象。

「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帶動大部分地區發展和更多人走向共同富裕」為鄧小平1985年3月28日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首次提出。東部帶西部，先進帶落後，點對點一對一幫扶，在全國範圍星羅棋布。有觀察家發現，「在此過程中，除了為加快上市努力創業，財富階層更多圈錢，致使貧富兩極分化，鮮有看到財富階層道和義」。

四十年經濟快速發展的事實證明，物質財富集聚未必必然導向道德標準提升。所謂GDP及物質文明亦難以直接引起精神文明並和科教文化同步發展，從而在尊嚴、自由、個體與集體、精英與大眾之間交相互動。反之，物欲橫流、道德缺失、不擇手段及追名逐利引發更多負面社會問題。

學界認為，中國多年的改革開放隱含不少功利主義元素。過往政策衡量標準往往就看有否利益於經濟指標，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犧牲了社會公德和人文關懷。「不論是社會功利還是個體功利，一切行為皆最大化所謂社會福利，其目的的正當性證明手段的合理性，趨利避害，最大化效用函數」。堪稱「後果主義」評估標準雖然某種程度上推進了市場經濟，但畢竟少不了把市場視為工具之嫌。

持續10個月的世紀瘟疫依然無法遏制。衝撞國際秩序，破壞全球格局，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乃至科技教育均留下難以癒合疤痕和驅之不去之痛。如何發展經濟和災後重建成為各國新問題和新課題：是讓功利主義捲土重來，指揮和導引經濟秩序，還是危機之中鎖定契機，是抓速度促生產還是重質量求品質，是搞形式主義塑造形象工程，還是長遠視之，完善社會基礎建設，創造社區人文環境。諸如此類，尚需思考。

2020年是中國「十三五」實現之年，也是脫貧攻堅決定性之年。為持續增收、穩定成果，國家提出「四個不摘」。既授之以魚亦授之以漁。高層視教育均等和扶貧扶智公共服務為久久為功之事，在強弱協作、定點扶貧機制及教師下沉貧困地區諸方面措施良多。然而，新的國內外形勢之下，經濟和民生改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科學技術解決方案。網絡化、信息化和數字化在農業、農村和農民中的現代技術開發和應用勢必成為國家振興戰略有力抓手。

中美從貿易戰到金融戰再到科技戰，從華為被斷芯再到中美所謂全面脫鈎，歸根結底是科學技術之抗衡，甚至是基礎理論和基礎教育的較量。美芯片公司及英特爾公司先後對華為新禁令生效已一周，日後台積電、高通、三星及美光亦或跟進。華為及其70家附屬公司「被處極刑」，而對中國的制裁，最後可能出現非美國企業都不能向華為供貨的困境，既做死了國際供應鏈，當然也暴露了國內產業鏈之脆弱和欠缺。

中國產業鏈處於全球中下游，始終跟跑科技領域。自2001年入世，中國對美國技術依賴度快速增加，到2016年達到峰值，專利互持差額近2萬件，其間嚴重漠視了集成電路和軟件開發在信息產業和科技變革的龍頭力量與核心作用。當代資本主義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科學技術，其所獲利潤並非傳統觀念的勞動剩餘價值而是依賴基礎研究和基礎教育的發明創造及持續作為。

基礎教育是創新源頭，屬於動態概念，和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勢不兩立。基礎教育是指人們成長過程中為獲取學問先期掌握的各種知識，是造就人才、提高國民素質的奠基工程。它具有獨立的教育價值，而且不依附於其它類型和層次教育的價值。雖然不能否認其承載著為高一級教育機構輸送生源事實，但是強化素質教育、固化育人機制而非層層選拔的獨立價值觀顯然是深化教育改革之先導，因此需要改善科教生態環境，釋放原創動能，變短板為長板，加快實現從1-100到0-1制式轉換。

在成功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科學探索的純正性及自然性追求不會成為功利或者實用主義附屬物或衍生品。國內完善的產業鏈之關鍵環節即創新鏈條。基礎研究是前端，產業開發及應用為中端和末端。基礎研究做好了，產業技術才能爆發式突破，踏上自主創新之路，通過產業鏈水平橫向及垂直整合，形成國際競爭力產業集群。儘管政府帶動和財政投入以及產學研合作被視為高效創新模式，但是，只有原始創新能力提升和相關機制構建才是核心所在，而原始創造力總是和基礎教育相提並論。

世界上任何一個發達經濟體均擅長在科技創新源頭做文章。基礎研究和基礎教育始終一貫成為焦點。芬蘭、以色列、日本因應時代之需日前廢除教科書及壓縮學科分類，增加跨學科及通識教育，倡導現象教學和情景教學；而中國國內教育急功近利，南轅北轍。升學率、排名次及超前補習如火如荼，各地重金打造學區房，名校指標強壓天性發展，功利性指揮棒破壞了科技創新大環境，打垮了原創生命力。專業設置與就業市場急功近利無縫對接，基礎理論和人文社科縮水受限，職稱、論文、獎評等不良機制亦扼殺了人文氛圍下創新性培育和扶植。

在不同歷史時期，功利主義之於政治經濟、科教文化以及法律法規均有不同功能和正負作用。在促進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上也一度為國人提高了目標感和存在感，但同時也為人情缺失、人性挑戰帶來困擾或不確定因素。從科教文化角度看，功利主義也始終提供了競爭機制和發展空間，然而，從其義務論和道德原則出發，仍需人力、物力、財力及智力上相互融合，優化內部佔有結構，辯證地利用功利主義合理方面，巧妙地避免利己主義。

隨著經濟縱深發展，利益最大化、享樂主義甚至鋪張浪費甚囂塵上。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中，功利主義在推動社會發展造福人類社會有其值得肯定的工具性積極一面，但科學有功利性更有文化性，二者之間應該始終保持必要的張力。科學技術又是第一生產力，知識技術及人力資源已經成為全球市場生存的決定因素。國家科技創新力的第一源泉就是人。所以，以人為本，因果清晰。

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潮起又潮落，後浪推前浪。究竟如何在現實中動態地、辯證地對待和利用功利主義，為中國2035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和2050建成世界科技強國突破自我桎梏進行量的積累，進一步從哲學高度透視和探究更加科學的理論原理和更高層次的審美情趣似乎不可或缺。胡適先生曾提出要多研究問題，少談點主義，今天索性重操「主義」，畢竟「主義」的探討或許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及時啓發警醒他人，策略地引導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作者為香港社會學學者、語言學教授及劍橋智庫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