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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深層次問題的多維面向與出路

日期: 2021-01-14 來源:紫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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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政敏 I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研究助理、天藍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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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二十餘年來一直保持繁榮穩定局面,與此同時,一些深層次問題逐漸制約著香港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有助於我們把握「一國兩制」的內在精髓,抓住香港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結構之矛盾及紛繁複雜的內在機理,對香港新時代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後的可持續發展作出科學決斷。當前,香港存在經濟地位失衡、泛政治化突出、文化發展滯後、民生資源分配不公等深層次問題,亟需治港者以辯證而客觀的態度看待香港當下的發展困境,適度調整經濟基礎、優化上層建築,助推香港與內地同發展、共繁榮。



香港回歸後所出現的各種深層次問題,是「一國兩制」辯證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香港深層次問題並不止於非常態運動下的社會失衡,而是在經濟、政治、文化與民生四大領域均有深層次問題困擾「一國兩制」的健康運行。為此,本文將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透析各種深層次問題的內在機理及其本質,旨在正確認識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面貌及其發展趨勢,為香港管治提供可能的思路。

一、經濟發展失衡誘發香港社會問題肆意生長

(一)香港經濟發展失衡

唯物史觀認為人的生存所需的生活資料以及生產生活資料的實踐活動構成了人類社會的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政治和精神生活的狀態。

香港社會的問題歸根結底是經濟基礎的問題,政治、文化、民生問題只是經濟基礎問題的反映。認識事物,需要分清主次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香港問題的主要矛盾是經濟基礎單一導致的經濟失衡,其次要矛盾是泛政治化突出、文化發展滯後與民生資源分配不公。香港經濟失衡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港元實行與美元聯繫匯率制,次要方面是過度依賴金融服務業、全球虛擬經濟萎縮和實體經濟的復興、內地經濟放緩壓力的聯動影響。香港問題的終極原因是港元與美元掛鉤構成的二律背反,一方面香港憑藉與美元聯繫匯率制,奠定了其東南亞金融中心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埋下了外國勢力通過操縱匯率干預香港經濟政治穩定的導火線。2008年金融海嘯後,世界經濟疲軟,虛擬經濟萎縮。香港過度依賴其發達的金融服務業,導致經濟結構失衡。在世界性金融危機餘波下,其經濟狀況一直如履薄冰。近年來,香港經濟發展進入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囿於泛民主派的阻撓,長期的政治爭拗導致香港經濟政策進入一個「死循環」狀態,許多有益於香港的方針未能有效試行,如廣深港「一地兩檢」既耗費特區政府大量的經濟成本且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門作出合憲性的「決定」後方得到有效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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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的問題歸根結底是經濟基礎的問題。圖為戴著口罩的工人在搬運貨物(:新華社)


(二)香港發展的經濟出路     

當前,香港振興經濟的路徑,除了繼續保持金融等行業在國際上的地位外,更為重要的是多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擺脫房地產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外力啟動的模式難以有效在短時間內挽救香港經濟,唯有改革經濟結構、發展多元綜合經濟模式,更加主動的發揚過去港人敢於創新、敢於拼搏的精神方能有效挽救香港經濟。更為重要的是,香港不能僅僅局限於眼前的狹隘利益,還要在各種合作中尋求利益最大化,摒棄所謂的「龍頭」概念方能再度成為經濟巨人。

首先,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拓寬對外開放市場。一方面,內地經濟迅猛發展的勢頭既已成為事實,香港應加大與內地具有經濟活力和發展潛力的地區的合作力度,拓寬兩地經貿往來的覆蓋面,積極向中央爭取部分尚未開放領域的試點開放權利。同時,香港亦不能畏手畏腳,對內地企業進入香港市場同樣給予平等的關懷與照顧,助推內地與香港互利合作中實現共贏。另一方面,香港要拓寬對外開放市場,尤其是加大佔據市場份額,吸引更多海內外遊客到香港旅遊與消費,從而增強香港社會的消費活力。香港不能動輒以生活用品不能自用的理由而設置各種限制遊客攜帶商品離境的措施,更不能降低香港服務的品質與維持已久的市場聲譽。商品不夠供應,只能表明進口數量過少,而非需求過大。既然遊客願意在香港消費,足以表明香港的商品安全品質經得起考驗,而因為進口貿易政策的失誤,導致供不應求局面的產生,最終損害的是香港消費市場在國際市場份額的比例。

其次,培養大量創新性人才,加快科技發展力度。香港正因為沒有及時抓住資訊時代的經濟發展機遇而被內地許多省市趕超,最終亦因為固守原來的經濟發展方式而不斷走入經濟衰退的局面。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重視培養科技人才於香港而言百利而少害。通過設置各種優惠政策,留住在香港培養的高端科技人才和吸引海內外高端科技人才更是香港重新獲得發展新機遇的關鍵。充分發揮高端科技人才在香港資訊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提高科技企業在香港產業中的比例更有助於優化香港經濟結構,祛除守舊經濟模式的制約因素。

最後,加大創業扶持力度,助推青年一代敢於創業氛圍的生成。近年來,香港青年之所以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社會運動,如2019年的「修例風波」,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看到往上流動空間過於狹窄而看不到未來。經濟的衰退與香港大財團壟斷之間存在一定的關係,為此,特區政府有必要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讓香港的創業致富精神再次在新一代青年身上得到充分體現,以實現香港青年有所作為,在商海中拼搏而非陷入境外勢力的政治圖謀之中。


二、政治生態錯綜複雜導致各項制度銜接不暢

(一)泛政治化影響香港政治生態穩定

香港回歸初期,泛民主派對特區政府制約力度有限,香港首屆特區政府的施政尚算順利,內地與香港經過了一段「河水不犯井水」的蜜月期。

然而,這一切隨著2003年香港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失敗而告終。在這次維護國家安全立法過程中,泛民主派在境外勢力的支持下,通過行業協會、非政府組織等大肆反對立法,令社會對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抱有深度的憂慮,這也直接引發據稱五十萬人的遊行示威。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失敗後,香港泛民主派日益壯大,他們對特區政府制約亦隨之增強,特區政府的許多有利於香港長遠發展的政策亦不斷走向流產或者緩慢出台。泛民主派以立法會為陣營,通過肆意「拉布」,進一步撕裂香港不同階層的利益,致使香港政壇陷入某種「混亂」的狀態。在立法會,泛民主派經常以所謂「雙普選」為利器直指中央不兌現基本法上的「承諾」。當中央出台專門為香港循序漸進走向普選的「831決定」後,泛民主派大肆炒作反對,並發動「佔中」,而在「831決定」基礎上推出的特區政府普選方案最終失敗。政治問題是經濟問題的縮影,經濟困境導致政治問題凸顯。換言之,「一國兩制」是科學的政治制度,香港政治不存在根本性矛盾。香港社會問題的根源在於其經濟基礎以及上層建築中與經濟基礎的衝突。經濟結構失衡的根源問題導致了香港的政治生態錯綜複雜。

現在香港地區的上層建築中既存在符合香港人民利益的部分,也存在損害香港人民利益的部分。政治上層建築總體上是好的,但是觀念上層建築則受到經濟失衡及外部勢力干預的影響,呈現出混亂的形勢,危及香港人民的根本利益。經濟結構的不同財產形式之上,聳立著各種相對應的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觀念上層建築。觀念上層建築具有上下波動的特性。在相關社會事件的催化下,觀念上層建築呈現左傾或右傾的趨勢。當觀念上層建築過度傾向一邊時,反作用力又會將它拉回正常位置。當然也可能過度用力,而走向另一極端。儘管如此,觀念上層建築並不是隨意改變的,其必然圍繞經濟關係的中軸線上下波動。香港地區觀念上層建築的鬥爭表現為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鬥爭,泛民主派是在相關社會事件的影響下對特區政府正確施政道路產生的反作用力。該反作用力來源於經濟利益的失衡,表現為政治觀念的鬥爭。香港政府必須從經濟利益分配、政府治理改革和觀念引導等方面化解之。其中,經濟制度和政府治理的改革任重道遠,以觀念上層建築建設為核心的政治爭拗疏導迫在眉睫。


(二)完善配套法律制度,助力香港政治常態回歸正軌

1.健全維護國家安全配套立法

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義務,而香港遲遲未能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責任,致使香港成為「國際情報中心」「逃犯天堂」。隨著後「佔中」時期「港獨」勢力時常挑戰中央,給國家安全帶來威脅。中央在對香港形勢審時度勢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出台《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下稱港區國安法)列於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彌補了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重大缺口。但港區國安法的推出並不代表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義務丟失,香港仍需根據自身情況就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制度完善立法、執法與司法的配套措施來解決其存在的深層問題。


2.落實普選制度設計,優化人大釋法機制

「雙普選」是基本法上的政制安排。2014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香港基本法的制度設計頒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即「831決定」),該決定為香港「雙普選」提供了制度安排。但由於香港泛民主派不願接受「831決定」的制度理性,其自2015年7月起便肆意在香港立法會上集體捆綁否決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雙普選」的提案,直接導致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未能通過普選產生,進而繼續沿用第四屆選舉方式產生行政長官。既然中央早前業已提出有關方案,且能夠協調香港不同階層利益,泛民主派應當積極妥協,而非繼續所謂的一味「抗爭」。多餘的抗爭不僅不利於香港社會共識的形成,更是不斷撕裂香港社會,進而導致許多有利於香港民生提升的事項無法落地,最終受到損害的仍然是香港最廣大的民眾。

此外,香港民眾要正視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人大釋法是基於香港形勢的需要而作出的,是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的,也是符合基本法規定的。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歸於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央授予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權力,讓其在一定事務範圍內可以實現自治,從而更便於其根據自身情況優化治理。然而,現實情況卻是,幾乎所有關於人大作出的決定,尤其是人大釋法,香港一些法律界人士總以政治化片面視角看待人大的決定與基本法解釋,認為這是中央干預香港自治的體現,在受到別有用心之人的政治誤導的情況下,將法律與政治混在一起,完全喪失應有的法律專業立場。「一國兩制」是一種新型的制度,是為了磨合內地與香港兩地制度而成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一國兩制」中的憲制地位是以憲法和基本法予以明文規定的。香港一些法律界人士及其他政治人士,以香港高度自治或者司法獨立否認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與最高領導地位,這是毫無根據的。


三、文化認知片面滯後阻礙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一)去殖民化不徹底是香港消極文化殘存的主要歸因

香港回歸時,中央政府許諾香港人民的生活不會變、經濟制度不會變。這一制度安排既有利於香港保持穩定繁榮,又使得英國殖民管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殖民地文化得以殘存。過時的殖民地文化混淆了香港青年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導致身份認同的困境。反對派學者長期把持中小學通識教材的編寫,在一定程度亦給予香港青年錯誤的指引。隨著內地經濟的騰飛及其文化的多樣化發展,香港的文化事業相形見絀,近年來香港電影票房不斷走低即是良證。


(二)支持優秀香港文化多元發展

影視文化作為香港文化的縮影,似乎已經足以代表整個香港的精神面貌,至少從當代內地人看來,這就是香港。不同於香港,澳門時刻居安思危,近年來,一門年輕的學問——澳門學,逐漸得到國際學界的認可與肯定。在澳門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下,已連續舉辦了五屆關於澳門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極大地提升了澳門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相比之下,迄今為止,整個教育界從未聽聞香港學的誕生。沒有香港學,意味著香港文化亦只能繼續寄託於單一的影視文化,這必然不利於香港社會的整體發展。由於香港文化不斷走偏,而社會意識亦反作用於社會存在,港人賴以存在的精神支柱亦不斷被搖動,這對香港的社會經濟發展亦必然有副作用,直接影響到香港的繁榮穩定。因此,特區政府亟需關注這一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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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民生問題是香港需要迫切解決的深層次問題。圖為香港天水圍公共屋邨

毋庸置疑,由於香港文化的根基尚存,亡羊補牢,為時不晚,挽救香港文化需要各方人士給予充足的耐心和支持。第一,應當儘快在教育界營造香港學的研究氛圍。正如澳門能夠居安思危那樣,香港不應沉醉於影視文化的輝煌,要借鑒澳門有益的經驗,儘快在國際學術界推出能夠彰顯香港獨特文化的研究領域,並將現有的影視文化通過理論建構融入到香港學中。第二,儘快培養優秀的演員,保持香港影視文化後繼有人。香港高校在特區政府、文化協會等機構的支持下,通過物質與精神的資助,鼓勵香港青年積極從事影視文化研究與實踐工作,尤其要創造條件,讓香港「老戲骨」能夠親自帶領香港青年,保持香港影視技藝的代代相傳。第三,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支持下,通過向中央有關部門提出建議,請求將香港與內地合作拍攝電影中不利於保持香港影視文化的條件限制於極低的範圍內。第四,積極拓寬香港與域外的影視文化交流,如取得澳門的支持,與澳門攜手合作,重點推出系列反映港澳社會面貌的重量級電影、電視劇。


四、資源分配不均影響香港民生穩定

(一)以分配正義為核心的民生問題是亟需解決的頭等大事

所謂民生,實質上是人民生活利益的公平分配。生活貧困、分配不公、民生失調必將束縛香港政府的政策措施。因此,以分配正義為核心的民生問題是香港政府亟需解決的頭等大事。

香港所發生的一切問題,歸根到底是經濟衰退而無法維持或者提升原有福利水平而引發的。基於此,社會民生問題是目前香港社會迫切解決的深層次問題。其中,尤為突出的是香港青年發展問題,即香港青年向上流動空間少成為整個民生矛盾的爆發點。近年來的「佔中」「旺角暴亂」「修例風波」等政治事件無一不充分折射出香港青年在社會運動中的主力作用。這些運動的背後除了有外部勢力的支持,還從形式上標誌著香港青年登上政治舞台。從側面而言,由於泛民主派青黃相接既已成為事實,也隱藏著香港政治爭拗將進入一個持續局面。鑒於此,此處重視探討香港青年發展問題,實際上相關論證思路亦能適用於其他香港居民。


(二)多維路徑尋找均衡發展的最大公約數

從香港基本法的運作邏輯而言,平衡不同群體利益的直接表現為「低稅」政策的實施。香港基本法的初衷在於希望平衡各方利益,避免走向任何極端。誠然,「低稅」政策對吸引外商投資、貨物流轉等方面具有促進作用,但這種政策卻對任何群體都「低稅」。儘管中下層人士不用承擔高昂稅負,但同時富人階層亦不用承擔高昂稅負。如此一來,「低稅」政策的原意被無限曲解,從一個注重照顧富人的極端,加速走向更加照顧富人的更大極端,香港的貧富差距由此而無限拉大,成為各種社會運動的導火線。在曾蔭權擔任行政長官時期,這種「低稅」政策更加變得「可怕」,特區政府取消遺產稅,少數富人趨於更富,壟斷香港地產,資本變得更有力量。

綜前所述,至少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仍有多維路徑去尋找香港的最大公約數。例如,在「低稅」政策上,香港可參照內地實行階梯式稅率進行徵稅,越高收入的人稅率越高。遺產稅也得重新回歸本來的面貌。值得關注的是,林鄭月娥本是從底層成長的精英,曾臥薪嘗膽,深知香港底層的艱辛,其作為行政長官是否可以化解兩個階層之間的矛盾,仍可拭目以待。我們相信,香港政府將有新的面貌。同時,香港亦要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讓香港青年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是緩解香港民生問題的重要法寶。由於香港已經錯失信息時代發展的良機,現有的制度體系業已被地產、金融等產業把持,要想優化現有的產業難度極大。因此,香港加入大灣區建設,不僅可緩慢民生問題,更對振興經濟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五、結語

港區國安法的出台,為香港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穩定奠定了基礎,也為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提供保障。為此,治港者應當上下同心,從憲法與基本法蘊含的內在法理出發,在港區國安法背景下優化治港的配套制度設計,同時秉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理念,立足於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大勢,高瞻遠矚、客觀辯證地看待香港當下的發展困境,對症下藥,方能真正解決香港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助力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促進香港發展實現再一次質的飛躍。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11-2月號第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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