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底我在廣東省的9個市（區）考察了兩個星期，所見所聞所思良多，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開局，我想結合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建議”），就香港如何善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談點意見和建議。

文｜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

經過近年高速發展，大灣區廣東城市的硬件和軟件都有突飛猛進的進步。圖為廣州海珠國家濕地公國（圖：新華社）

過去幾年我在內地走動得相當頻繁，主要目的是促進香港和內地更深入和更全面地相互了解，推動兩地更緊密和及時地對接和合作。過去一年，因為我的官方身份，在通過嚴謹的檢測後可以豁免隔離，為了儘量避免香港和內地的交往完全隔絕，因此走動得更加多了。

廣東毗鄰香港，出入方便，因此是內地各省區當中，我走訪得最多的地方。儘管如此，每次去廣東我都看到新的發展成果，見到新的成功人物，聽到新的發展計劃。在剛過去的一個季度，廣東各地的生產和生活擺脫了新冠病毒疫情的困擾，到處欣欣向榮，令人羡慕。

兩地創科合作大有可為

“建議”中關於香港的其中一段，我特別關心，同時我認為是矚目的亮點，即“支持特別行政區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創新科技”一直是我敦促香港各界努力的方向，我在當選行政長官後，就向立法會提出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經過三次努力，克服了立法會反對派的無理“拉布”，最後如願以償。創新及科技局成立後，香港的“官產學研”四方面的工作有了新的動力，創科事業在社會上有了新的高度，受到應有的重視，香港和內地在創科問題上的統籌和協調工作也有了改進。

在創科問題上，香港在內地的主要夥伴不僅是北京、上海、廣州等中心城市，東莞松山湖的人工智能、中山的生物科技的合作機遇和初步成果都令人驚喜。

去年12月底我在中山和當地康方生物醫藥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夏瑜博士見面，了解該企業的發展情況。康方生物位於中山市火炬開發區，八年前初創，研發新藥，目前據稱擁有13個新藥品種、40多項臨床研究在中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去年4月，康方生物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目前市值約450億港元，可見香港和內地在創科事業上的合作，不僅是科學上的合作，更有香港投資市場對接內地科研和支持科技生產的合作。

在全國各地，我也遇上不少同樣值得香港投資者重視的創科企業。內地的創科水平未必全屬世界前列，但近年從零到一的成果不斷湧現。例如，東莞松山湖材料實驗室的新材料研發工作就有不少突破，研究成果有市場潛質，後續工作包括量產需要資金，尤其是風險資金支撐，香港在這些領域可以發揮好投資功能，但目前的認知極為有限。

內地幅員廣大，僅廣東一省就等於一個歐洲國家的規模；同時，內地發展迅速，新興事物泉湧，因此香港對內地，包括對廣東的認識顯得片面、表面和落後的例子比比皆是；同樣地，香港麻雀雖小，但機能先進而複雜，內地對香港功能的認識也往往流於表面，香港的“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以至近年創科發展的內容都異常豐富。因此，做好兩地之間的雙向、全面和細緻的解釋說明工作，十分有必要，十分迫切。打個比喻，如果內地是一家糖果店，在這偌大的糖果店找到的不僅是巧克力，巧克力的味道我們熟悉，我們都嘗過，但內地這糖果店同時提供給大家海量的，不同顏色、味道、口感和形狀的，令人目不暇給的其他糖果，香港人有必要親歷其境，親自嘗試。

這次去廣東，我還參觀了香港科技大學在廣州南沙的校園。園區規劃總用地面積1.1平方公里，總投資估算超過95億元人民幣，第一期計劃於明年9月投入使用。香港科技大學是國際知名的高等學府，創科成績尤其優異。更早一些我去東莞，也參觀了香港理工大學在當地校區的工地。科大、理大分別落戶在南沙和東莞，標誌着香港和內地在教育，包括創新和科技教育方面的合作。

讓更多香港青年能學以致用

我一直重視香港創科事業的發展，因為我關心香港創科人才的出路問題，反過來說，在香港本地缺乏出路的情況下，香港青年創科人才在“學有所成”之後，會出現無法“學以致用”的錯配問題。

十年前，我當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一位念機械工程的畢業班同學每天在學校的健身房鍛煉，為的是考消防員；近年，我發現身邊不少在中環上班的年輕人原來在國外名校念生命科學和生物化學。本來當消防員和做中環上班族都是好職業，只不過這些職業都不是這些年輕人的初心，都不是他們的第一志願。

創科局成立以來，香港創科事業受到重視。圖為香港科學園（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

香港的大學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理工科，譬如說航空航天工程學，而每年從國外畢業回流，念各種各樣理工科，可以為香港創科事業打拼的人更是不計其數，但是香港的產業結構沒有可供這些人才“學以致用”的空間，於是造成大學一年級興奮，三年級發愁，畢業後失落，然後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被迫轉行，鬱鬱而不得志，這樣的問題越來越普遍和嚴重。

解決好人才流動的問題

大學教育普及後，大批年輕人和他們的父母在付出努力和代價後，雖然學有所成，但是在香港不能學以致用，主要原因是香港相當一部分人才應該流向但是沒有流向其他城市。倫敦、紐約、東京等城市的理工科畢業生可以輕易流向其他城市，落實事業發展的人生目標，但香港的畢業生在“一國”之內、“兩制”之間的流動，有種種主觀想像或客觀存在的障礙，這是我們必須儘快共同解決的問題。解決好人才流動的問題，內地尤其是廣東創科事業將會如虎添翼；解決不好這個問題，恐怕不僅造成嚴重的人才錯配和浪費，也會造成年輕人在個人、家庭和社會層面上的不安不穩。香港人才流向周邊城市，只會加強香港的中心城市功能，不會對香港造成空心化或其他不良影響。

我們要加大力度促進香港的青少年重新認識粵港澳大灣區的現況，客觀評估大灣區的發展潛力，深入體驗大灣區的生活。要讓香港的青少年知道，經過近年的高速發展，大灣區廣東城市的硬件和軟件都有突飛猛進的進步，對港政策也不斷放寬和完善。

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掌握好粵港澳大灣區和其他城市群發展帶來的機遇，人是關鍵因素。做好人的工作，其他努力會事半功倍。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社會秩序回復正常，國家安全問題得以逐步解決。在這一新局面下，我希望香港各界人士，尤其是高等教育界，有擔當地盡力做好青少年的思想工作，跨越疫情帶來的交流障礙，全方位地為香港和國家的融合發展，為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做好準備。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