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減貧扶貧工作。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減貧扶貧進入新的歷史階段。2020年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目前脫貧攻堅目標任務接近完成,貧困人口從2012年底的9,899萬人減到2019年底的551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降至0.6%。從減貧數量上看,中國是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改革開放40年間,中國共減少貧困人口8.5億多人,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70%,書寫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
文 | 北京 柳道明
在駐村幹部的帶領下,黑龍江省饒河縣西林子鄉小南河村2016年底脫貧出列,2018年所有貧困戶全部脫貧。2019年,小南河村入選第一批全國鄉村旅遊重點村名單。圖為小南河村民蒸大饅頭的場景(圖:新華社)
史無前例的減貧成就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小康”二字出自《詩經》,意為普通百姓過上寬裕殷實的生活,寄託了中華民族數千年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
1979年12月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次提出“小康”目標。上世紀80年代開始,扶貧工作在全國展開。
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中國開始實施精準扶貧,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貧困人口建檔立卡工作,設立扶貧日,建立貧困退出機制,扶貧工作駛入快車道。
從2012年底到2019年底,連續7年每年減貧1,000萬人以上。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後,中國將在歷史上首次徹底消除絕對貧困。
截至2020年2月底,全國832個貧困縣中已有601個宣布摘帽,179個正在進行退出檢查,未摘帽縣還有52個,區域性整體貧困基本得到解決。全國具備條件的建制村已經全部通硬化路,村村都有衛生室和村醫,10.8萬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的辦學條件得到改善,農網供電可靠率達到99%,深度貧困地區貧困村通寬帶比例達到98%,960多萬貧困人口通過易地扶貧搬遷擺脫了“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的困境。
脫貧是有標準的。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國際極端貧困線為每人每天生活費1.90美元。中國的脫貧收入標準是2010年的不變價農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人民幣,下同﹚,按照物價等指數,到2019年底現價是3,218元,到2020年底是4,000元左右。按照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中國標準略高於國際標準。需要指出的是,2019年,全國建檔立卡貧困戶人均純收入已經達到9,808元。
除了收入,中國脫貧標準還有更豐富的內涵——“兩不愁三保障”。“兩不愁”就是不愁吃、不愁穿,目前全國已經實現。“三保障”,一是義務教育有保障,現在各地義務教育保障有力,這個階段失學輟學兒童已經很罕見;二是基本醫療有保障,通過縣級醫院、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的建設,保障貧困人口有地方看病、看得上病。加上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和醫療救助三項制度,基本解決看病難的問題;三是住房安全有保障,全國累計解決了800多萬貧困戶的住房安全問題,飲水安全也列入保障範圍。
收入達標加上“兩不愁三保障”,使得中國的脫貧標準遠遠高於國際標準。也就是說,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中國的減貧成就在全世界都是史無前例的。
以“人”為尺度的小康
貧困不僅是經濟層面的問題,還直接關係基本的公民權利能否實現。中國在減貧脫貧工作中始終遵循“生存權、發展權是首要人權”的理念,為貧困人口的發展權提供了切實保障。中國的脫貧攻堅是以“人”為尺度的,每一個脫貧的人、脫貧的家庭過上了更高質量的生活,有了更多選擇的自由。
2016年10月,中國發布《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白皮書指出,中國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用法治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實現共同富裕。
在甘肅省東鄉縣拱北灣村,村民馬秀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這樣說:“以前花錢只能管婆婆和老公要,現在自己掙錢了,底氣足了,不僅能補貼家用,還能買自己喜歡的東西。大家在一起,見識多了,笑聲也多了!”受益於政府部門幫扶建設的扶貧車間,廣大農村婦女在家門口實現了就業。從這位普通農村婦女的話中可以讀出,她們的就業不止是增加了家庭收入,而且提高了家庭地位,通過工作增加了見識,有了獨立的社交關係。脫貧帶給她們的是主體意識的解放和覺醒,人的自尊的提升。
9月17日,在福建省平和縣,蜜柚營銷負責人曾坤龍(左)跟快手主播們一起通過直播銷售蜜柚。依靠蜜柚等產業,2019年,平和縣正式退出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圖:新華社)
教育有保障是脫貧攻堅治本之策,只有貧困人口子女都能接受良好的基礎教育,才能具備就業創業能力,切斷貧困代際傳遞,徹底“斬窮根”。
在中國最大的易地生態移民安置區——寧夏吳忠市紅寺堡區,國家層面、寧夏回族自治區層面的教育扶貧政策在這裡落地,高中、中職、高職、大學本科等階段的建檔立卡戶學生,以及非建檔立卡戶二本以上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每人每年可獲得1,000元至7,000元不等的資助。為了穩定這裡的師資,政府按照學校離城市遠近、艱苦程度,核定農村教師補貼,最近的人均每月可享受260元補貼,最遠的可享受860元;每年為45歲以上的教師免費體檢一次。孩子們在易地搬遷的過程中不僅擺脫了物質匱乏,還將開啟與父輩不同的人生。
2018年6月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明確,繼續實施社會服務兜底工程,加快建設為老年人、殘疾人、精神障礙患者等特殊群體提供服務的設施。在中國波瀾壯闊的脫貧攻堅進程中,婦女、兒童、老人、殘疾人、精神障礙患者等每一個弱勢群體,都不曾被忘記。他們的生存權、發展權得到更為優先的照顧和安排。
以“人”為尺度的小康,源於“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在扶貧的路上,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家庭,丟下一個貧困群眾。”這一思想正在全國各地得到切實貫徹和執行。
為全球減貧事業提供中國經驗
貧困是一種世界現象,眾多美西方學者對貧困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以“涓滴理論”為例,此理論認為貧困問題的解決主要依賴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持續提高,即使沒有社會政策的干預,經濟發展的“滴漏效應”也會影響到社會的貧困階層,從而使得社會貧困問題隨著經濟發展而自然得到解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則把貧困看成是個人的事,與政府無關。這些觀點都是消極看待貧困問題,任其發展而無所作為。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結合自身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減貧之路,為發展中國家減貧提供了可供參考借鑒的中國經驗。
一是責任團隊保障有力。近些年來,中國強化脫貧攻堅領導責任制,實行中央統籌、省(自治區、直轄市)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形成了包括幫扶、動員、監督和考核等在內的扶貧工作制度體系,建立了“五級書記”一起抓扶貧的工作格局。
2015年11月,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召開,22個中西部省(區、市)主要負責人,在脫貧攻堅責任書上鄭重簽名,立下了“軍令狀”。全國共派出25.5萬個駐村工作隊、累計選派290多萬名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幹部到貧困村和軟弱渙散村擔任第一書記或駐村幹部,目前在崗91.8萬人。軍令狀的簽字,骨幹幹部的選派,增強了基層執行力,確保了中央各項脫貧惠農政策精準落地。
二是精準施策到村到戶。2014年,扶貧系統在全國范圍開展貧困識別。建檔立卡使中國貧困數據第一次實現了到村到戶到人。在此基礎上,做到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駐幹部精準、脫貧成效精準,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麼扶、如何退等一系列問題。
三是廣泛開展結對幫扶。中國在經濟建設中形成了對口支援的高效協作機制,這種機制在實踐中不斷成熟,廣泛應用於對口援藏、對口援疆、對口援助四川震後重建、對口援助湖北抗疫等重大國家戰略行動中。在脫貧攻堅過程中,中國形成了東西部扶貧協作機制,把人才支持、市場對接、勞務協作、資金支持等作為協作重點,推進攜手奔小康行動貧困縣全覆蓋。對口地域之間合作建設承接產業轉移的基地,引導企業精準結對幫扶;突出勞務協作,有組織地開展人崗對接,提高協作規模和質量。同時,實化細化縣之間、鄉鎮之間、行政村之間結對幫扶措施。這樣就形成了省份、縣域、鄉鎮、村莊四個層次的對口幫扶網絡。
中央部門和軍隊也加入到定點扶貧中,中央企業開展“百縣萬村”幫扶行動,落實定點扶貧工作責任,把定點扶貧地區脫貧工作納入本單位工作重點,加強工作力量,出台具體幫扶措施。實踐證明,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定點扶貧機制、幫扶機制是行之有效的,先進地區和單位的發展觀念、管理經驗、科技成果也隨之在貧困地區傳播應用。
四是扶貧先扶志,扶志又扶智。中國的脫貧攻堅注重著眼長遠,培育內生動力。各地創辦脫貧攻堅“農民夜校”、“講習所”等,加強思想、文化、道德、法律教育。全面落實教育扶貧政策,實施貧困學生台賬化精準控輟,確保貧困家庭適齡學生不因貧失學輟學。對沒有考上高中的初中生、沒有考上大學的高中生,每年可以給3,000元以上的補助,安排學習職業技能,畢業以後做新型工人。高等教育向貧困地區傾斜,全國向貧困地區每年安排十幾萬名專項招生名額。
9月21日,甘肅省慶陽市鎮原縣新集鎮吳塬村村民張小花(右)和丈夫薛進張展示剛剛拿到的貧困戶脫貧光榮證(圖:新華社)
通過扶志扶智,貧困人口的主觀能動性被調動起來,自主脫貧能力穩步提高。據國務院扶貧辦統計,截至2019年底,建檔立卡人員中,三分之二以上主要靠外出務工和產業脫貧,內生性“造血”收入——工資性收入和生產經營性收入佔比上升,外援式“輸血”收入——轉移性收入佔比逐年下降。
在打好國內脫貧攻堅戰的同時,中國始終倡導並堅定推動形成以聯合國為核心、南北合作為主渠道、南南合作為補充的合作格局,加強減貧國際合作,與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展更多南南合作。中國和緬甸簽署協議,在緬甸推廣中國精準扶貧經驗,助力改善緬甸農村基礎設施條件、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和提高農戶自我發展能力。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和坦桑尼亞總統府計劃委員會合作,建起非洲大陸上第一個村級減貧學習中心。
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的減貧經驗具有較強的可複製性。因為這種模式致力於貧困人口生活質量的全方位提升,而不僅是單純增加收入;致力於通過發展產業、幫助就業來調動貧困人口自身積極性和致富能力,而不僅是簡單的外部援助;致力於提升勞動技能、提高教育質量等長效舉措來防止返貧,而不僅是關注短期效果。
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說,中國的精準扶貧方略是幫助貧困人口、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設定的宏偉目標的唯一途徑,中國的經驗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借鑒。
(作者係國家部委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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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減貧扶貧工作。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減貧扶貧進入新的歷史階段。2020年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目前脫貧攻堅目標任務接近完成,貧困人口從2012年底的9,899萬人減到2019年底的551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降至0.6%。從減貧數量上看,中國是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改革開放40年間,中國共減少貧困人口8.5億多人,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70%,書寫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
文 | 北京 柳道明
在駐村幹部的帶領下,黑龍江省饒河縣西林子鄉小南河村2016年底脫貧出列,2018年所有貧困戶全部脫貧。2019年,小南河村入選第一批全國鄉村旅遊重點村名單。圖為小南河村民蒸大饅頭的場景(圖:新華社)
史無前例的減貧成就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小康”二字出自《詩經》,意為普通百姓過上寬裕殷實的生活,寄託了中華民族數千年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
1979年12月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次提出“小康”目標。上世紀80年代開始,扶貧工作在全國展開。
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中國開始實施精準扶貧,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貧困人口建檔立卡工作,設立扶貧日,建立貧困退出機制,扶貧工作駛入快車道。
從2012年底到2019年底,連續7年每年減貧1,000萬人以上。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後,中國將在歷史上首次徹底消除絕對貧困。
截至2020年2月底,全國832個貧困縣中已有601個宣布摘帽,179個正在進行退出檢查,未摘帽縣還有52個,區域性整體貧困基本得到解決。全國具備條件的建制村已經全部通硬化路,村村都有衛生室和村醫,10.8萬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的辦學條件得到改善,農網供電可靠率達到99%,深度貧困地區貧困村通寬帶比例達到98%,960多萬貧困人口通過易地扶貧搬遷擺脫了“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的困境。
脫貧是有標準的。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國際極端貧困線為每人每天生活費1.90美元。中國的脫貧收入標準是2010年的不變價農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人民幣,下同﹚,按照物價等指數,到2019年底現價是3,218元,到2020年底是4,000元左右。按照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中國標準略高於國際標準。需要指出的是,2019年,全國建檔立卡貧困戶人均純收入已經達到9,808元。
除了收入,中國脫貧標準還有更豐富的內涵——“兩不愁三保障”。“兩不愁”就是不愁吃、不愁穿,目前全國已經實現。“三保障”,一是義務教育有保障,現在各地義務教育保障有力,這個階段失學輟學兒童已經很罕見;二是基本醫療有保障,通過縣級醫院、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的建設,保障貧困人口有地方看病、看得上病。加上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和醫療救助三項制度,基本解決看病難的問題;三是住房安全有保障,全國累計解決了800多萬貧困戶的住房安全問題,飲水安全也列入保障範圍。
收入達標加上“兩不愁三保障”,使得中國的脫貧標準遠遠高於國際標準。也就是說,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中國的減貧成就在全世界都是史無前例的。
以“人”為尺度的小康
貧困不僅是經濟層面的問題,還直接關係基本的公民權利能否實現。中國在減貧脫貧工作中始終遵循“生存權、發展權是首要人權”的理念,為貧困人口的發展權提供了切實保障。中國的脫貧攻堅是以“人”為尺度的,每一個脫貧的人、脫貧的家庭過上了更高質量的生活,有了更多選擇的自由。
2016年10月,中國發布《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白皮書指出,中國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用法治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實現共同富裕。
在甘肅省東鄉縣拱北灣村,村民馬秀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這樣說:“以前花錢只能管婆婆和老公要,現在自己掙錢了,底氣足了,不僅能補貼家用,還能買自己喜歡的東西。大家在一起,見識多了,笑聲也多了!”受益於政府部門幫扶建設的扶貧車間,廣大農村婦女在家門口實現了就業。從這位普通農村婦女的話中可以讀出,她們的就業不止是增加了家庭收入,而且提高了家庭地位,通過工作增加了見識,有了獨立的社交關係。脫貧帶給她們的是主體意識的解放和覺醒,人的自尊的提升。
9月17日,在福建省平和縣,蜜柚營銷負責人曾坤龍(左)跟快手主播們一起通過直播銷售蜜柚。依靠蜜柚等產業,2019年,平和縣正式退出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圖:新華社)
教育有保障是脫貧攻堅治本之策,只有貧困人口子女都能接受良好的基礎教育,才能具備就業創業能力,切斷貧困代際傳遞,徹底“斬窮根”。
在中國最大的易地生態移民安置區——寧夏吳忠市紅寺堡區,國家層面、寧夏回族自治區層面的教育扶貧政策在這裡落地,高中、中職、高職、大學本科等階段的建檔立卡戶學生,以及非建檔立卡戶二本以上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每人每年可獲得1,000元至7,000元不等的資助。為了穩定這裡的師資,政府按照學校離城市遠近、艱苦程度,核定農村教師補貼,最近的人均每月可享受260元補貼,最遠的可享受860元;每年為45歲以上的教師免費體檢一次。孩子們在易地搬遷的過程中不僅擺脫了物質匱乏,還將開啟與父輩不同的人生。
2018年6月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明確,繼續實施社會服務兜底工程,加快建設為老年人、殘疾人、精神障礙患者等特殊群體提供服務的設施。在中國波瀾壯闊的脫貧攻堅進程中,婦女、兒童、老人、殘疾人、精神障礙患者等每一個弱勢群體,都不曾被忘記。他們的生存權、發展權得到更為優先的照顧和安排。
以“人”為尺度的小康,源於“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在扶貧的路上,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家庭,丟下一個貧困群眾。”這一思想正在全國各地得到切實貫徹和執行。
為全球減貧事業提供中國經驗
貧困是一種世界現象,眾多美西方學者對貧困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以“涓滴理論”為例,此理論認為貧困問題的解決主要依賴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持續提高,即使沒有社會政策的干預,經濟發展的“滴漏效應”也會影響到社會的貧困階層,從而使得社會貧困問題隨著經濟發展而自然得到解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則把貧困看成是個人的事,與政府無關。這些觀點都是消極看待貧困問題,任其發展而無所作為。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結合自身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減貧之路,為發展中國家減貧提供了可供參考借鑒的中國經驗。
一是責任團隊保障有力。近些年來,中國強化脫貧攻堅領導責任制,實行中央統籌、省(自治區、直轄市)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形成了包括幫扶、動員、監督和考核等在內的扶貧工作制度體系,建立了“五級書記”一起抓扶貧的工作格局。
2015年11月,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召開,22個中西部省(區、市)主要負責人,在脫貧攻堅責任書上鄭重簽名,立下了“軍令狀”。全國共派出25.5萬個駐村工作隊、累計選派290多萬名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幹部到貧困村和軟弱渙散村擔任第一書記或駐村幹部,目前在崗91.8萬人。軍令狀的簽字,骨幹幹部的選派,增強了基層執行力,確保了中央各項脫貧惠農政策精準落地。
二是精準施策到村到戶。2014年,扶貧系統在全國范圍開展貧困識別。建檔立卡使中國貧困數據第一次實現了到村到戶到人。在此基礎上,做到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駐幹部精準、脫貧成效精準,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麼扶、如何退等一系列問題。
三是廣泛開展結對幫扶。中國在經濟建設中形成了對口支援的高效協作機制,這種機制在實踐中不斷成熟,廣泛應用於對口援藏、對口援疆、對口援助四川震後重建、對口援助湖北抗疫等重大國家戰略行動中。在脫貧攻堅過程中,中國形成了東西部扶貧協作機制,把人才支持、市場對接、勞務協作、資金支持等作為協作重點,推進攜手奔小康行動貧困縣全覆蓋。對口地域之間合作建設承接產業轉移的基地,引導企業精準結對幫扶;突出勞務協作,有組織地開展人崗對接,提高協作規模和質量。同時,實化細化縣之間、鄉鎮之間、行政村之間結對幫扶措施。這樣就形成了省份、縣域、鄉鎮、村莊四個層次的對口幫扶網絡。
中央部門和軍隊也加入到定點扶貧中,中央企業開展“百縣萬村”幫扶行動,落實定點扶貧工作責任,把定點扶貧地區脫貧工作納入本單位工作重點,加強工作力量,出台具體幫扶措施。實踐證明,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定點扶貧機制、幫扶機制是行之有效的,先進地區和單位的發展觀念、管理經驗、科技成果也隨之在貧困地區傳播應用。
四是扶貧先扶志,扶志又扶智。中國的脫貧攻堅注重著眼長遠,培育內生動力。各地創辦脫貧攻堅“農民夜校”、“講習所”等,加強思想、文化、道德、法律教育。全面落實教育扶貧政策,實施貧困學生台賬化精準控輟,確保貧困家庭適齡學生不因貧失學輟學。對沒有考上高中的初中生、沒有考上大學的高中生,每年可以給3,000元以上的補助,安排學習職業技能,畢業以後做新型工人。高等教育向貧困地區傾斜,全國向貧困地區每年安排十幾萬名專項招生名額。
9月21日,甘肅省慶陽市鎮原縣新集鎮吳塬村村民張小花(右)和丈夫薛進張展示剛剛拿到的貧困戶脫貧光榮證(圖:新華社)
通過扶志扶智,貧困人口的主觀能動性被調動起來,自主脫貧能力穩步提高。據國務院扶貧辦統計,截至2019年底,建檔立卡人員中,三分之二以上主要靠外出務工和產業脫貧,內生性“造血”收入——工資性收入和生產經營性收入佔比上升,外援式“輸血”收入——轉移性收入佔比逐年下降。
在打好國內脫貧攻堅戰的同時,中國始終倡導並堅定推動形成以聯合國為核心、南北合作為主渠道、南南合作為補充的合作格局,加強減貧國際合作,與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展更多南南合作。中國和緬甸簽署協議,在緬甸推廣中國精準扶貧經驗,助力改善緬甸農村基礎設施條件、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和提高農戶自我發展能力。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和坦桑尼亞總統府計劃委員會合作,建起非洲大陸上第一個村級減貧學習中心。
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的減貧經驗具有較強的可複製性。因為這種模式致力於貧困人口生活質量的全方位提升,而不僅是單純增加收入;致力於通過發展產業、幫助就業來調動貧困人口自身積極性和致富能力,而不僅是簡單的外部援助;致力於提升勞動技能、提高教育質量等長效舉措來防止返貧,而不僅是關注短期效果。
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說,中國的精準扶貧方略是幫助貧困人口、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設定的宏偉目標的唯一途徑,中國的經驗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借鑒。
(作者係國家部委研究員)
紫荊專訪|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