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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荊社評：香港再出發必須從根本上釐清政治體制
日期：
2020-10-12
來源：紫荊
字號：大中小
文｜本刊評論員
經歷“修例風波”和新冠病毒疫情雙重衝擊的香港，正面臨重回發展正軌的關鍵時刻。如何團結全港市民，凝心聚力共同抗疫，重振經濟、改善民生，破解深層次矛盾，實現香港再出發，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然而，新老亂港派無視香港整體利益及市民疾苦，處處搞政治對抗，近期又老調重彈，挑起政治體制之爭，鼓吹“三權分立”，蒙蔽誤導市民，極力挑戰行政長官權威和行政主導體制，企圖阻止香港再出發的步伐，對此，建設力量自然應予堅決反駁。同時必須看到，由於亂港派長期顛倒是非，不僅一些市民在思想上積非為是，實踐中立法擴權、司法獨大現象也屢有發生，阻礙了基本法確定的行政主導體制有效運行，對香港的繁榮穩定也造成影響。當此之際，必須首先釐清政治體制，既講清道理、明辨是非，又完善制度、糾偏正誤，才能為香港再出發提供堅實的政治體制保證。“一國兩制”的構想者鄧小平1987年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就專門指出香港不適宜搞“三權分立”，這是基本法起草的重要指導原則，貫徹基本法起草的全過程。從基本法明文條款規定看，行政長官在特區政治體制中處於“雙首長”“雙負責”、超然於“三權”的核心地位，負責執行基本法，執行中央人民政府指令，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布法律，任免法官等。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分工負責，行政、立法機關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相互監督，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都通過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由此可見，香港的政治體制問題法有明文，早有定論，再也清楚不過。但反對派每隔三五年，總要跳出來，揮舞“三權分立”的旗子鼓噪一番，絕不是因為他們不清楚基本法的規定，而是他們認定，只要反復翻炒，總會有人糊塗受騙，也總能給香港攪局添亂，這樣才好向西方主子交差討賞。回過頭看，反對派長期在政治體制上絞盡腦汁鼓風起浪，也確實對香港造成不少傷害。從認識上看，不少市民對政治體制的看法被反對派嚴重誤導，習非成是、誤入歧途。反對派對基本法條文視而不見，提出種種錯漏百出的歪理邪說，操縱一些媒體進行轟炸式渲染，打著“大律師”“教授”的專業幌子搖唇鼓舌，甚至滲透霸佔學校教科書。不少市民包括青少年被洗腦，對“一國兩制”下香港憲制秩序產生錯誤認識，給“自決”乃至“港獨”等分離思潮氾濫埋下重大政治隱患。從實踐上看，香港政治體制運作出現偏差，立法擴權、司法獨大。在所謂“三權分立”幌子下，反對派議員假借權力制衡之名，濫用議事規則瘋狂“拉布”“流會”，進行“攬炒”，肆無忌憚騎劫議會，癱瘓施政；超越基本法和現行香港法律規定，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頻頻提出“不信任案”；一些議員還長期利用議事規則漏洞，提出違反基本法條文的提案，形成議事規則凌駕基本法的荒唐局面；部分激進派議員更濫用權力，抹黑中央，為挑戰“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違法暴力惡行撐腰。司法機關早在回歸初期處理“居留權案”中就出現擴權傾向，甚至宣稱對全國人大和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行為有違憲審查權。近年一些法官判決缺乏量刑標準，個別法官政治凌駕法治，變相為黑暴犯罪張目。近日多宗涉及“修例風波”及反對派政治人物相關案件的量刑更是備受爭議，被認為是“警察拉人，法官放人”，違法暴徒從輕發落，判刑也多是服務令，動輒便予以保釋，以致大批嫌犯畏罪潛逃。從效果上看，特區政府施政嚴重受阻，經濟受損、法治不彰。在反對派“拉布”下，創科局耗時3年才成立，文化局因“拉布”胎死腹中，“明日大嶼”計劃被迫擱置，啟動遙遙無期。反對派濫用司法覆核阻撓施政，司法覆核許可的申請總數由1997年的112宗，大幅增加至2019年的3,889宗，給社會帶來重大經濟損失，更帶來嚴重惡劣的社會政治影響。遠的如公民黨支持的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引致工程延期最少造成65億港元額外工程費，近的如去年“修例風波”期間，法院一度裁定行政長官引用緊急法訂立的《禁止蒙面規例》違憲，引致全國人大法工委發出批駁聲明。當前，“修例風波”已漸平息，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給反中亂港分子帶來極大震懾，反對派敗相顯露，但不會善罷甘休。他們再次鼓吹“三權分立”，就是妄圖故伎重施，進一步削弱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必須看到，雖然實行行政主導已有明確定論，但過去反對派鼓吹“三權分立”屢屢得手、造成破壞，說明關於政治體制的法律制度還有反對派可以利用的漏洞，特區政治體制的實際運行還存在明顯偏差，行政主導的配套體制機制還不夠完善。當務之急，除了明辨是非、講清道理，必須下決心推動一系列結構性變革，使香港政治體制重回基本法規定的正軌。要強化中央在確定香港政治體制中的主導作用。香港特區實行的制度包括政治體制，是由憲法及基本法加以規定的，是國家事務、中央事權。中央需要發揮主導者角色，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對港全面管治權，對香港的政治體制進行制度性糾偏。要堅決維護行政長官在特別行政區的核心地位。進一步完善中央對行政長官的實質任命制度，維護行政長官的“雙首長”地位，落實行政長官依據基本法執行權，處理與基本法相抵觸的立法會議事規則事宜、議員違反憲制誓言喪失出任資格事宜等，完善行政長官對法官的實質任命。要確保立法司法機關在憲制範圍內行使權力。落實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關於立法會議員參選資格、公平選舉、宣誓就職及喪失資格的規定，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立法會議事規則與基本法條文相抵觸的內容應儘快糾正。研究推動司法改革，回應市民設立監察司法及量刑委員會、設置專責處理司法覆核申請的法庭、加強法官憲法與基本法培訓等呼聲，從制度上避免司法政治化，保證真正的司法獨立，挽回司法信心。香港正迎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必須趁勢而上，從根本上為香港政治體制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回歸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和行政主導，確保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有效施政。唯有如此，香港才能突破困境，減少內耗，昂首闊步踏上再出發之路。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
紫荊社評：香港再出發必須從根本上釐清政治體制
2020-10-12 13:38
+關註
文｜本刊評論員
經歷“修例風波”和新冠病毒疫情雙重衝擊的香港，正面臨重回發展正軌的關鍵時刻。如何團結全港市民，凝心聚力共同抗疫，重振經濟、改善民生，破解深層次矛盾，實現香港再出發，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然而，新老亂港派無視香港整體利益及市民疾苦，處處搞政治對抗，近期又老調重彈，挑起政治體制之爭，鼓吹“三權分立”，蒙蔽誤導市民，極力挑戰行政長官權威和行政主導體制，企圖阻止香港再出發的步伐，對此，建設力量自然應予堅決反駁。同時必須看到，由於亂港派長期顛倒是非，不僅一些市民在思想上積非為是，實踐中立法擴權、司法獨大現象也屢有發生，阻礙了基本法確定的行政主導體制有效運行，對香港的繁榮穩定也造成影響。當此之際，必須首先釐清政治體制，既講清道理、明辨是非，又完善制度、糾偏正誤，才能為香港再出發提供堅實的政治體制保證。“一國兩制”的構想者鄧小平1987年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就專門指出香港不適宜搞“三權分立”，這是基本法起草的重要指導原則，貫徹基本法起草的全過程。從基本法明文條款規定看，行政長官在特區政治體制中處於“雙首長”“雙負責”、超然於“三權”的核心地位，負責執行基本法，執行中央人民政府指令，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布法律，任免法官等。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分工負責，行政、立法機關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相互監督，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都通過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由此可見，香港的政治體制問題法有明文，早有定論，再也清楚不過。但反對派每隔三五年，總要跳出來，揮舞“三權分立”的旗子鼓噪一番，絕不是因為他們不清楚基本法的規定，而是他們認定，只要反復翻炒，總會有人糊塗受騙，也總能給香港攪局添亂，這樣才好向西方主子交差討賞。回過頭看，反對派長期在政治體制上絞盡腦汁鼓風起浪，也確實對香港造成不少傷害。從認識上看，不少市民對政治體制的看法被反對派嚴重誤導，習非成是、誤入歧途。反對派對基本法條文視而不見，提出種種錯漏百出的歪理邪說，操縱一些媒體進行轟炸式渲染，打著“大律師”“教授”的專業幌子搖唇鼓舌，甚至滲透霸佔學校教科書。不少市民包括青少年被洗腦，對“一國兩制”下香港憲制秩序產生錯誤認識，給“自決”乃至“港獨”等分離思潮氾濫埋下重大政治隱患。從實踐上看，香港政治體制運作出現偏差，立法擴權、司法獨大。在所謂“三權分立”幌子下，反對派議員假借權力制衡之名，濫用議事規則瘋狂“拉布”“流會”，進行“攬炒”，肆無忌憚騎劫議會，癱瘓施政；超越基本法和現行香港法律規定，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頻頻提出“不信任案”；一些議員還長期利用議事規則漏洞，提出違反基本法條文的提案，形成議事規則凌駕基本法的荒唐局面；部分激進派議員更濫用權力，抹黑中央，為挑戰“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違法暴力惡行撐腰。司法機關早在回歸初期處理“居留權案”中就出現擴權傾向，甚至宣稱對全國人大和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行為有違憲審查權。近年一些法官判決缺乏量刑標準，個別法官政治凌駕法治，變相為黑暴犯罪張目。近日多宗涉及“修例風波”及反對派政治人物相關案件的量刑更是備受爭議，被認為是“警察拉人，法官放人”，違法暴徒從輕發落，判刑也多是服務令，動輒便予以保釋，以致大批嫌犯畏罪潛逃。從效果上看，特區政府施政嚴重受阻，經濟受損、法治不彰。在反對派“拉布”下，創科局耗時3年才成立，文化局因“拉布”胎死腹中，“明日大嶼”計劃被迫擱置，啟動遙遙無期。反對派濫用司法覆核阻撓施政，司法覆核許可的申請總數由1997年的112宗，大幅增加至2019年的3,889宗，給社會帶來重大經濟損失，更帶來嚴重惡劣的社會政治影響。遠的如公民黨支持的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引致工程延期最少造成65億港元額外工程費，近的如去年“修例風波”期間，法院一度裁定行政長官引用緊急法訂立的《禁止蒙面規例》違憲，引致全國人大法工委發出批駁聲明。當前，“修例風波”已漸平息，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給反中亂港分子帶來極大震懾，反對派敗相顯露，但不會善罷甘休。他們再次鼓吹“三權分立”，就是妄圖故伎重施，進一步削弱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必須看到，雖然實行行政主導已有明確定論，但過去反對派鼓吹“三權分立”屢屢得手、造成破壞，說明關於政治體制的法律制度還有反對派可以利用的漏洞，特區政治體制的實際運行還存在明顯偏差，行政主導的配套體制機制還不夠完善。當務之急，除了明辨是非、講清道理，必須下決心推動一系列結構性變革，使香港政治體制重回基本法規定的正軌。要強化中央在確定香港政治體制中的主導作用。香港特區實行的制度包括政治體制，是由憲法及基本法加以規定的，是國家事務、中央事權。中央需要發揮主導者角色，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對港全面管治權，對香港的政治體制進行制度性糾偏。要堅決維護行政長官在特別行政區的核心地位。進一步完善中央對行政長官的實質任命制度，維護行政長官的“雙首長”地位，落實行政長官依據基本法執行權，處理與基本法相抵觸的立法會議事規則事宜、議員違反憲制誓言喪失出任資格事宜等，完善行政長官對法官的實質任命。要確保立法司法機關在憲制範圍內行使權力。落實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關於立法會議員參選資格、公平選舉、宣誓就職及喪失資格的規定，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立法會議事規則與基本法條文相抵觸的內容應儘快糾正。研究推動司法改革，回應市民設立監察司法及量刑委員會、設置專責處理司法覆核申請的法庭、加強法官憲法與基本法培訓等呼聲，從制度上避免司法政治化，保證真正的司法獨立，挽回司法信心。香港正迎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必須趁勢而上，從根本上為香港政治體制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回歸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和行政主導，確保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有效施政。唯有如此，香港才能突破困境，減少內耗，昂首闊步踏上再出發之路。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10月號
紫荊社評：香港再出發必須從根本上釐清政治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