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煒光

國家主席習近平說深圳「用40年時間走過了國外一些國際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歷程」，這「確實是中國人民創造的世界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習近平沒有明言是哪些國際化大都市，但毗鄰深圳的香港便一直自詡是國際化大都市，而香港也確實走了170多年才走到今天的境地。深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埋頭苦幹下，成功創造了「奇跡」，這怎能不教港人深思。我們的出路在哪？問題在哪？挑戰在哪？答案在哪？深圳今天已明顯超過香港，再過10年，深圳特區成立50年時，香港會是怎樣？會否是墮後、墮後再墮後，以至失去璀燦光芒？

反對派一定說「只要有政制改革，社會利益透過民主政制作合理分配，那麼香港社會便一定能進步了」。這其實只是wishful thinking(妄想)。西方政體近年已經證明所謂Democracy（民主）已變質為 Vetocracy（否定式民主），民粹主義當頭，不講科學理性的發展規律，凡事只是各種公權力在互相羈絆，而不是一條心向前發展。香港自回歸祖國23年以來，民主制度確實是發展了，以前我們連英廷會派誰來當港督也無從置喙，1997年開始我們的特首是選舉產生的、以前的立法會一百多年都沒有民選議席，直到1985年因為香港即將回歸，才引入功能團體這間接選舉，到了今天直接選舉和類近直接選舉（「超級區議會」議席）已在立法會過半了；但香港的政局卻只是日趨混亂，深層次問題如樓價超高、年青人無法上流等問題卻不斷惡化。香港除了實踐了Vetocracy外, 毫無寸進。然而毗鄰的深圳在這23年裏卻凱歌猛進，華為、騰訊、大疆不斷壯大，以至名揚世界。華為和騰訊更因為太成功，美國無力招架，還招來美國政府以粗暴方法打壓。回望香港這23年，能有這樣的企業成功發展起來？

習主席在總結深圳發展的十條經驗時，第一條便說要「始終保持經濟特區建設正確方向」，又說要「以思想破冰引領改革突圍」。香港因為是「一國兩制」，不可能照跟深圳，但任何城市發展都不能沒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像香港在回歸23年來，遇事便只懂閙哄哄，然後互拖後腿，這只是透過「否定」來彰顯所謂「民主」，犠牲的是香港的發展和全體港人的利益，鞏固的是在回歸前便存在的大利益集團和憑口舌（近年則加上「勇武」）上位的宵小政客。基本法的政制設計本來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令香港可以在回歸後更放光芒。但在境內外勢力的肆意阻撓下，在司法機關無限擴權的情況下，香港發展被大大滯礙了，舉其重要的有：

2019年10月，行政長官援引存在近百年的《緊急法》設立《禁止蒙面規例》（《禁蒙面法》），法庭竟然判決不合憲，令香港局面更難收拾。

2011年4月18日，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香港高等法院判決香港環境保護署署長敗訴，決定撤銷對工程批出的環境許可證。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工程被迫延遲動工。雖然港府最終上訴得值，但要多付逾80億公帑。法官一紙判決，80億港元便浪費了。

香港的部分法官們肆意擴權，拖香港發展後腿，儼然一副主宰香港發展的架勢；但在2014年6月中央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把「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視為「治港者」一份子時，香港法律界尤其反對派又呱呱叫，說影響「司法獨立」。這種自相矛盾的態度，輸的只是香港的整體利益。

其實司法界要有獨立審判權，並無不妥，但其審判標準除了法治外，還要有國家，有香港，要時刻考慮國家和香港的整體利益，而不是把香港抽空作為法治概念試驗場或烏托邦，肆意把「自由、民主、人權」無限詮釋，反對派趨之若鶩的西方「司法獨立」也絕不是這樣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就任時便必須對憲法宣誓，承諾「對付美國海內外的敵人」，這便是在「履行獨立審判時，心中要有國家」的經典範例。再說一次，這不代表一定要判政府贏，而是作出判決時不會不考慮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不會把香港抽空為一個無國家無整體利益，只管實踐「人權」理念的烏托邦。

回說香港要發展，不想在10年後被深圳更大幅地拋離，第一步便是通關。當然，這是在疫情受控下通關。怎樣做，例如援引《緊急法》規定全民強制檢測（注意是：強制），切實找出隱形患者，否則香港疫情沒完沒了，縱使勉強通了關，只會引來更大的危機，甚至禍及深圳和國家以至全球。然而一旦這樣做，法庭又會伸出它的手，說這措施違反人權，又把香港視為「人權烏托邦」，於是香港又再度原地踏步，伊於胡底，再一次顯現Vetocracy的「威力」。這是關心香港的人所願見嗎？時不我待，香港若不重回行政主導的正軌，下苦功追落後，只會更落後！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爲前新聞統籌專員、公關顧問

編輯：嚴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