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秉堅
在疫情爆發的初期，本港不少專家經已估計秋冬季將會爆發第四波疫情，近日本土感染個案再有上升跡象，抗疫工作必須保持最高狀態，以減輕疫情對本港未來經濟民生的影響。
新冠肺炎是一種高傳染性的疾病，要抗疫必然要減少人群聚集，降低病毒傳播風險，同時亦會無可避免地對社會運作、市民生活習慣造成一定影響。
內地成功抗疫的經驗，一定程度是建基於果斷的“封城”措施之上，這是有賴於社會制度的建設才能達至全民抗疫的效果。然而，在香港的城市管理系統與政治制度之下，特區政府似乎很難將內地的防疫措施直接在香港複製。
筆者從事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為新來港定居人士提供適應生活的培訓及相關服務，服務單位中有“港漂”的同事，有來港家庭團聚的內地居民，同時有少數族裔人士，雖然大家來自五湖四海，但彼此對抗疫的態度均十分一致。在疫症爆發的初期，“港漂”同事在內地返港會主動自我隔離，目的是希望做到最高的預防狀態，這是他們的個人素質。相對於沒有按照政府的隔離措施、自由在社區活動的人士，他們為香港社會帶來的更高的感染風險。若市民能夠將抗疫意識時常都放在首位，即使病毒需要在短時間與人類共存，市民受到感染的風險會大大降低。
為了阻止病毒的擴散，政府強制執行隔離措施，但明顯這種方式治標不治本。過去香港防疫的經驗已告訴市民大眾，正常的生活和社會經濟是必然會受到防疫措施停擺，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會受到深切的影響。在第四波疫情爆發前，政府在衞生防護的工作不能夠再被動，除了“限聚令”這類措施之外，必須加強市民對衞生防護的個人意識，做好社區教育工作，通過與社福機構、學校或社會持份者的協作下，推動各階層和年齡組別的人士加深認識，讓人人都能自律，較不斷加強罰則更有效。
“官民合作”這個概念在香港推動多年，卻基於政府林林總總繁瑣的程式，而未能有效在不同部門與各個民間組織之中普及。政府應在這一次預防第四波疫情的工作上，與社區的持份者協力共同打造一個目標一致的抗疫平臺，並在政府投放的資源與政策上能夠拆牆鬆綁，使相對應的專案和措施能夠更適時在社區推動，做到“官民合作 與民同行”這個簡單的理念。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爲註册社工、香港菁英会副主席
編輯：嚴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