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促進大遺址合理利用,提升大遺址保護管理和利用水平,國家文物局於2020年8月編制印發了《大遺址利用導則（試行）》（以下簡稱《導則》）,試行期兩年。對許多人來說，“大遺址”可能是個陌生的詞語。實際上，大遺址是構成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史跡的主體，體現了中國古代先民傑出的創造力，記錄著中華大地歷史的足跡、輝煌的記憶，綜合並直接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
文｜陝西 王璐
大遺址以“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形式被喚醒
中國豐富多彩的地上、地下文物古跡是中華文明高度發達的歷史見證，其中古遺址、古墓葬是中國文物古跡的重要類型。根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計，中國已登記不可移動文物766,722處，其中古遺址類193,282處、古墓葬類139,458處，佔登記總量的43.4％；在5,058處第一至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古遺址、古墓葬共計1,612處，約佔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三分之一。大遺址是一個結合了中國文物古跡特色、適用於中國大型考古遺址的專門概念，指的是反映中國古代歷史各個發展階段涉及政治、宗教、軍事、科技、工業、農業、建築、交通、水利等方面歷史文化信息，具有規模宏大、價值重大、影響深遠的大型聚落、城址、宮室、陵寢、墓葬等遺址、遺址群。自“十五”以來，國家文物局積極籌劃推動大遺址保護工作，在財政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支持下，正式啟動了大遺址保護國家行動。“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間，中國初步形成了以“六片、四線、一圈”為核心，以150處大遺址為支撐的大遺址保護格局。基本實現了大遺址本體和環境安全，完善了大遺址保護規劃和管理體系，實施了一系列文物保護項目和保護利用設施建設，累計評定公布36處“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67處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單位，提高了大遺址保護利用水平。在隱沒千百年之後，那些代表了古代先民傑出創造力和燦爛成就的大遺址，以“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這一當代形式被喚醒，逐漸成為人們生活中寄託歷史追思、尋找文化認同的美麗地方。目前，已公布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涵蓋了從舊石器時代到明清時期各個歷史階段的重要遺址，既包括城址、墓葬、聚落，也包括古建築園林、手工業遺址，類型十分豐富，且各具特色，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和典範性。198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坑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上圖為1974年，時任秦始皇兵馬俑考古隊領隊的袁仲一在陝西西安兵馬俑一號坑發掘現場進行文物清理工作（圖：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下圖為2019年7月4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護部副研究員蘭德省在兵馬俑一號坑修復現場對新修復的兵馬俑進行彩繪加固保護（圖：新華社）
大遺址包含著深厚的
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價值
從歷史文化價值看，大遺址是中華文明史跡的主體，直接展現了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大遺址見證了中國綿延至今、不曾間斷的古老文明，真實展現了中國國家的形成和“多元一體”的文化特徵。比如，浙江余杭良渚具有300多萬平方米的要素完備的古城遺址，陝西石峁遺址的三重石構城址（分內城、外城、宮城），遼寧牛河梁遺址規模宏大的壇廟塚遺址群，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發現的“觀象台”遺跡等，都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重要遺存，顯示了多樣的地區文化基因和多區域文明的共同發展；周口店、萬壽岩、大汶口、二里頭、殷墟等大型聚落址、城址的考古發現震驚學界，其透露出的文明曙光日益清晰，其考古成果重建了中國史前史和先秦史。當下，以大遺址為核心的中華文明探源與價值挖掘工作，正在成為學人探明與研究中華文明發展脈絡的自覺擔當，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深刻理解中華民族的命運與未來。從遺產性質特徵看，大遺址作為大規模的文化及環境遺產，更輝映著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與精神追求。比如，古代城址融入了傳統文化當中的禮樂思想、政治制度等內涵，以及天人合一的營城理念；古代墓葬空間傳達了古人事死如事生的傳統，包含了古人靈魂不滅的觀念和對人生的終極關懷；長城等特大型遺產凝結著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智慧與力量，反映了地區間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意識等層面交互作用……這些內容，表徵了一個文明往昔精神與生活世界的深刻印跡，其中許多燦爛的內容已融入民族血脈和情感之中，是中國社會千百年來賴以生存發展的價值觀，為國魂所繫。因此，大遺址的魅力和文化的理想，具有在王朝消亡之後的永恒意義，驅使著後人不斷以獨特的方法考察祖先的足跡、闡釋文化的內涵。從對整個社會的影響看，大遺址文脈關聯多維，價值意義多元，社會生活連續，遺址保護與城鄉發展關係緊密。遺址產生並形成於歷史上某一時期人類定居的社會、政治、經濟或宗教的目的，也在原用途消亡後逐漸被自然所分解，形成當下殘損的歲月痕跡；她代表了一種過去某段歷史時間業已完結的進化過程，而其中一些內容仍然存活在當地的生產生活方式之中，並與新的社會相適應而發展到目前的形態；她集中反映了祖先營建的智慧，也是人地關係發展和變遷的時空見證，並擁有不斷豐富的價值和獨特的環境特質，體現出多元包容、互相滲透的特點。大遺址作為大規模的文化與環境遺產，是國土構成的歷史基底，其價值意義蘊藏在總體空間格局、歷史文脈、當地生活之中；大遺址是所在地文化身份的真實記錄，是極具特色的環境景觀、旅遊資源、地理坐標，在促進地方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從對世界文明的貢獻看，大遺址蘊藏了中國先民的思想體系、文化成果、藝術創造、社會制度，在向國人、向世界展現中華民族燦爛成就方面具有重大意義。儘管大遺址作為專有名詞的時間不長，然而，牛河梁、良渚、石峁、二里頭、殷墟這些大遺址的考古發現，實證了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展；秦始皇陵、漢長安城、西漢帝陵、隋唐洛陽城、元中都、圓明園遺址等沉甸甸的名字，乃至長城、大運河、秦直道這些中華大地上先民活動的重要遺跡，築牢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國家一體觀念，已成為每一個華夏子孫所熟知的民族精神標識。同時，她們也是人類共同的遺產，許多大遺址代表了人類歷史上一種獨特的、創造性的成就，為人類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了特殊的見證，作為建築、建築群或景觀的傑出範例，曾對世界文明產生過巨大影響。目前中國的37項世界文化遺產當中，就包含了14處大遺址。
大遺址對傳承中華文明和
豐富世界文明作出獨特貢獻
長期以來，中華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無、交流借鑒，深刻影響了世界文明進程。如今，從國家到地方，這些世界遺產上的大遺址工作，也為保護全人類共同的遺產作出了積極的努力，促進其成為人類共有精神家園。良渚遺址（距今5,300-4,300年）是中國長江中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大型古聚落遺址，代表了中國五千多年前偉大史前稻作文明成就，擁有古城牆、聚落、水利系統、分等級墓葬、祭壇，遺存類型豐富、遺址格局完整，成為中華文明起源階段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城址之一，說明那時中國長江下游地區已經出現初期的國家，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特徵的重要物證。2019年良渚遺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突出普遍價值及歷史環境得以較為完整地呈現於世人，標誌著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實證被國際主流學術界認可，並為農業起源和文明起源的世界性研究課題提供了中國素材。殷墟位於今河南省安陽市西北郊，橫跨洹河南北兩岸，是中國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獻可考、並為甲骨文和考古發掘所證實的古代都城遺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歷史。殷墟宮殿宗廟基址為殷墟的主要組成部分，總面積約70萬平方米，考古發掘始於上世紀30年代，發現有宮殿、宗廟、祭壇、防禦壕溝，及作坊、甲骨窯穴、祭祀坑和貴族墓等，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銅器、玉器等珍貴文物。殷墟是中國的第33處世界文化遺產，同時作為“世界記憶遺產”——漢字起源“甲骨文”的發現地和中國考古學的搖籃，使得殷墟的保護利用工作意義重大，對於擴大中華文明的國際影響力、提高中國國際學術話語權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秦始皇陵位於今陝西省西安市東約35公里處，南倚驪山，北臨渭水，建於公元前247年至秦前208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皇帝嬴政的陵寢。目前在陵區已發現各類陪葬坑、陪葬墓等600餘處，其布局縝密、規模宏富，具有重大的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1987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遺址公園依託秦始皇陵園（古稱“麗山園”）保存、展示著秦始皇陵考古發現的遺跡和遺物，集考古勘探、文物保護、科學研究、遺址展示、參觀遊覽為一體，實現了大遺址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與生態環境優化美化的良性互動。
唐長安城大明宮遺址
大明宮是盛唐時期最富盛名的皇家宮殿群，素有“千宮之宮”的美譽，為典型古建築園林遺址，2014年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大明宮始建於貞觀八年（公元634年），是舉世聞名的唐長安城“三大內”（太極官、大明宮、興慶宮）中最為輝煌壯麗的建築群，是東方園林建築藝術的傑出代表，是歷史上中華民族協和萬邦的重要場所，被譽為“絲綢之路”的東方聖殿。其在總體布局、建築技術與藝術等方面均達到了極高的成就，是唐以後中國宮殿建築之範本，對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的宮殿建築產生過重要影響。大明宮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總佔地3.7平方公里，形成以中軸、宮牆顯現，主要遺跡標識展示為主的總體格局。如今遺址公園景色優美、環境宜人，為市民提供了一個生機盎然的城市公共生活空間，是實現文化遺產保護與區域和諧共生的典範。隨著絲綢之路、大運河的申遺成功，一些大遺址不只作為某一處單獨的遺產地，基於時空的連續性，其被看作了動態、多維、關聯發展的結果，是地區間、甚至國家間的交流與對話的歷史印記。可以說，大遺址承載著不可替代的歷史記憶、文化精神和社會認同，其自身價值意義的重要性和豐富性，決定了大遺址利用工作的包容性、多元性和複雜性。當下以及未來，對大遺址文化價值的揭示與研究、保護與利用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她幫助人們感受到祖先的生命溫度，並在歷史長河之中定位自己。
古老的大遺址被賦予新的時代使命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讓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2020年9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再次強調，要高度重視考古工作，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活起來”的一層重要蘊含就是從文化資源角度對遺產進行再闡釋、再利用和再轉化，從而釋放其中蘊藏的物質的、精神的價值與潛能。隨著考古研究的積累、公眾文化需求的提高，大遺址在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新型城鎮化建設、增強中華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彰顯。如何調動各級政府、社會力量參與大遺址保護利用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同時又引導各方採取可持續的方式，科學確定大遺址利用策略、手段和方式，充分發揮大遺址保護利用的社會功能，為文物保護、文化傳承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生機活力，已經成為進一步提升大遺址保護利用戰略設計和宏觀規劃的關鍵問題。面對新形勢、新挑戰，需要從體制機制改革、政策頂層設計、專業技術方法入手，出台新的指導性綱領文件。因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關於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等法律法規和政策性文件，結合對既往經驗的總結思考，歷經3年的時間，《導則》於2020年8月正式出台。其針對大遺址利用工作提出了20條具體舉措，同時也提出其他古遺址、古墓葬可以參照實施。縱觀全篇，為科學指導大遺址利用活動，讓大遺址利用工作符合文物工作方針的同時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整體規劃，並能夠具有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模式創新的發展空間，《導則》在諸多方面積極著力突破，其亮點主要包括：一是以“人”與“價值意義”為目標導向。利用的核心目的是傳承。為了使大遺址的物質載體與文化意義被當代社會了解、認知、尊重，找到大遺址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的存在意義和價值，發揮大遺址所承載的巨大文化影響力，嘗試提出大遺址利用應遵循“堅持保護第一、注重文化導向、服務社會民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二是多方參與，開放共享。本著“多方參與，開放共享”理念，弘揚核心價值，增強社會參與，拓寬利用途徑，進而滿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發揮其在構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的作用。三是提升水平，服務民生，融合發展。在確保文物本體及其環境安全前提下，鼓勵採取多種方式科學闡釋文物價值，提升文物保護管理和利用水平，協調文物保護、文化傳承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民生改善、環境提升的關係，實現地方文化、經濟、生態一體化建設。 四是明確責任主體，保障合理利用。著重提出大遺址利用的“直接責任主體”概念，著重給與政策導向、管理運營要求，促進地方政府落實管理責任、協調各利益相關方權責，鼓勵各地研究、建立多部門協調機制、文物補償機制、激勵辦法和保障措施。五是“價值利用”為主，兼顧“相容使用”。建立大遺址“價值利用”和“相容使用”兩種方式類型。一方面，倡導建立遺址博物館、遺址公園、城市公園等文化場所，開展科研活動、文化旅遊、藝術創作、節慶展演等，直接闡釋展示大遺址價值，突出不同類型大遺址的價值、稟賦和獨特性，避免同質化；另一方面，在面對土地矛盾和差異化的社會訴求時，適度允許不以價值傳播為直接目的的相容使用方式，通過低強度開發和適宜產業發展、社會服務，提升區域生態環境和人居環境，最大限度地協調保護與利用的關係。六是建立機制，有序實施。明確大遺址利用的對象、方法、技術，形成操作有序、責權清晰、積極協調的完整機制。通過《導則》的指引，明確大遺址利用基礎條件、評估重點、行動尺度，規範利用工作的一般操作程序和要求，提倡有益、適宜、可持續的目標、內容和技術方法，切實引導大遺址利用科學、有序實施。
殷墟是漢字起源“甲骨文”的發現地。圖為學生學寫甲骨文
在對大遺址保護利用實踐的經驗總結和政策制定過程中，我們深刻認識到，利用所面對的不只是凝固不變的實物遺存，更是一個博大的意義系統、一個發展的廣闊概念，這需要將遙遠往昔與當下乃至未來連接起來，使大遺址具有旺盛生命力。立足新時代、擔負新使命，《導則》的出台首次就國家大遺址“利用”下一步該做什麼、怎麼做，給出了具體指引，意在釋放大遺址作為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史跡主體的文化影響力，倡導大遺址的價值載體與意義積極融合進當代生活，不斷充實內容、提升品質、服務民生，使人們找到文化歸屬感與認同感，豐富全社會的歷史文化滋養，促進文物事業走向更加開放、包容的保護利用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