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飛龍
2020，新冠之年，全球受虐，至今未解，不得安生。人與自然的關係失衡，人類理性與欲望的狂飆突進，在這個似乎「歷史終結」的全球化「深度」時代，招致了自然的反向平衡與神秘調整。人類以意識形態畫地為牢，以科學技術追捕毒蹤，以疫苗競賽安撫人心，以權力和資本的扭結控制市場與生命。真正改變人類歷史走向的，竟然不是世界大戰，而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瘟疫，一場自然與人類的持久戰。
合作抗疫本為公益，但一波三折。「無問西東」的大同理想，敵不過異教、異族、異己之別異觀念。古典軸心時代以來，東西文明各以觀念與制度的固有傳統內修外溢，彼有世界帝國，我有天下主義。近世以來，西方文明日趨巔峰，但終究未能超出敵我區分與異教意識，無法達於大同。疫情肆虐，人類世界的內在敵意與文明斷層線赫然在前，列強謀劃的逆全球化與民粹風暴驟起於後。全球化，一個趨於大同和團結的共同理想，面臨結構崩解的極大風險。貿易戰先於新冠，新冠激化冷戰，權力博弈加劇，地緣衝突升級，一個「戰國世界」破壞了無數個人、家庭、民族乃至於利益集團的扁平流暢之世界規範理想。
這是一個劇烈變遷的不安時代。2020年初武漢首發疫情，竟有人聯想和期待一個政治的「切爾諾貝利時刻」，生靈塗炭不念，冷戰舊夢常溫，並夾雜歷史幽怨和一廂情願，於是只能前後矛盾，為天下笑。美國疫情氾濫，聯邦制魅力頓挫，民主責任制消弭，人民健康安全不敵經濟指標、連任預期和冷戰利益。中美抗疫長線比較，增加了國人自信，刺破了崇美迷夢，也漸然拉平了中西溝壑。事實勝於雄辯，實踐是最好的教師，中西方關係提前進入一個「准平等期」，東方主義的迷霧快速消散。這是不安時代的一個顯著亮色。
中國在2020的改革進入快車道，這是綜合前後三十年的體系性改革，是回到自身文明、歷史與制度傳統的定型化改革。十九大報告宣示了中國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遠端理想，傳遞著中國作為世界歷史民族的自我肯定與進取意志。
2020，中國以堅定的全球化立場及民族國家的利益自覺，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並展現了綜合實力前所未有的高度及能量：
其一，「以人民為中心」的整體抗疫模式，是中國文明與體制比較優勢的集中展現，文明不僅以最弱者的待遇為尺度，也以最危機狀態的整體安全為尺度。
其二，「與世界合作」的全球化立場，包括與WHO的完全合作、對多國的疫情援助、RCEP/中歐投資協定的闖關成功以及堅定維護WTO多邊貿易秩序的建設性實踐，這些努力有效批判和對沖了美國的逆全球化與特朗普主義的新冷戰，成為世界經濟秩序的穩定性支柱。
其三，「一國兩制」範疇的依法治理與持續開放，主要包括因應香港變亂而制定《香港國安法》以及因應兩岸關係對抗現實而主動承擔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治理責任，凸顯「一國」在這一實驗性憲制模式中的立法者與秩序保護者角色。港臺依託西方背景和干預的「傳統優勢時代」就此終結，一個必須也必然適應於「一國兩制」國家主場的新時代拉開帷幕。在香港，我稱之為「一國兩制」的下半場。在臺灣，我稱之為「一國兩制」的主場統一進程。
其四，依法治國範疇更加堅定展現党的領導的法理正當性與制度公共性，統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構。新時代改革的最大特徵即為黨的領導的自我理性化和制度化，這不僅包含於2014年依法治國的決定之中，也體現於2018年的結構性修憲。党的領導是我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制度成果之一，也是既定憲法原則，但如何自我形塑為一種相容於中國憲法秩序的內在要素和理性法權，長期挑戰著中國宏觀治理的規範性與穩定性。2020年歲末的「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全面依法治國」的理論根據與實踐取向的重大問題，也為黨的領導的理性法權塑造提供權威指南。宏觀思路既定，分系統的制度細節將逐步調整適配。党是領導一切的，但一切需從實際出發。執政黨的法治自覺既是權力自覺，更是規範與倫理的自覺，是「更大權力、更大責任、更大約束」的權力自我理性化進程。這無異於執政黨的又一次自我革命，一次以法治原理進行的自我規範化與理性化的革命。
其五，積極培育「中式全球化」的結構增量，促進多中心的全球化機制發育，主要包括「一帶一路」倡議的精細化實踐、粵港澳大灣區的升級發展以及人民幣國際化、數位人民幣等金融安全設施的創發、跨國5G的通訊世界的建構。這些自我增量不是取代既有全球化，而是根據自身利益、能力與安全而採取的並軌全球化行為。任何增量發展均不是封閉操作及尋求新霸權，而是制衡既定霸權，尋求多元、公正、可持續的全球化基礎設施框架。
縱然2020中國確定地站穩腳跟並有所進展，甚至世界格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利好條件，但我們絕不應低估2021年的歷史風險性和全球化的衝突能量。在建黨百年及新冠次年的系列挑戰中，我們應保持清晰的戰略判斷與實踐作為，與人民為為友，與世界為友。
其一，宏觀上，中美關係與准冷戰衝突仍然是主線，風險轉移與疊加難以避免。特朗普已去，特朗普的核心遺產仍在，新冷戰的朝野共識未解。拜登對特朗普遺產的繼承面預期將超過修正面，這是由美國國家利益的本質及中美關係的衝突性質決定的。管控中美關係宏觀風險，延緩美國極端行為的決斷時間與執行力度，引導多方力量制衡美國的破壞性，創造中美更多利益交集，並以堅定的法律與政治行動傳遞中國國家意志信號，是處理中美關係的複調策略。
其二，國內制度風險與價值觀衝突不容忽視。新時代具有不同於改革開放初期階段的綜合化與自主化性質，但調整轉型太快，腦筋急轉彎，政治決斷頻頻超前於社會意識與學術判斷，加之歷史溝壑難平，利益、立場與改革願景有別，觀念與知識轉型調整一時無法完成，其內在衝突性和對抗性不可能一朝消解，甚至局部激化。這些都是新時代改革之內部阻力與風險的來源。甚至新思想、新官僚、新智庫、新體制也仍然未臻成熟。出路可慮者：法治優先，尊重國家法律已有規範和治理秩序，民主政治循序發展，內外迴圈有機整合，積極回應後疫情的經濟頓挫與民生疾苦，建立更為公平的分配機制，以堅定有力而精准的系統改革回應和解決內部矛盾衝突。以中國的巨量影響，任何內政修為，萬民系之，天下矚目，從來就不是簡單的內部事務，必然牽涉國民認同和國際認可，從而根本上決定了中國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可接受性與基本前景。
其三，中國整體發展的文明論根基仍需思慮和結構化。凝聚國族及協和萬邦的，不只是一時的技術突破和經濟繁榮，甚至不是專家式的政策與制度診斷，而是文明根基的重塑與共識化。中國的主導意識形態自然是馬克思主義及其發展形態，但文明論根基卻在五千年中華文化之歷史與規範，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是在這一正確的文明論意識與方法論基礎上得以不斷取得思想創新與實踐突破的。然而就中華文化內在構成而言，主次仍有不諧。以2020年歲末之歷史巨制《大秦賦》為例，劇本、演員和演技是技術性層面，爭執的關鍵乃在儒法之爭。法家建構中國國家理性，在歷史和學術上已有確證，但善治不止於國家理性，還需法度優良、人心教化、社會和諧等。此劇撕開的儒法之爭，秦風與過秦風的精神衝突，古時已有，現今更烈。法家立定國家本位，儒家固守社會本位，批評者多為自由個人主義一派，引儒批法，或徑直以現代性抨擊中國傳統，說的是《大秦賦》，訴的是今朝事。文明論根基之爭，重現了近代以來的「中西古今」道統與合法性之爭，由內而外，慘烈非常，從未有思想和理論上的真正解決方案。鬥爭或有結果，思想無法捏就。真正的民族復興，必有真正的「中國思想」為之奠基，才可靠、可信與可持久。
總之，2020在新冷戰與新冠疫情的全球風雨中飄忽而過，中國與世界均陷入更加不安和不確定的氛圍之中。在不安的年代裡，中國以和為貴，以發展為務，以自身文明的天下尺度為規範，以全球化的理性精神為引導，以民族復興的長期事業為依歸，逐步走出了一條自主現代化與全球化道路。就像西方的全球化澤被世界一樣，中國的全球化因其文化原因更可能是人類的持久福音。我們樂見在2020/2021交替之際，亞洲範疇的RCEP與亞歐範疇的中歐投資協定塵埃落地，世界秩序進入麥金德所謂的「世界島」的向心建構階段。即便是最強者美國，也不能逆全球化潮流而動，不能否定和平發展的公益本質與共用法則，否則只能自我邊緣化。至於美國選舉爭議和總統權力交接鬥爭，以及美國疫情的持續惡化，表徵的乃是疲憊帝國的腐化與衰變，類同晚期羅馬景象，如不能回歸全球化與和平發展的人類理性軌道，其國際政治與發展的挫折還將持續。在不安的2021，中國將更加凸顯為世界增長的中心，中歐或成為止刹「逆全球化」的制動機制與重新發展的關鍵動力。我們當振奮於這一不安的時代，不負文明，野蠻生長。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太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一戰線高端智庫駐站研究員，法學博士
編輯：潘麗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