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一鳴
這個標題如果作為學術討論，學者引經據典，可以出一本書，但在本港當下，這是一個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警方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嘉銓日前去信四個傳媒界團體，指警方將修訂《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涵蓋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GNMIS）的傳媒機構，或者國際認可和知名的非本地新聞通訊社、報章、雜誌、電台和電視廣播機構的記者、攝影師和電視台工作人員。當日筆者接受報章訪問，表示支持警方的修訂。
連日來坊間對警方修訂“傳媒代表”定義的做法有不少爭議，有的業界團體表示激烈反對，認為警方的做法打壓新聞自由，筆者對此並不感到奇怪，他們對警方的任何做法，反對是唯一選項。筆者支持警方的修訂，是建基於一個業界常識：新聞記者需要擁有專業知識和訓練，才能做好公眾“看門狗”（WATCHDOG）的角色，保障公眾知情權。
撇開政治立場，讓我們先看看事實，根據政府新聞處資料，目前符合警方修訂後的“傳媒代表”定義的新聞機構共有206家，即是香港平均三萬多人擁有一家媒體，筆者孤陋寡聞，不知道全世界有多少個700多萬人口的城市擁有逾200家媒體，但相信這應該不是一個小數目。警方今次修訂的標準，其實非常寬鬆，看看這206家符合新定義的媒體機構，規模有大有小，涵蓋所有政治光譜，當中包括眾所周知其創辦人打正旗號“聯美反中”的傳媒機構，以及部分持激進政治立場的網媒，因此，所謂警方此舉意在政治打壓的指摘，似乎缺乏依據。
再看另外一些事實。去年“修例風波”，在示威衝突現場採訪的“新聞記者”常常多到令人難以置信，有時候甚至出現黃背心人數比示威者還多的怪現象。不僅記者多，而且記者屢屢成為新聞的主角，而成為新聞主角的“新聞記者”，往往來自一些未註冊或剛剛成立的網媒，也有的來自校園媒體，甚至有的是沒有受聘於任何媒體的所謂“公民記者”等，例如三個廣受矚目的個案：一名古稀退休牧師突然穿上黃背心跑到示威衝突現場充當記者，還因此成為新聞人物接受某報專訪大談新聞自由；一名自稱網媒記者在臉書直播時，將鏡頭對準一名正在執勤女警的身體某個部位，滿口粗言穢語；還有一次是警方在商場執行任務，一名十二三歲的“記者”在示威現場用一部手機“採訪”，被警方盤查時竟然出示“記者證”。
這些前所未有的傳媒怪現象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一些所謂記者根本沒有接受過任何正式新聞專業學習和訓練，真實、客觀、公正這些新聞報道基本原則對他們並不存在，他們或是侍應、助理、經紀、教師、無業者等等，以為能拿起手機拍照錄音錄影然後放上網，就能當記者，他們當中也的確有人輕而易舉向個別團體申請到一張“記者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自去年年中以來，記者的形象，由受人尊敬的“無冕之王”，變成人人都是記者，“一哥”鄧炳強形容這種現象叫做“任何人記者”，傳統意義上的新聞記者專業形象專業精神蕩然無存，傳媒公信力大受衝擊，這種情況，無論對傳媒業界本身，還是對廣大市民受眾，究竟好處在哪？有人硬要將這種傳媒亂象說成是新聞自由，其實大家都明白是怎麼回事。
警方修訂“傳媒代表”定義，相信出發點並非為了幫助傳媒提升專業形象，更不是要打壓傳媒，而主要是基於警隊執法上的實際考量。警方亦不可能不知道社會對任何關於傳媒事情都非常敏感，但沒有因為怕事而迴避這個問題，迎難而上，這點在今時今日尤為難得。將部分連向新聞處登記GNMIS都不做的所謂網媒、自媒體和假記者排除在現場採訪安排之外，既有助減少對執法行動的影響，亦有助減少對大部分真正的記者正常採訪的干擾，客觀上亦有助提升記者的專業形象，這樣的修訂，沒有理由不支持。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香港資深媒體人，三策智庫高級研究員
編輯：潘麗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