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香港藝術品市場不僅是以中國文物為代表的亞洲藝術品國際交易中心，也儼然成為了全球藝術品市場中可與紐約、倫敦並列的第三大交易中心。香港如何成就當今的地位？究其原因，可以說，“天時”“地利”“人和”讓香港藝術品市場一步步崛起，在亞洲乃至世界藝術品市場中佔據獨特地位。
從貿易環境看，香港地區擁有交通便利、物流發達、經濟繁榮、金融創新等有利條件，以及高素質的人才儲備、簡便的稅收政策和優越的服務體系。而自由商港的定位，也讓香港地區不僅沒有對古董交易及資金流量的限制，也沒有文物藝術品進出口的關稅，更突顯出得天獨厚的藝術品貿易環境。再從香港藝術品市場的內部結構來看，眾多頗有傳承的古董商、“標杆式”的國際拍賣機構如“佳士得”“蘇富比”，“國際性”的藝術展會平台如“香港巴塞爾藝術展”，活躍的民間收藏群體等，彼此相輔相成，共同搭建起健康而多樣的香港藝術品市場。通向世界舞台的古董藝術品交易棧橋
香港藝術品市場崛起的第一步，或者說走向世界舞台的初始，就是作為中國古董藝術品交易棧橋。古董業在香港的萌芽，初始於一些文物從內地流入港台。上世紀40年代末，一些來自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地的古董商號遷址香港，如當時的四大古董商仇焱之即從上海轉戰香港繼續經營古代陶瓷。而內地藏家也帶來了繁多古玩藝術品資源並逐漸流入市場，近年來在拍賣市場上天價成交的許多古玩重器，多是此時進入香港。北平藏家郭葆昌的大量藏品就經由其子帶往香港待價而沽，其中包括乾隆“三希堂”裡的《中秋帖》和《伯遠帖》。大量民間收藏的古董字畫在香港的摩羅街、荷李活道以及九龍的尖沙咀附近買賣銷售，形成了初期的市場圈。香港地區的古董字畫交易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漸入高潮，市場中心逐步聚集在上環荷李活道、摩羅街和皇后大道一帶
而隨著內地改革開放，內地畫家開始把香港地區視為走向市場、走向海外的重要渠道，各種藝術展覽、藝術活動的需求也大為增加。內地知名畫家幾乎沒有不到香港地區舉辦個展的，大量作品在香港的積澱，推動了香港市場的繁榮。香港地區的古董字畫交易在80年代後期漸入高潮，市場中心逐步聚集在上環荷李活道、摩羅街和皇后大道中一帶，最多時約有300多間店鋪，大多以經營瓷器、古玩為主，也兼營內地禁售的地下出土文物，少量兼營書畫。經營者也以私營為主，單體經營規模一般不大，稍大的多為家族經營，股份制公司較少。這些店鋪，既向本地收藏家和拍賣市場提供貨源，也向世界各地的旅遊者和收藏機構提供文化資源；既是一種自由自在的散戶經營方式，同時又因店鋪集聚而產生出明顯的集聚效應。尤其是幾代專營的古董商，鑒別水準較高，注重誠信經營，因此在亞洲乃至世界上具有良好業界口碑，從而湧現出一批精通國際貿易的商家。除了香港本土經營者之外，來自北京、上海、山東、福建、廣東等地的外省人開辦的藝術品商號也有不少，中易公司、華藝行、水豐行、同豐、德豐、金豐是其中的代表，此外外國人經營的古董店多在香港荷李活道，如“Honeychurch Antiques”、“Arch Angel Antiques”和“QiLing”，在歐美很有影響。這一時期的交易對象則亞洲買家逐漸超越西方買家，尤其以日本、台灣地區的收藏家為主，提升了香港藝術品市場的亞洲地位。香港獨特的地理條件和經濟地位，整個地區不斷增長的財富潛力也吸引著東西方交易商前來掘金。而隨著藝術收藏的轉向和拍賣市場的興起，香港藝術品市場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曾經輝煌的荷李活道也逐漸發展為集餐飲娛樂和消費購物於一身的娛樂景點。
拍賣巨頭引領亞洲交易中心轉移
香港藝術品市場崛起的第二步，則離不開拍賣市場的助推。香港發展成為全球第三大藝術品交易中心，尤以香港蘇富比、香港佳士得兩家功不可沒。1973年香港蘇富比成功舉辦了首場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專場，依靠規範操作、精美標的而迅速獲得港台地區及日本、新加坡買家的垂青。從1976年開始香港每年定期舉辦春、秋兩季大拍，為亞洲藝術品市場開啟了全新的交易模式。這一時期以朱湯生為代表的蘇富比團隊，針對香港本地收藏家有關明清官窯瓷器的特殊興趣，並不照搬照抄倫敦、紐約以青銅器、早期陶器為主要拍賣品類的套路，不僅因地制宜地定位了香港藝術品拍賣市場，而且形成了香港、倫敦、紐約等地的市場區隔，即倫敦、紐約的中國藝術品拍賣側重早期文物拍賣，香港拍賣業務的重點放在了拍賣宋代之後的瓷器和工藝品上。另一“標杆式”拍賣機構佳士得，最早於1973年建立亞洲辦事處，位於日本的東京。1985年佳士得在香港開設辦事處，1986年10月香港佳士得正式成立，1991年佳士得在台北設立辦事處，形成東京、香港、台灣的三地聯動。90年代之後香港逐漸替代東京成為佳士得在亞洲的發展核心。2002年秋，佳士得把“20世紀中國藝術”拍賣專場從台灣移到香港，把“東南亞藝術”拍賣專場從新加坡移師香港，自此進一步奠定了香港在佳士得國際版圖中的中心地位。2004年，佳士得更提出打造香港為“亞洲藝術交易中心”的概念，這也昭示著國際拍賣市場對香港作為亞洲藝術交易中心明確認定。除了蘇富比、佳士得搶奪了先機之外，2005年以後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地區的拍賣公司如韓國的首爾拍賣行、日本的親和拍賣公司，也相繼在香港舉辦了藝術品拍賣會。2012年開始內地藝術品拍賣公司相繼進入香港市場，如2012年中國嘉德和北京保利兩家內地龍頭拍賣企業相繼宣布在香港開啟拍賣業務。寬鬆的市場環境，國際拍賣公司的陸續進駐，令整個香港藝術品拍賣市場明顯呈現國際化特徵。香港藝術品拍賣市場偏向高端藝術品，尤其是數量罕見的宮廷藝術品。1999年香港佳士得首次舉辦“宮廷藝術品”拍賣，進一步推動了宮廷藝術品的價格行情。而與宮廷相關的藝術品，如瓷器、玉器、漆器、琺瑯、繪畫、傢俱等，尤其是明清御製瓷器，價格持續暴漲，逐漸確立了其在藝術品市場中的高價地位。時至今日，亞洲區的當代藝術品拍賣交易，其中心地位和重要平台仍是香港。通過香港的國際化拍賣渠道，日本、韓國、印度以及東南亞等的當代藝術資源不斷匯聚，形成持續競爭的市場格局，並影響著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當地市場。作為亞洲當代藝術品市場行情的“風向標”，香港的地位和意義越來越重要。僅就中國當代藝術而言，香港藝術品拍賣市場就是它的“發跡之地”，有50%以上的中國當代藝術品拍賣高價在此誕生，並對內地市場產生了巨大影響。
首屆香港巴塞爾藝術展現場
“巴塞爾效應”引發全球關注
香港藝術品市場崛起的第三步，落在“巴塞爾效應”上。“巴塞爾”不僅是藝術會展品牌，還是全球藝術品市場視線焦點之一。實際上會展業是香港經濟的支柱產業，稱得上亞太地區最國際化的“會展之都”。香港，擁有全世界最繁忙的空運港和全球吞吐量最大的集裝箱碼頭。作為自由港，展品進出香港不需要上稅，不需要付押金，報關手續簡捷，方便了人員和貨物的進出，給商家帶來諸多便利。 香港會展業發端於20世紀50年代，70年代初則初具規模，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內地的改革開放而進入了“大發展”的歷史階段。香港會展業形成規模之後，行業協會也應運而生。“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前身為“香港展覽業協會”，成立於1990年，目前擁有115 名會員，分別來自展覽會主辦機構、展覽場館管理公司、承辦商、酒店及旅行社等行業。根據《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2019-2020年會長報告》顯示，2019年香港地區2,000平方米以上展覽舉辦數量全年共計132個，其中80個商貿展覽和商貿及消費展覽，總共吸引到近65,000個參展商和超過180萬名訪客參與。藝術會展在香港會展業中佔有一席之地。早在半個世紀之前，香港就有由歐美大古董行把持的國際古董展會，但隨著藝術品拍賣公司的成功登陸，藝術會展逐漸沒落。2006年之後才陸續出現以藝術博覽會為名的古董藝術展會，如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前身“香港國際藝術展”等。而引發全球關注的“巴塞爾效應”，則源於2011年7月1日，國際知名的“巴塞爾藝術展”主辦機構MCH瑞士展覽（巴塞爾）有限公司，成功收購香港國際藝術展（Art Hongkong）的主辦單位亞洲藝術展覽有限公司60%的股份。2013年5月，首屆香港巴塞爾藝術展正式取代香港國際藝術展。時至今日，香港巴塞爾已儼然成為國際藝術品交易的重要舞台，儘管2020年受疫情影響實地展覽無法實現，但其線上展廳、與典亞藝博2020合作項目“藝薈香港——由巴塞爾藝術展呈獻”等一系列活動也帶來持續的關注。首屆巴塞爾藝術展網上展廳，薈集235家畫廊，呈現超過2,000件作品，7天內吸引了超過25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客瀏覽。尤為特別的是藝術品價格的透明度，所有展出作品都列出確切價格或者價格範圍，總價超過2.7億美元，這也給藝術品市場從業者們帶來更多關於藝術品市場資訊透明度的思考。巴塞爾本身的品牌效應，不僅給香港巴塞爾帶來全球關注，提升香港藝術會展的國際地位，也帶來了相關領域的聚焦。例如，國際知名畫廊陸續進駐香港，大多都是在收購消息傳出前後及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入住畢打行的高古軒，入住中國農業銀行大廈的白立方、貝浩登及入住H Queen’s大廈的佩斯畫廊、豪瑟沃斯畫廊、卓納畫廊等，眾多國際一線當代藝術畫廊的進駐，不僅在港島的畢打行、干諾道中、皇后大道中形成了一個新的高端畫廊聚集區，也給香港當代藝術品市場帶來更多活力和全球化發展契機。此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內地畫廊也相繼在香港開設分支機構。這些實力雄厚的畫廊的入駐，無疑鞏固了香港作為亞洲乃至世界藝術品交易中心的地位。貝浩登畫廊
香港藝術品市場崛起的第四步，則得益於其穩固的收藏群體，尤其是頂級藏家全球購藏活動對其國際影響力的提升。香港收藏團體在藝術品市場中的作用有目共睹。20世紀中葉以來，作為古董藝術品貿易和轉輸的重要基地，香港成就了很多知名的大收藏家，進而推動了收藏團體的出現。1960年創辦的“敏求精舍”就是香港收藏團體的代表。“敏求精舍”，由知名藏家胡仁牧、利榮森和陳光甫三人發起，以品評和鑒別中國文物為宗旨。“敏求精舍”會員，多是從內地移居香港的銀行家、企業家或者是世家出身的藏家，收藏頗豐，範圍甚廣，書畫、陶瓷、金石、文玩等無所不包。除藝術收藏之外，定期聚會、交流心得、廣邀專家學者主持講座、舉辦展覽、出版書籍、弘揚中華文化藝術，已成為全球華人的收藏品牌。其中，胡仁牧的清代官窯單色釉器收藏、葉義的竹刻犀角雕收藏、羅桂祥的宜興陶瓷茶具收藏、葉承耀的明清傢俱收藏、李大鳴的高古瓷收藏、葛士翹父子的明清官窯瓷器收藏、徐展堂的歷代瓷器收藏等，都是聞名遐邇的私人藝術收藏。香港收藏家參與國際市場的時間較早，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中有較高的影響力。多年位居榜單前列的劉鑾雄2020年以2,310萬賣出大衛·霍克尼的《水花》
“求知雅集”也是香港的知名藝術收藏組織，以文物商界和專業人士為主，其會員收藏量大而精，範圍廣泛。張宗憲是“求知雅集”的代表，在瓷器、書畫、御製琺瑯彩、鼻煙壺等收藏方面眼光獨特，在業界產生重大影響，對內地藝術品市場的早期建設也多有貢獻，1994年中國嘉德首拍開場拍品就是由張宗憲持1號牌高價拍下。香港收藏家參與國際市場的時間較早，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中有較高的影響力。2020年ARTNEWS“全球200位頂級收藏家”榜單中，香港藏家就佔據了15個席位（18人）。以多年位居榜單前列的劉鑾雄為例，他主要收藏西方現當代藝術。2006年劉鑾雄以1,737.6萬美元購入安迪·沃霍《毛澤東肖像》﹙《MAO》﹚，刷新了當時安迪·沃霍作品全球拍賣成交紀錄；之後還買入保羅．高更的《清晨》、清雍正御製掐絲琺瑯雙鶴香爐、畢加索1955年作《阿爾及爾的女人﹙F﹚》等。這些藏品使劉鑾雄一舉躍居世界級收藏家之列，據《福布斯》估計，其藝術收藏總價值約10億美元。而近來,其連續出手藏品也引來諸多關注，如2,310萬英鎊賣出大衛．霍克尼的《水花》以及2.58億港元賣出常玉作品《綠色背景四裸女》及新近拍出共5.2億港元的三件常玉作品等。私人收藏家的持續湧現和收藏團體的活躍，不僅反映了香港地區收藏群體的不斷成熟和發展進步，也對社會文化建設助益良多。尤其是香港地區的收藏團體，在自身收藏交流基礎上，提倡學術研究，將大量的藝術收藏通過捐贈、借展等方式和渠道，重新回到公眾的視野，助推私人收藏公共化的進程。可以說，龐大而活躍的收藏群體為香港藝術品市場的穩定繁榮和國際地位提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