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時指出，要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央做出這個新發展格局的部署，並不意味著放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實施的國際大循環戰略，也不會在參與全球分工格局上有絲毫後退，而是根據世界經濟和全球化新形勢，以及中國進入的新發展階段，旨在通過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拓展比較優勢戰略，形成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新版本和新格局。

文 ｜ 北京     蔡昉

一、改革開放與發揮比較優勢——

通過改革開放，中國既引進了國外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等稀缺要素，也使自身勞動力豐富的資源比較優勢得以發揮，為中國的製造業產品贏得了國際市場，為經濟增長創造了重要的外需拉動力。

40餘年前，中國的改革與開放是同時發生的。1979年4月，鄧小平首次提出開辦“出口特區”。同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和汕頭以及福建省的廈門建立出口特區（後來稱作經濟特區），標誌著對外開放的開始。隨後在20世紀80年代先後確定了14個沿海開放城市，按照開放體制的要求建立了海南省，進而又開放了長江沿線城市和沿邊以及內陸城市。從21世紀開始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等區域均衡發展戰略，意味著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中國於1986年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GATT）締約國地位的申請，20世紀90年代，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做出努力，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通過梯度式推進區域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擴大對外貿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等一系列舉措，中國深度介入到世界分工體系中，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可見，中國的經濟改革是開放條件下的改革，對外開放也在改革過程中不斷推進，國內經濟發展與融入全球經濟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這個時期形成的國際大循環格局依據的是比較優勢原則，在這一輪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國以勞動密集型產品交換資本和技術要素密集型產品，從國際貿易以及對應的外商直接投資中獲益，及至開始全方位地擁抱經濟全球化。

影響一個國家參與國際循環有諸種因素，既包括所實施的對外開放政策方向，也包括通過雙邊和多邊協議及待遇安排所形成的貿易環境、受全球經濟周期影響的世界貿易發展狀況、與宏觀經濟波動相關的國內經濟形勢，以及該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等等。由於全球化和世界貿易的發展不是波瀾不驚和一往無前的，因此，一個國家參與世界經濟分工的具體方式和格局也不會是一成不變的。中國參與國際大循環的實踐始終與國內經濟循環密切結合、相互交融，但是，隨著各種影響因素的變化，經濟循環的重點和方式也將與時俱進，這就需要進行戰略調整和格局轉換。

通過梯度式推進區域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擴大對外貿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等一系列舉措，中國深度介入到世界分工體系中，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圖為工人在一家新能源汽車工廠的全自動化生產線工作

我們可以觀察到，中國參與國際大循環經歷過幾個發展階段。1978-1986年期間是對外開放的起步階段。從貨物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來看，這個時期中國從僅相當於全球貿易依存度不到一半的水平，實現了對世界整體水平的趕超。1987-2001年外向型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已經穩定超過世界整體水平。2002-2008年期間，中國在加入WTO後形成了一個參與世界經濟分工的高潮，2006年中國的貿易依存度高達64%，比世界整體水平高出16.3個百分點。2009年以後，由於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同時中國的製造業比較優勢也發生了逆轉性的變化，中國進出口貿易下降的幅度和節奏都快於世界整體，近年來貿易依存度已經低於世界水平。不過，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的降低，並不意味著對外開放程度的式微，也不意味著中國在與全球分工體系脫鉤。

在過去40餘年的時間裡，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取向的經濟改革，促進了資本、勞動、土地等各種生產要素的流動，激發了要素供給的活力，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釋放了人口紅利，中國因此創造了全球所有經濟體中增長速度最快、世界經濟史上高速增長延續時間最長的發展奇跡。同一時期的對外開放，既引進了國外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等稀缺要素，也使自身勞動力豐富的資源比較優勢得以發揮，為中國的制造業產品贏得了國際市場，為經濟增長製造了重要的外需拉動力。與此同時，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促進了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增加了城鄉居民收入，使改革開放成果得以充分分享。

在改革開放時期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以及贏得國際競爭力所依託的資源比較優勢，是特定人口轉變階段和經濟發展階段的產物。一個國家的人口轉變過程，通常是遵循隨著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生育水平下降的規律演進。中國的生育率下降首先推動人口轉變進入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快於總人口增長的階段，形成了一個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眾”特徵的生產型人口結構。這樣的人口結構通過勞動力充分供給、人力資本迅速改善、投資回報率提高和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改進等因素，推動了經濟高速增長，收獲了人口紅利，同時通過參與世界經濟分工把潛在的比較優勢轉化為中國製造業產品的競爭力。

隨著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逐漸減慢，老齡化程度持續提高，人口結構的生產型特徵便會式微。具體來說，2010年，中國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達到數量峰值，隨後這個年齡組的人口便進入負增長。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20年，中國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將比2010年降低5.2個百分點。這個勞動年齡人口進入負增長的轉折點，對於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和比較優勢動態有著重要的影響，標誌著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重要變化。

中國以勞動密集型産品交換資本和技術要素密集型産品，從國際貿易以及對應的外商直接投資中獲益，及至開始全方位地擁抱經濟全球化。圖為山東省棗莊市一家玩具公司工人在製作出口的玩具産品（圖：新華社）

首先，這標誌著中國經濟超常態增長時代的結束。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改善、投資回報率和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等因素，都發生了不利於高速增長的變化，降低了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能力，因而也就使實際增長率形成向下的趨勢。例如，以2010年為基準，此前十年GDP的年均實際增長率為10.3%，之後十年（2009-2019年）GDP的年均實際增長率降低到7.7%，而且下行的趨勢仍將繼續。由於這個增長減速是符合經濟發展階段性規律的趨勢，並且在減速之後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能力也是相符的，因而這個較低的增長速度是新常態，也是健康、可持續的。

其次，這意味著低成本勞動力不再是中國參與國際大循環的比較優勢依託。在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停滯的前後一段時間裡，產業和貿易領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都與比較優勢的變化有關。由於人口結構變化，2004年在沿海地區第一次出現“民工荒”現象，隨後各地和各行業便普遍面臨勞動力短缺。這預示著中國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開始喪失，依託這一比較優勢的製造業增長相應減慢。2006年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峰值，隨後該比重便開始下降，從高點的32.5%降低到2019年的27.2%。

此外，還可以從以下兩個角度觀察中國比較優勢的變化。一是貿易對象的變化。以豐富的勞動要素與稀缺的資本要素進行比較優勢互補，是勞動力豐富這一資源稟賦條件下中國的貿易特點，因此，過去中國進行貿易的對象主要是高收入國家。一旦比較優勢發生變化，以高收入國家為對象的出口比重就會下降。實際表現為，該比重從2006年的81.4%降低到2018年的69.6%。二是製造業比重下降對貿易下降的影響。中國的傳統比較優勢是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在貿易結構中的體現是製造業產品出口比重大，例如，2018年中國製造業產品在全部貨物出口中的比重仍然高達93.4%。因此，一旦製造業的比較優勢下降，就會減慢貿易的增長速度，表現為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從2006年64.0%降低到2019年31.9%。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循環，依託的是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理論依據是由李嘉圖最早提出並經許多現代經濟學家完善的比較優勢理論。在經過第一個人口轉折點之後，中國出現普遍性的勞動力短缺現象，工資成本持續大幅度提高。與此同時，農業勞動力大規模向非農產業、城市和沿海地區轉移，也改變了勞動力過剩的狀況，勞動力充裕的比較優勢必然相應喪失。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比較優勢理論錯了。按照一般的理論預期，比較優勢本來就是動態變化的，一種要素相對稀缺性提高和相對價格上升，終究會誘致出其他要素密集型的產業發展。這具體表現為中國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出口產品的資本密集度和技術密集度顯著提高。與此同時，依據比較優勢原則的發展模式既沒有失去有效性，也需要根據發展階段變化不斷拓展，形成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有賴於實施比較優勢發展模式的新版本。

擴大投資需求的著力點在于企業自主投資和發展戰略引導的基礎設施建設兩個方面。圖為經歷最長停航度汛期後，三峽船閘正式恢復運行（圖：新華社）

第一，從產品貿易到價值鏈貿易。以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廣泛應用為特徵的新科技革命，使每一種產品的生產都要依靠其他（國家）生產者提供的部件和成分，任何國家都不再能夠宣稱擁有獨立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傳統的產品貿易相應變成了價值鏈貿易。因此，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製造業產品生產國和出口國，實際上是在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中地位的表現。全球價值鏈的發展以及貿易模式的相應轉變，增強了中國產業的穿透力，即便在失去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以後，仍可借助在諸多生產過程和技術環節中的價值鏈比較優勢，緊密鑲嵌在全球供應鏈之中，避免不必要的和有害的脫鉤。

第二，從雁陣模型的國際版到國內版。以往的經驗是，當一個經濟體喪失勞動力豐富這一資源比較優勢之後，勞動密集型產業相應轉移到具有更豐富勞動力的其他經濟體。這表現為東亞地區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依次從日本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再到東南亞等國家，及至中國沿海省份，被經濟學家概括為“雁陣模型”。由於中國內地是一個資源稟賦和發展水平區域性差異較大的經濟體，具有典型的大國效應，傳統產業在向其他國家轉移之前，尚有較大的餘地在國內不同地區重新配置。這種實踐也可稱為“國內版雁陣模型”。產業在區域間轉移本身，以及派生的具有補短板性質的後發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都可以顯著地提升投資需求。由此來看，補齊發展短板與開啟新增長點，兩者既是一致的，也同樣擁有巨大的需求潛力。

第三，從關注供給側到關注需求側。傳統比較優勢理論關注的是國家之間在生產要素相對稀缺性上的差異，國際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依託的都是資源比較優勢帶來的生產端低成本。其實，對投資者和合作者來說，潛在的消費者群體和銷售市場，從來都在決策中佔有足夠大的權重。面對擁有世界最多人口和龐大且日益增長的中等收入群體的中國，貿易夥伴和投資者在進行這樣的決策時，需求側的考量必然具有格外大的權重。即便是在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情況下，潛在的合作夥伴在對供應鏈進行“安全性”考量（脫鉤）與“盈利性”考量（不脫鉤）的權衡時，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無疑會顯著加大後一砝碼的分量；對中國經濟來說，越是充分發揮這個超大規模市場的潛力，就越是能夠穩定並提升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在實踐中真正拓展比較優勢戰略，並不是自然而然或水到渠成的，而是需要實施一系列改革開放新舉措和政策調整手段予以推動。國際經驗表明，許多國家在遭遇傳統比較優勢喪失帶來的發展挑戰之際，未能與時俱進地做出必要的戰略調整進而實現發展格局的轉換，因此進一步發展的供給側驅動力和需求側拉動力同時顯著減弱。結果便是這些國家在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前後陷入經濟增長停滯，進而長期徘徊於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來說，在新的發展階段上，通過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系統性政策調整，從擴大國內消費、挖掘投資潛力和保持全球價值鏈地位等方面全面施力，形成雙循環發展格局，才能如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並更好向前發展。

中央提出雙循環戰略，不是簡單地意味著把對經濟增長的關注點從供給側轉向需求側，或者把需求因素的關注點從外需轉向內需，而是在辯證分析國際經濟環境和中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基礎上，做出的更強調全面、協調和均衡發展的戰略部署。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根本要求是實現高質量發展，關鍵著力點是全面打造比較優勢戰略的拓展版，直接目標是實現經濟增長供給側動力、需求側拉力，以及外需與內需之間的均衡。為此，需要繼續深化體制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在相關領域推進制度建設和政策調整。最緊迫和最具有針對性的改革領域及議程，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穩定和擴大出口、保持外部需求可持續性的關鍵，在近期看，是充分利用中國經濟從新冠肺炎疫情中率先復蘇的先機，以及應對巨大衝擊中表現出的韌性，發揮中國經濟增長對疫情後世界經濟復蘇的貢獻作用；從長期看，需要把創新發展與拓展比較優勢有機結合起來，緊密嵌入到全球分工體系，在穩定全球供應鏈的同時，保持和增強自身的價值鏈地位。同時，順應世界經濟多極化的趨勢，依託“一帶一路”建設，在形成更加多元化對外開放格局的同時，也能夠獲得更加安全可靠的外部需求。

其次，擴大投資需求的著力點在於企業自主投資和發展戰略引導的基礎設施建設兩個方面。推動企業投資的重點是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發育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維護充分和公平競爭，促進各種市場主體的創新和創業。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關鍵，一方面是補足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設施短板，另一方面是抓住新的經濟增長點。在中國所處的新發展階段上，新的經濟增長點通常也是制約發展的短板所在。因此，實現兩者的有機統一，可以大力挖掘投資需求的潛力。迎接新一輪科技革命以及在產業升級換代的過程中，部分傳統基礎設施已不足以發揮應有的支撐作用，因而產生諸多對新基礎設施的建設需求。實施一系列國家發展戰略，如新一輪區域均衡發展戰略，也將產生對交通、運輸、能源和城市建設的新需求。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既是區域內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及珠江三角洲九個城市之間的“強強聯合”，也是這一經濟發達地區與內地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互補。因此，這一國家戰略將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時促進雙循環。

最後，提升消費需求的關鍵是保持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續增長、改善收入分配狀況和擴大再分配。2020年，中國將以高於世界銀行絕對貧困線的脫貧標準，實現農村貧困人口的全部脫貧，轉向依靠長效機制解決相對貧困問題，是新的發展階段上增加收入和改善分配的良好起點。按照一般規律確定相對貧困標準，保持絕對貧困人口不復產生，持續解決相對貧困現象，就可以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一個以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有利於最大化挖掘居民消費潛力。

提升消費需求的關鍵是保持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續增長、改善收入分配狀况和擴大再分配。圖為香港特區政府近期宣布進一步放寬若干社交距離措施後，市民在餐廳內用餐

增加居民收入是創造和擴大消費需求的根本源泉，是需求側拉動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手段。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居民消費需求具有最大的潛力，也是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關鍵，需要以居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為前提。改革開放以來，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與GDP增長的步伐總體上是一致的，但不同時期的同步性有所差異。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GDP增長領先於居民收入增長；本世紀以來，兩者的同步性顯著提高；中共十八大以來，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超過了GDP。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仍將保持在健康合理區間，只要保持這個同步關係，居民收入就可以實現期望的增長。

增加居民收入是創造和擴大消費需求的根本源泉，是需求側拉動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手段。圖為湖北省武漢市一家水上樂園於8月舉行2020年電子音樂節的現場

經濟社會發展對公平和效率都有要求，兩者之間並不必然具有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長的關係，踐行新發展理念和轉變發展方式將促進兩者的有機統一。中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個轉變既有共享發展的目標要求，也有經濟增長創新驅動的途徑要求。創新的核心是提高生產率，需要在一個市場主體充分競爭、優勝劣汰的環境中進行。只有社會政策充分托底，並保障職工的基本生活不因部分企業在競爭中失敗受影響，這個創造性破壞的機制才是積極有效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家的經驗表明，在社會支出與GDP比率（體現社會保護水平）和勞均GDP（體現勞動生產率）這兩個指標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係。也就是說，更大力度的再分配有利於消除優勝劣汰的後顧之憂，在提高社會保護水平的同時，提高企業效率和社會生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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