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赤琰

自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出「協商辦法產生特首」的看法後，林鄭月娥也公開表示她更傾向民選產生特首的辦法。這兩種辦法沒有誰對誰非的問題，只有哪種辦法更可行的問題。

梁主張協商產生特首的辦法自有其切身感受，在他任內曾提出援用基本法第45條作出特首選舉改革的提案，辦法是把第45條的「選舉委員會」改為「提名委員會」，並表明只有「提名委員會」有權提名候選人，候選人可多過一名，然後交由全港合格選民一人一票去選舉。可是在2014年的「公民抗命」/「雨傘革命」長達79天的暴亂後，最後提案也在立法會「不了了之」。這場政治衝擊，梁親身經歷，感覺到要民選特首，在民意撕裂的政治環境下，不可行，何況即使選出了特首也會因民意、暴力對立下，沒有安定的政治環境，民選特首還是「行不得」。

但對林鄭來說，她或許擔心的是協商產生特首的辦法，缺乏民意基礎，是天生的民主「貧血兒」，不能有作為，她甚至相信，經歷了24年的「一國兩制」，基本法也寫著最終要民主產生特首，協商產生的辦法會是開倒車。與其如此，倒不如行一步看一步，找到適合的環境條件再推出第45條的特首民選改革方案。她這說法，做好人容易，但好人沒好解决辦法，也是枉然。

其實，認真說起來，民選乎?協商乎?都不保證選出來的特首有所作為，能不能盡職要靠他/她的政治領導才能，不能全靠他/她是民選抑或是協商出來。就以特首面對到的立法會政治生態來說，裏頭亂得一團糟，要特首如何去「主導立法」?24年來，有過四位特首，自問他/她不都因為沒法主導立法而陷入行政困境嗎?

可是，要行政主導立法，千頭萬緒，連英美也莫衷一是，英國靠的是其多數議員來確保行政主導立法機構，美國靠的卻是行政首長由民選產生來建立自己的民意基礎，從而主導國會。但英國的辦法在港不行，因為特首不能有自己的政黨，更何況，憲制上，政黨在港是不被承認的，也正因如此，剩下來的選擇便只好從第45條的改革辦法，尋求民選產生特首。在梁執政期間，因為反對派太囂張，搞出了79天的暴亂，令到改革胎死腹中;現在到林鄭，有了香港國安法把長達一年的「黑衣暴亂」壓了下去，而立法會的反對派又在杯葛立法會，其中極端議員被「DQ」的，被抓坐牢的，「著草」逃走的，不一而足，立法會可說已清理「內障」，在這剩下不到一年的下屆立法會選舉空檔，如果林鄭夠有魄力，大可在此期間再度提出第45條的政改，一旦立法事成，民選特首的機會便可水到渠成。

至於梁振英提出的協商辦法，也並非不可建立其應有的民意基礎，辦法可靈活處理，最重要的是在協商過程中，在三百多個民意代表團體產生的、第45條列明的「選舉委員會」中，將其三百多個有代表性的團體擴大到五六百個，只要能更廣泛更深入發掘民意基礎，這樣得出的協商辦法，最終產生的特首好處是可以避開一人一票的劇烈選舉。因此，梁應抓緊機會去落實協商的民意基礎，在港是可行的。雖然基本法表明政治改革要「循序漸進」，但自2019年出現史無前例的大暴動後，社會與政治秩序已大亂，加上外國勢力又不斷干預，沒法循序漸進，選擇協商辦法，也是合情合理與合法的!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

來源：香港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