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國際國內環境的新變化和新挑戰，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內地啟動經濟發展新模式，將加快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程。香港應該抓住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歷史性機遇，著力打造內地經濟雙循環的關鍵節點，在助力內地經濟重塑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進程中開拓自身的發展空間。

文 | 香港      鄂志寰

疫情帶來全球經濟增長分化

債務積累增加金融脆弱性

新冠肺炎疫情給當前國際經濟環境帶來四個重大變化。

第一，全球經濟板塊結構性調整加速。疫情對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造成衝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分別為-4.4%及5.2%，即2020年大部分經濟體將陷入嚴重衰退，中國或將是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美國GDP減少4.3%，歐元區GDP減少8.3%，日本GDP減少5.3%，俄羅斯和巴西等出現深度經濟衰退。

從今年前兩個季度各主要經濟體實質GDP年增長率看，差距更加顯著：美國分別為0.3%和-9.5%，終結了自“二戰”以來最長的經濟擴張期；歐元區為-3.1%和-15%；日本為-1.8%和-9.9%；中國內地為-6.8%和3.2%。三季度逐步復工復產，預計全球經濟出現反彈，但疫情尚未受控，經濟總體規模仍低於疫情前水平。

疫情帶來的全球經濟增長分化將加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啟動的全球經濟板塊再平衡進程，新興市場將成為未來一個時期全球經濟增長的主力。2008年，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佔比為44.7%，2018年該比例上升到59.2%。近年來，亞太區經濟快速融合，完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推動區內經貿往來，“一帶一路”建設打造全球互聯互通的物理條件和人文環境，擴大全球有效需求，進一步提升新興經濟體的增長動能，擴大新興經濟體的國際影響力。

第二，現行全球產業鏈的正常運轉被打破。疫情引發全球需求和供給同步收縮，導致國際貿易、投資活動停滯，疫情及控疫措施切斷人員和貨物的跨國流動，持續影響國際貿易環境和投資增長，打破現行全球產業鏈的正常運轉，影響全球營商環境，破壞全球化發展的基礎。全球貿易和投資較長時間內難以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

今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新全年貿易預測，認為全年貿易將下降10.4%，世界貿易組織發布的全球貿易展望中預測今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將下降9.2%。在跨境直接投資（FDI）方面，聯合國貿發會議最近發布的預測認為，今年全球FDI將下降30%到40%，2021年可能在今年的基礎上繼續下跌5%到10%。

“二戰”後全球治理體系的基礎是自由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有助於實現福利的全球性改善。其核心要義是鼓勵要素資源跨國配置，實現貨物、服務、資金、人流等跨境流動，促進比較優勢分工，把工序外包到生產成本較低的經濟體，生產和出口國以及消費和進口國均能在全球化的資源配置中獲益。從理論上講，不同經濟體都能按比較優勢分工獲得相應的好處。因此，雖然從歷史視角看，全球化進程速度時有起伏，但全球化發展具有很強大的慣性，不以個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不會因為某些暫時的困難和問題而出現根本性的逆轉。

第三，全球經濟高度依賴宏觀政策刺激，債務積累增加金融脆弱性。當前海外疫情仍在持續，美國、印度確診繼續高增，歐洲夏季度假潮引發新一波疫情，日韓疫情重現上升勢頭，美國、歐元區、日本等普遍推出大規模財政刺激政策，導致政府債務急劇攀升。

在疫情初起階段，全球美元流動性一度抽緊，引發新興市場美元荒和金融動盪。長期來看，美元資產低利率，歐元及日元資產負利率將持續主導金融市場活動，也將改變資本流動全球配置模式。

疫情之下，全球主要央行採取更大幅度的減息和放寬借貸等措施應對經濟衰退，引起全球債務規模加速攀升。國際金融協會統計顯示，截至2019年三季度，全球債務總額達252.6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的322%。國際資本氾濫積聚金融風險，債務積累可能引發系統性危機，增加金融脆弱性。

第四，大國博弈常態化，國際競爭推動全球經濟進入多極發展新階段。疫情引起史上罕見的深度經濟衰退，企業倒閉和失業攀升加劇社會動盪，進一步拉大社會收入差距，給普通民眾帶來整體福利損失，也為2008年以來長期經濟低迷導致的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動力”。

在各國抗擊疫情的同時，部分美歐政客為掩飾自身應對疫情不力，祭起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大旗，把高科技和金融行業作為貿易戰的主戰場，加大全球範圍內對跨境投資和收購的限制。美國對中國實施的新一輪科技打壓、媒體封鎖、軍事挑釁、外交圍堵等霸權行徑，短期看有美國總統特朗普為在11月美國大選中爭取連任造勢的考慮，但是，也意味著美國已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及其全球影響力和話語權的最大威脅。無論特朗普是否連任，針對中國並尋求與其他國家“抱團”打壓中國正在成為美國朝野的共識和長期戰略。因此，貿易科技摩擦和金融脫鉤可能成為全球新的系統性風險因素。

內地經濟率先走出疫情帶來的

經濟下行區間 

開啟經濟高質量發展

新的戰略機遇期

內地最早受疫情影響，也最快走出疫情。在有效防控下，內地自二季度始實體經濟強勁反彈，第三季度在第二季同比增長3.2%的基礎上實現4.9%的更快增長，前三季度GDP正增長0.7%，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出現GDP正增長的罕見亮點，並將進一步縮小與美國經濟規模差距。

從長期看，內地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把宏觀政策空間用好，確保不出現重大系統性金融風險，GDP增長速度可以較長期保持領先優勢，在未來30年內，內地實際GDP總量完全可能超越美國，開啟新的戰略機遇期。

短期內，內地宏觀政策在“六穩”“六保”中尋求動態平衡，財政政策積極有為、貨幣政策靈活適度，精準導向，優化結構，促進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和製造業中長期貸款合理增長，為實體經濟穩健增長提供重要支撑，夯實國內大循環的現實基礎。

首先，國內大循環的突出內涵是內需拉動、消費升級。預計內地消費市場規模將很快超過美國。

內地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集中解決各種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為接下來的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活力。

在內地經濟高質量發展新階段，投資和出口拉動將轉換為以消費為主體的內需拉動，目前內地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接近6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消費規模的95.7%，預計消費市場規模將很快超過美國。擴大內需的關鍵是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同時，進一步提升收入分配的合理性，有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目前內地人均GDP約為1萬美元，經濟高質量發展將為居民收入帶來巨大的提升空間。

其次，要進一步發揮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引領作用。降低對國外市場的依存度。

從全球範圍看，疫情之下，各類線上活動大幅度增加，數字經濟、生命健康等快速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新源泉。內地提出“新基建”藍圖，強調核心技術自主創新，把科技創新作為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要素，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從國際分工轉向國內分工為主，降低對國外市場的依存度。

第三，發揮國內大市場的優勢，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能否相互促進的關鍵在於高水準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及開放涉及的方位、層次和領域，其中，金融雙向開放是探索建設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的關鍵一環，具有牽一髮動全身的重要性。近年來，中國金融業相繼出台各項對外開放措施，鼓勵外資深度參與中國的銀行、保險、證券等業務，並針對一些領域提前了開放時間表，在理財公司、養老金管理公司以及債券承銷等方面設定了新的開放目標。

金融市場是金融業對外開放的重要領域，尤其是資本市場是金融開放的主戰場，要不斷優化市場融資結構，拓寬企業和實體經濟的直接融資渠道，培育資本市場的國際競爭力，提升貨幣政策傳導實體經濟的效率。

新一輪金融市場開放將進一步提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構建新的人民幣國際化生態系統，提升對實體經濟的服務能力，提升經濟增長的品質和效率，形成商品和要素充分流動的現代化市場體系。

香港應充分發揮營商環境和

國際金融中心優勢

在內地經濟雙循環

新體系中尋找切入點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要素跨境流動的制度創新和政策突破，可以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格局提供前瞻性探索。圖為8月26日正式開通的蓮塘/香園圍口岸，粵港澳大灣區自此再添一條物流大通道（圖：新華社）

內地啟動經濟發展新模式，香港應在內地經濟雙循環新體系中尋找切入點，發揮新的關鍵節點功能。

一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為雙循環開路搭橋，為內地完善自貿區和自由貿易港體系建設打造高水平對外開放示範節點。推動大灣區要素跨境流動的制度創新和政策突破可以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提供前瞻性探索。香港在大灣區城市群中最獨特的優勢是營商環境。長期以來，香港為各類投資者和市場主體提供安全、高效的經營環境，有來自世界主要國家/地區的1,541家地區總部、2,490家地區辦事處和5,009家當地辦事處，對不少國際投資者和跨國企業來說，香港是他們投資內地市場的首選渠道。在雙循環契機下，香港應持續保持並優化自身營商環境，爭取提升在大灣區金融業等方面的功能定位，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為雙循環開路搭橋，也為大灣區其他城市改善營商環境提供可以借鑒的市場理念和相關的制度設計。

與此同時，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其對外開放程度對於內地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具有很強的指標性和示範性。內地在推進自貿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中，都把考察和借鑒香港百年自由港的發展經驗作為重要內容，尤其注重學習香港在貿易往來、企業經營、貨幣流通、人員和資訊流通等方面的成功做法。從這個角度看，香港還可以在為內地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方面提供具體可行的政策建議。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好橋樑作用和鏡鑒作用，也將獲得國家的更多支持，從而拓闊自身發展空間。

二是打造中資企業“走出去”布局輻射節點。長期以來，大量中資企業把香港作為“走出去”的第一站，在香港完成海外發展的區域布局，以香港為基地擴大海外業務輻射，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增加重要行業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

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求更多的企業對接國際大循環，尤其是內地有影響力的行業龍頭企業加入“走出去”隊伍。在香港進行投資布局，建立海外或區域總部，可以提升“走出去”的效率，控制相關風險。吸引更多中資企業來港可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活力。三是打造創科合作領先行業節點。香港擁有扎實的基礎科研力量和創新能力，在生物醫學、神經科學、基因組學、疫苗技術、幹細胞技術等領域具有國際領先水準的研究實力。香港科技創新支持系統較為完善，建立了高度開放和與國際接軌的科研體系，知識財產權保護達到國際較高水準，吸引了大量高質素的創新人才，建立了國際領先的高等教育學科體系。香港可以充分發揮以上制度優勢和先發優勢，與內地創新型企業和先進製造、高端製造等行業深化合作，推動科研成果加快轉化為適應市場需求的產品和服務，共同開發內地市場，為內地科技創新產業發展服務。此外，應當鼓勵具有優勢和吸引力的創新科技型企業選擇香港市場，為香港經濟提供新的增長動力，促進香港經濟轉型，協助化解香港面臨的深層次矛盾和風險。

四是打造金融開放節點，提升香港對內地經濟價值的總體體現。香港是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其外匯市場在亞洲排名第二、全球排名第四，銀行間接融資和股票直接融資發達，債券融資規模相對較小。香港金融業2018年增加值為5,328億港元，佔GDP的19.7%，就業人數26.3萬人，佔香港總體就業人數的6.8%。金融市場對香港的經濟、民生具有重大意義，也關係到中國內地對內對外雙向開放、“一帶一路”建設、人民幣國際化等重要發展戰略的實施成效。今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等四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金融支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關於金融業的主導意見落實到銀行、證券、保險等具體業務領域，推動大灣區金融業合作，並推動香港金融業全面提升在大灣區的功能定位。

香港恒生指數有限公司7月27日推出恒生科技指數，追蹤經篩選後市值最大的30家在香港上市的科技企業，其中包括內地企業阿里巴巴、騰訊控股、美團點評、小米集團等（圖：中新社）

順應疫情暴發後的全球經濟金融發展方向，香港金融業應從四個方面突出自身的節點定位：

第一，發揮好內地企業境外融資平台的主體作用，為香港資本市場增添新的增長點。目前，香港銀行對內地相關貸款約45,640億港元，佔所有貸款的4成以上；在香港上市H股、紅籌股及民營企業總市值達3.4萬億美元，佔市場總值的73%；自1993年到2019年底，內地企業通過發行股票在香港集資超過8,000億美元。最近，美國收緊對中國內地上市公司的規定，中概股在美退市風險攀升，一些中概股選擇來香港第二上市，阿里巴巴、京東、網易相繼在港發行新股，預計2020年全年香港將有130多隻新股上市，融資額可能達到1,600億到2,200億港元，

第二，做推動中資銀行國際化發展的大本營。截至2019年底，香港164家持牌銀行中有30家來自中國內地，中資銀行資產達8.8萬億港元，佔市場總額的36%；中資銀行存款達5.1萬億港元，佔市場總額的37.1%；中資銀行貸款達3.9萬億港元，佔市場總額的38%。

第三，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離岸支撐。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佔全球人民幣支付交易約75%，截至2019年底人民幣存款餘額（含存款證）為6,580億元。

第四，有效防控金融風險及外部衝擊。香港作為小型外向型經濟體和資金自由港，很容易受到外部風險事件的衝擊，香港實體經濟缺乏新的增長點，產業固化，一旦風險不能在短期內及時控制，就易加劇長期積累的矛盾，致使局部動盪擴散成為全面危機。從歷史上看，香港作為中國內地和西方世界之間的緩衝區，為中西政治、經濟、社會交流提供舞台。西方各經濟體在香港積累了巨大利益，各種利益相關者在這裡相互影響，相互制衡。因此，應對香港金融風險問題要跳出香港金融自身，進行全域性的思考和長期性的布局。今年以來，美國針對香港發動的制裁是美國金融霸權和美元霸權的體現，需要國家層面從戰略戰術的角度統籌應對：從戰略上堅定信心，久久為功打好持久戰；從戰術上攻防結合，保存實力，靈活應對，有效維護香港金融市場穩定，全力提升風險應對能力。

編輯：哈元源、莫潔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