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6月，中國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成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內的10人代表團參加舊金山制憲會議。 依國際正義處理國際爭端、由大會發展和修改國際法、促進教育文化合作事業等三項“中國建議”被寫入《聯合國憲章》，為聯合國的創建作出了獨特貢獻。 按照四個發起國英文首字母順序，中國是第一個在憲章上簽字的國家。 中國為反法西斯戰爭作出巨大犧牲和重大貢獻，當之無愧地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從而確立了在國際社會的大國身份和地位。

1971年10月25日晚近10點，在紐約聯合國會議大廳裡，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進行的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以76票讚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全面恢復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 圖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左一）在會場開懷大笑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通過第2,758號决議，新中國重返聯合國，包括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使聯合國真正成為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和權威性的國際組織。 20天后，以喬冠華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出席第26届聯大，許多會員國在大會上致歡迎詞，整整持續了六個小時。 喬冠華團長在會場開懷大笑，被西方記者形容為“震碎了聯合國議事大廳的玻璃”。 以《喬的笑》為題的照片登上了《紐約時報》，還獲得了普利策新聞攝影大獎。 由于中國大陸當時正處在“文革”之中，與世界聯繫較少，聯合國成為中國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國的一個窗口。 這標誌著中國多邊外交的全面開啓，也成為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從敵對到友好的轉折點。

1974年4月6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大第29屆會議並發言

1974年4月，剛剛恢復工作、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出席聯大第六届特別會議，是第一位到訪聯合國的中國領導人。 當時已身患重病的周恩來總理破例親自率領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在京的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以及各界群衆4,000餘人在首都機場組織了一場盛大的歡送儀式，為鄧小平和全體團員送行。 4月10日下午，在萬眾矚目之下，鄧小平健步走上莊嚴肅穆的聯合國大會講台，從容不迫地向國際社會闡述了“三個世界”理論，提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並宣布中國永遠不稱霸、不當頭、不做超級大國，發展中國家是中國在聯合國的主要依靠力量。 他在雷鳴般的掌聲中結束發言步下講台落座後，中國代表團的席位前頓時出現一條長長的祝賀隊伍，各國代表列隊紛紛前來祝賀，他們熱情地同中國代表握手擁抱，真誠地表達說：“講得太好了”，“你們是非分明，理直氣壯地說出了發展中國家的心裡話”，“感謝你們為中小國家伸張正義”，“我們將永遠同中國團結戰鬥在一起”……

1974年4月10日，出席聯合國大會第6屆特別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鄧小平在大會發言後，各國代表前來祝賀

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不僅陸續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原子能機構等聯合國系統內的許多機構，而且開始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中國在維和領域的貢獻和影響不斷擴大，顯示了中國和平大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現在，中國是第二大維和出兵國和出資國，中國軍隊成為聯合國維和行動的關鍵力量，參與維和行動成為中國聯合國外交和多邊外交的亮點。2016年5月31日，中國維和士兵申亮亮與戰友司崇昶共同擔負馬里維和營區2號門崗執勤警戒任務時，一輛不明身份車輛突然加速衝擊防衛設施。申亮亮和司崇昶依法向這輛車開槍射擊，阻止其闖入營區。距離哨位十幾米遠處，這輛車撞上防護墻翻倒在地，當車上500多公斤炸藥爆炸瞬間，申亮亮將戰友推開，自己壯烈犧牲，年僅29歲。他因此被追記一等功，並被聯合國授予哈馬舍爾德勳章。30年來，像申亮亮一樣的16名中國官兵在維和行動中壯烈犧牲，這些英雄用生命踐行了中國向聯合國許下的維護世界和平的莊嚴承諾。

2001年，中國加入在聯合國系統中屬於相關組織的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入世談判歷經15年，其間，中國代表團換了4任團長，美國換了5位首席談判代表，歐盟換了4位。中國代表團最後一任團長龍永圖笑言，他為復關和入世談判去世界貿易組織總部不下50次，按航空公司的里程獎勵計劃，他從航空公司拿到的免費機票足以飛往月球。成功加入世貿組織是中國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里程碑，標誌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歷史新階段。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國經濟融入世界、實現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主要外部原因，幫助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2006年，香港第一位女性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女士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成為第一位擔任國際組織和聯合國專門機構最高領導職務的中國人。這位有“明星”風範的“鐵娘子”從香港地區衛生事業的“當家人”轉型為全球防控傳染病和流行病的“守護神”。現在，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中，中國人擔任了其中4個專門機構的“一把手”。此外，夏煌大使擔任聯合國秘書長非洲大湖地區特使，龐森大使擔任聯合國納米比亞駐地協調員等。這些都是中國多邊外交的重要突破。

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出席聯合國成立七十周年系列峰會。三天兩夜，六場多邊峰會、八場雙邊會見、兩場重要活動，轉場時間最短僅三五分鐘，習近平主席的“聯合國時間”緊張忙碌、成果豐碩，向國際社會展示了中國領導人的大格局、大智慧、大手筆。中國宣布一系列支持聯合國的措施和行動，與聯合國共同主辦南南合作圓桌會和婦女峰會，中國與聯合國的合作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萬國宮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宇宙只有一個地球，人類共有一個家園。”2月10日，這一重大理念寫入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非洲發展新夥伴關係的社會層面决議”；3月17日，寫入聯合國安理會關於阿富汗問題的第2,344號决議；3月23日，寫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關於“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糧食權”兩個决議；11月2日，又寫入聯大“防止外空軍備競賽進一步切實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兩份安全决議……這充分說明，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聯合國憲章》精神和價值的傳承與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與聯合國的和平、發展和人權事業結合起來。

75年來，中國與聯合國的關係經歷了複雜的過程。面向未來，中國的聯合國外交同樣充滿機遇，中國與聯合國的合作具有巨大潛力。

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主席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並發表題為《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夥伴 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講話（圖：新華社）

中國聯合國外交面臨一些現實挑戰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國的聯合國外交面臨重重挑戰。

近年來，美國不斷單方面向中國挑起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等，聯合國很有可能成為中美角逐的“新戰場”，這對未來的國際秩序、國際領導權和全球治理將產生决定性影響。在今後一段時間，中美在聯合國和國際組織的戰略競爭或將成為“新常態”，但方式和特點會有一些不同。無論是特朗普“簡單粗暴”、對多邊主義產生“破壞性”影響的極端方式，還是拜登上台後可能實施的一系列對華戰略新手段，中美在聯合國和國際組織爭奪領導權和主導地位的競爭或不可避免。這不僅對中國的聯合國外交是一個挑戰，而且會影響到中國與其他大國、與周邊國家、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此外，李登輝和陳水扁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時期，聯合國少數會員國多次提出所謂台灣“入聯”提案，但都被拒絕，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有關台灣的議題可能成為中美衝突的“引爆點”。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全球性公共衛生和經濟社會危機，成為聯合國成立以來面臨的最大的挑戰之一。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和未來可能更大更多的全球性挑戰，世界需要一個“升級版”的聯合國。聯合國要通過變革實現轉型和升級：一是其使命從防止戰爭轉變為應對全球問題；二是其工作從國際合作轉變為全球治理。在聯合國的變革中，中國不僅要做聯合國改革的推動者，而且要做全球治理的引導者，這對中國的聯合國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安理會改革是聯合國改革的重中之重。安理會改革是大勢所趨，但一直“雷聲大雨點小”。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是積極推動安理會改革還是被動適應？在“擴常”問題上持什麽立場？等等。這些都考驗著中國的聯合國外交。

中國在聯合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但是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還需進一步提升。比如，中國在减貧、維和、婦女、南南合作等領域的貢獻和優勢比較突出，中國是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和推動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優等生”，應優先考慮如何把貢獻和影響轉化為話語權和影響力，爭取引領性。比如，中國提出了親誠惠容的周邊睦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美美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建“一帶一路”等理念和倡議，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認同，需要通過聯合國和國際組織，使其實現機制化和議程化，成為“世界語言”“世界方案”。比如，要做好政治上、法律上、行政上的各種準備，爭取機會和創造條件，把國內某些城市的經濟優勢轉化為國際化優勢，探索吸引聯合國機構總部或分支機構落戶中國的創新路徑。比如，針對中國在聯合國存在職員代表性不足，中高層管理和專業人員不足，以及特使、顧問和報告員不足等問題，要加大培養和推送中國的聯合國人才力度，使中國職員在聯合國人員結構中的佔比，與中國對聯合國的財政貢獻、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與中國對聯合國的重要性相稱。

2018年11月25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香港迪士尼樂園停車場出席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2018。圖示林鄭月娥（後排左七）、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榮譽顧問唐英年（後排左六）和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主席陳晴（後排左八）與參加三公里領袖挑戰賽的健兒合照（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

香港可以成為中國聯合國外交的“明珠”

香港獨特的區位優勢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使得香港從近代開始就在中國大陸和外部世界之間發揮著重要的互聯互通作用。參與聯合國事務是香港對外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聯合國外交不可或缺的一環。

在歷史上，香港參與聯合國有著深厚的淵源。1945年4月，《大公報》創始人胡霖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作為中國代表團的成員之一，赴美國舊金山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見證了聯合國的成立。回歸之前，英國治下的香港不具有獨立的主權資格，因此不能成為聯合國系統內相關組織和機構的正式成員。但是隨著香港經濟的發展和在國際交往中地位的提升，香港以英國代表團的身份和英國成員衍生出來的資格參加了萬國郵政聯盟、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國際勞工組織等聯合國所屬的專門性機構及其活動，這為香港回歸後參與聯合國部分專門性機構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回歸祖國之後，“一國兩制”框架下的香港與聯合國交往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據基本法第二章第十三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第七章就“對外事務”又作了更詳細的規定。在中央的授權下，香港積極參與聯合國有關外交活動，國際影響進一步提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以國家為單位參與的聯合國專門性機構中，香港以“中國代表團”成員的身份或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與該組織或成為其聯繫和附屬成員；在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聯合國各類組織和機制中，以“中國香港”的名義成為其組織成員。自回歸以來，香港加入了近20個不以國家為單位的聯合國系統下屬的組織機構，涉及經濟、社會、文化、衛生等各個領域。二是香港非政府組織發揮民間社會組織的國際影響力，深度參與聯合國各項議程。香港婦協等多個非政府組織已取得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諮商地位，獨立地在經社理事會發表意見和參與聯合國工作，並不同程度地參與和影響一些重大的國際决策。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香港婦協主席何超瓊女士、監察顧問伍淑清女士作為非政府組織代表出席聯合國第42届人權理事會會議，向國際社會介紹香港的真實情况，表達香港大衆希望儘快止暴制亂、恢復社會秩序的心聲。

如今，越來越多的“香港面孔”閃亮聯合國的大舞台。 特區政府官員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組成的特區代表參與了數百次聯合國有關委員會和專門機構的會議。 2019年國家推送香港特區青年赴聯合國系統擔任初級專業人員（JPO），首批參加JPO項目的香港青年分別來自特區政府行政署、機電工程署、天文台及香港廉政公署。 他們於2020年1月起赴聯合國紐約總部、日內瓦辦事處、維也納辦事處及世界氣象組織任職，任期兩年。 這既體現了香港專業人才服務國家外交的獨特優勢，也是香港青年在聯合國框架下參與全球治理的難得機會。 此外，許多香港的體育和文藝界人士擔任聯合國各類組織和活動的形象大使，依託其個人的社會影響力為聯合國的各項工作進行推廣宣傳。 早在1994年，知名藝人黎明就成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首位華人“國際青年特使”，一年之後，他被正式任命為兒基會國際親善大使。 一次出訪巴西，黎明考察了街頭流浪兒童、童工、遭受商業性剝削和携帶艾滋病毒的兒童等弱勢群體的生活狀况，他把這些經歷紀錄下來，通過圖片展覽和電視節目展示給公衆，喚起各界對落後國家和地區兒童的關注，籌得了大量善款，為聯合國慈善事業獻出了一份香港愛心。

香港參與聯合國活動的歷程表明，一個日益發展、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不斷提高的祖國，是香港擴展與聯合國交往的根本支持和保障。 進入新時代，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開展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外交，香港的作用不可小覷，香港的參與不可缺席。 香港應“以己之長，為國所需”服務於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成為中國聯合國外交的一顆“明珠”。

編輯：劉一行、李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