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香港藝壇,可謂中西交匯,百花齊放。憑藉特殊的歷史條件和地理位置,一批批文人雅士,儘管持有不同政見與理念、來自不同地方與門派,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香港作為他們短期或長期的“落腳點”。在此期間,志趣相投的便各自設立組織抱團取暖,不少詩社、書畫會應運而生,當中最具代表性、影響最深遠的非披荊文會莫屬。而研究二十世紀香港藝術團體,披荊文會更是不可或缺,是一個繞不開、避不掉的課題。
群流匯聚,少長咸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內地戰亂甫定,各方人馬移居香江。然而,在港英政府管治下,華人即使滿腹經綸,也難以在政壇上有所發展。相反地,民間組織如雨後春筍,紛紛集結而立,文藝界更是活躍,濤畫會、健社、庚寅書畫會、香港美術專科學校、香港藝術社、風社、中國自由畫家協會、丙申社、香港中國美術會、中國書法協會及披荊文會等相繼創辦。
“中以披荊人數最眾。各社社友多為其座上客。儼然群流所匯也。李文格先生以祭酒之尊。結客無男女少長之別。殷勤款待。十席聯開。匝月為期。於兹卅載。”
1971年,南海潘新安所著《草堂詩緣》“集三”在開篇便作出以上評述,披荊文會在當時諸多藝文社中的地位可想而知。披荊文會,又名披荊文社,由廣東南海西樵籍詩人李文格創辦。
“長袍布履見風神,叔度胸襟更絕倫;涉世何曾名利重?怡情惟與鳥魚親。藏將佳釀還邀客,著得高棋故讓人;卅載騷壇推管領,幾回末座接清塵?”
潘新安《贈李文格詩》1979年
潘新安1979年的詩作,詳盡概括了李文格會長溫文爾雅、謙恭禮讓的儒者風範,也正因為李會長的“叔度胸襟”,才凝聚了各界俊賢,少長咸集。他們踴躍加入披荊,積極參與,使披荊會務蒸蒸日上,並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香江藝壇的發展。
李文格,字冷漁,生於1914年1月11日(農曆癸丑臘月十六日),終於2000年2月14日(農曆庚辰正月初十)。年輕時在廣州十三行從事金銀貿易生意,來港後經姨丈何賢介紹任職中華總商會華人企業公司司庫,活躍於香港金銀貿易場。他擅長書法,尤工楷書,能懸腕寫小楷; 亦善詩詞,喜好粵曲、琴棋書畫等中華文化。
根據1962年7月23日《香港工商日報》刊載消息,披荊文會於前一日舉行四周年二百期紀念慶宴,席設山珍酒家,到會文友及來賓眾多,僅登出之“名單擇錄”已有164人。當中,詩詞界有李供林、蘇世傑、馮漸逵、陳湛銓、蘇文擢、張紉詩、潘小磐等,書畫界有鄧芬、梁伯譽、李鳳廷(公)、楊善琛(深)、周公理、張韶石等,曲藝界有邵鐵鴻、雷宏張、李向榮、冼劍麗、梁素琴、呂文成等,還有馬武仲、馬賓甫昆仲及黃嗇名、王商一、劉幈宇、鄭春霆等知名人士,可謂各界精英雲集,盛況空前。
鄧芬《長青圖》1960年
常設社課,詩文紀盛
披荊每期雅集都會事先布置“社課”,連同雅集的時間、地點一併登出啟事。雅集過後,又將會員詩詞作品選載在報紙上,常見於《華僑日報》及《工商日報》。這些詩詞歌賦,既是眾會友抒情暢懷之作,又是當時藝壇的真實寫照。如今,時過境遷,會友大都仙逝,我們只可以憑藉這些詩作穿越時空去深入了解昔日景象。
“社剙披荊寄意深,不殊藍縷啟山林;海隅雅會百來復,一線斯文天地心。”
這首七絕是碩果社創會四子之一的馮漸逵所作,刊登在1960年6月5日的《華僑日報》,為披荊“二周百期社集詩詞”之一。由此可見,披荊初期雅集相當頻密,短短兩年已迎來百期盛會。最初雅集地點就設在李會長的北角住所海濱花園,加上香港本身也是位於中國南部沿岸的一個海島,所以會友詩作常出現有“海濱”“海隅”“海角”等字眼。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披荊雅集移師金龍酒家、山珍樓,開始設置酒宴招待會友。隨著參加人數增多,改為每月一會,直至九十年代結束,所有酒席開支活動經費均由李文格會長一人承擔,四十年如一日,就這份堅持和無私奉獻相信在香港藝壇找不到第二人!
“月夜群賢叙一樓(李文格),叨陪末席證盟鷗(黃志鴻);詩書文酒絃歌闕(卓淡影),高會欣逢二十周(何敏公)!”
1976年3月14日,披荊文會假座銅鑼灣波斯富街百佳酒樓舉行二十周年雅集,此首“大席筵前即席聯句”別具意義。是日到會者衆,宴開十餘席,更有邵鐵鴻、李芬芳、雷宏張等名師歌曲娛賓,黃思潛、劉秉衡、周公理、周思聰、蕭立聲、李撫虹等即席揮毫,賓朋興高采烈,樂而忘返。22日,《華僑日報》刊出到會文友名單,選登即席聯句共五首,對此次雅集作了詳細報導。
“披荊斬棘,以文會友。”
這八個字,是末代探花商衍鎏之子商承祚1982年所書,雖然距披荊成立已經二十多年,卻道出了李會長及披荊仝人的創會初心。特別是在五十年代,對於新來港仍居無定所、為口奔馳的騷人逸客們來說,披荊的橫空出世,猶如雪中送炭,使他們可以重操翰墨,詠詩論文,各展所長。
區季謀《春曉四章》1962年
吉光片羽,翰墨飄香
關於披荊文會的成立時間,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1946年”,依據潘新安1971年詩文提及“於兹卅載”推算,至少由1946年李會長從廣州移居香港已開始;第二種說法是“1958年”,依據是“己亥(1959年)春仲”區季謀《行書》有“披荊社周歲置酒見招”題識;第三種說法則是“1956年”,1976年披荊文會席設百佳大酒樓舉行廿周年慶典,周公理特製《廿載駒光(許菊初題)》,及伍彝生、余匡父、劉秉衡、葉玉超、唐碧珍、陳仲文、陳榮森、張健池、梁朗秋、盛獻三、麥國偵、楊兆東、黎心齋、羅博溱等所作近二十幅書畫誌賀,均可為證。
周公理《廿載駒光(許菊初題)》1976年
2011年8月,普藝文化促進會出版了《披荊文會》紀念冊,筆者有幸參與了編輯工作,深感意義重大。當時,編委們經過仔細研究和分析,首先排除了“1946年”李會長初來乍到便成立披荊文會的可能性,而後得出“草創於1956年,1958年正式成立”的共識。
《披荊文會》共收錄會友作品275幅,按創作時間分為“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及“其他”五個部份。當中,“其他”部份除了少量“九十年代”及未署年干作品外,尚有李會長5幅私人藏畫。雖然這些書畫僅為披荊數十年雅集唱酬之吉光片羽,卻是首次最全面地再現前輩墨跡、創作歷程及文化背景,也為研究香港藝術史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西風起在嶺之旁,千尺流泉掛夕陽;拄杖幽人望濠濮,何如結網在他鄉。”
這是吳肇鍾在《拄杖行吟》上所題詩句,“結網”二字語出《淮南子 ·說林訓》,原文說:“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事在人為,相信乃千古不變的定律,無論是“歸家織網”抑或“結網在他鄉”,總比“臨河羨魚”或“拄杖望濠濮”來得現實。
《拄杖行吟》寫於1959年重陽節,由王商一、劉秉衡合繪,吳肇鍾、余少颿及區季謀題詩,為至今所見披荊最早的雅集合作畫。即席賦詩題畫,對傳統文人來說算不上一件困難的事,甚至可以信手拈來,隨筆為之。然而,在經濟快速發展、科技突飛猛進的今天,要同時再找幾位這樣的能手來即場表演,恐怕“千呼萬喚”也未必可以“喚出來”。
歷半世紀,藝壇無雙
阮耀佳篆刻《詩書畫琴棋雅集》1973年
到了七八十年代,內地放寬來港申請,大量中靑年移居香港。當中,不乏有修為的文壇人士,如鄭越燁、李國明、梁錫源、邢寶莊、梁啟明、林峰等新晉,也都慕名而加盟披荊,成為一支頗具實力的“生力軍”。另一方面,披荊也加強與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地的藝術交流,拓展會友的國際視野。
遺憾的是,踏入千禧年代,隨著李會長的離世,披荊文會也改變不了“曲終人散”的結局。然而,近半世紀風雨不改藝壇無雙的“披荊雅集”,為歲月和塵世留下了一處處雪泥鴻爪,更為香港藝壇創下了無限輝煌!
後記
紫荊雜誌社楊勇社長約我著文介紹香港藝壇,我第一時間想到披荊文會。披荊文會是上世紀香港藝壇最具規模及影響力的團體,然而至今未見有關的闡述文章出現,就連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1999年出版的《香港書畫團體研究》,“披荊文會”也很遺憾的“榜上無名”。作為香港藝壇的一分子,我認為有必要為披荊發聲,遂成此文,並向李文格會長及披荊前輩致敬!
(作者係普藝文化促進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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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的香港藝壇,可謂中西交匯,百花齊放。憑藉特殊的歷史條件和地理位置,一批批文人雅士,儘管持有不同政見與理念、來自不同地方與門派,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香港作為他們短期或長期的“落腳點”。在此期間,志趣相投的便各自設立組織抱團取暖,不少詩社、書畫會應運而生,當中最具代表性、影響最深遠的非披荊文會莫屬。而研究二十世紀香港藝術團體,披荊文會更是不可或缺,是一個繞不開、避不掉的課題。
群流匯聚,少長咸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內地戰亂甫定,各方人馬移居香江。然而,在港英政府管治下,華人即使滿腹經綸,也難以在政壇上有所發展。相反地,民間組織如雨後春筍,紛紛集結而立,文藝界更是活躍,濤畫會、健社、庚寅書畫會、香港美術專科學校、香港藝術社、風社、中國自由畫家協會、丙申社、香港中國美術會、中國書法協會及披荊文會等相繼創辦。
“中以披荊人數最眾。各社社友多為其座上客。儼然群流所匯也。李文格先生以祭酒之尊。結客無男女少長之別。殷勤款待。十席聯開。匝月為期。於兹卅載。”
1971年,南海潘新安所著《草堂詩緣》“集三”在開篇便作出以上評述,披荊文會在當時諸多藝文社中的地位可想而知。披荊文會,又名披荊文社,由廣東南海西樵籍詩人李文格創辦。
“長袍布履見風神,叔度胸襟更絕倫;涉世何曾名利重?怡情惟與鳥魚親。藏將佳釀還邀客,著得高棋故讓人;卅載騷壇推管領,幾回末座接清塵?”
潘新安《贈李文格詩》1979年
潘新安1979年的詩作,詳盡概括了李文格會長溫文爾雅、謙恭禮讓的儒者風範,也正因為李會長的“叔度胸襟”,才凝聚了各界俊賢,少長咸集。他們踴躍加入披荊,積極參與,使披荊會務蒸蒸日上,並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香江藝壇的發展。
李文格,字冷漁,生於1914年1月11日(農曆癸丑臘月十六日),終於2000年2月14日(農曆庚辰正月初十)。年輕時在廣州十三行從事金銀貿易生意,來港後經姨丈何賢介紹任職中華總商會華人企業公司司庫,活躍於香港金銀貿易場。他擅長書法,尤工楷書,能懸腕寫小楷; 亦善詩詞,喜好粵曲、琴棋書畫等中華文化。
根據1962年7月23日《香港工商日報》刊載消息,披荊文會於前一日舉行四周年二百期紀念慶宴,席設山珍酒家,到會文友及來賓眾多,僅登出之“名單擇錄”已有164人。當中,詩詞界有李供林、蘇世傑、馮漸逵、陳湛銓、蘇文擢、張紉詩、潘小磐等,書畫界有鄧芬、梁伯譽、李鳳廷(公)、楊善琛(深)、周公理、張韶石等,曲藝界有邵鐵鴻、雷宏張、李向榮、冼劍麗、梁素琴、呂文成等,還有馬武仲、馬賓甫昆仲及黃嗇名、王商一、劉幈宇、鄭春霆等知名人士,可謂各界精英雲集,盛況空前。
鄧芬《長青圖》1960年
常設社課,詩文紀盛
披荊每期雅集都會事先布置“社課”,連同雅集的時間、地點一併登出啟事。雅集過後,又將會員詩詞作品選載在報紙上,常見於《華僑日報》及《工商日報》。這些詩詞歌賦,既是眾會友抒情暢懷之作,又是當時藝壇的真實寫照。如今,時過境遷,會友大都仙逝,我們只可以憑藉這些詩作穿越時空去深入了解昔日景象。
“社剙披荊寄意深,不殊藍縷啟山林;海隅雅會百來復,一線斯文天地心。”
這首七絕是碩果社創會四子之一的馮漸逵所作,刊登在1960年6月5日的《華僑日報》,為披荊“二周百期社集詩詞”之一。由此可見,披荊初期雅集相當頻密,短短兩年已迎來百期盛會。最初雅集地點就設在李會長的北角住所海濱花園,加上香港本身也是位於中國南部沿岸的一個海島,所以會友詩作常出現有“海濱”“海隅”“海角”等字眼。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披荊雅集移師金龍酒家、山珍樓,開始設置酒宴招待會友。隨著參加人數增多,改為每月一會,直至九十年代結束,所有酒席開支活動經費均由李文格會長一人承擔,四十年如一日,就這份堅持和無私奉獻相信在香港藝壇找不到第二人!
“月夜群賢叙一樓(李文格),叨陪末席證盟鷗(黃志鴻);詩書文酒絃歌闕(卓淡影),高會欣逢二十周(何敏公)!”
1976年3月14日,披荊文會假座銅鑼灣波斯富街百佳酒樓舉行二十周年雅集,此首“大席筵前即席聯句”別具意義。是日到會者衆,宴開十餘席,更有邵鐵鴻、李芬芳、雷宏張等名師歌曲娛賓,黃思潛、劉秉衡、周公理、周思聰、蕭立聲、李撫虹等即席揮毫,賓朋興高采烈,樂而忘返。22日,《華僑日報》刊出到會文友名單,選登即席聯句共五首,對此次雅集作了詳細報導。
“披荊斬棘,以文會友。”
這八個字,是末代探花商衍鎏之子商承祚1982年所書,雖然距披荊成立已經二十多年,卻道出了李會長及披荊仝人的創會初心。特別是在五十年代,對於新來港仍居無定所、為口奔馳的騷人逸客們來說,披荊的橫空出世,猶如雪中送炭,使他們可以重操翰墨,詠詩論文,各展所長。
區季謀《春曉四章》1962年
吉光片羽,翰墨飄香
關於披荊文會的成立時間,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1946年”,依據潘新安1971年詩文提及“於兹卅載”推算,至少由1946年李會長從廣州移居香港已開始;第二種說法是“1958年”,依據是“己亥(1959年)春仲”區季謀《行書》有“披荊社周歲置酒見招”題識;第三種說法則是“1956年”,1976年披荊文會席設百佳大酒樓舉行廿周年慶典,周公理特製《廿載駒光(許菊初題)》,及伍彝生、余匡父、劉秉衡、葉玉超、唐碧珍、陳仲文、陳榮森、張健池、梁朗秋、盛獻三、麥國偵、楊兆東、黎心齋、羅博溱等所作近二十幅書畫誌賀,均可為證。
周公理《廿載駒光(許菊初題)》1976年
2011年8月,普藝文化促進會出版了《披荊文會》紀念冊,筆者有幸參與了編輯工作,深感意義重大。當時,編委們經過仔細研究和分析,首先排除了“1946年”李會長初來乍到便成立披荊文會的可能性,而後得出“草創於1956年,1958年正式成立”的共識。
《披荊文會》共收錄會友作品275幅,按創作時間分為“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及“其他”五個部份。當中,“其他”部份除了少量“九十年代”及未署年干作品外,尚有李會長5幅私人藏畫。雖然這些書畫僅為披荊數十年雅集唱酬之吉光片羽,卻是首次最全面地再現前輩墨跡、創作歷程及文化背景,也為研究香港藝術史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西風起在嶺之旁,千尺流泉掛夕陽;拄杖幽人望濠濮,何如結網在他鄉。”
這是吳肇鍾在《拄杖行吟》上所題詩句,“結網”二字語出《淮南子 ·說林訓》,原文說:“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事在人為,相信乃千古不變的定律,無論是“歸家織網”抑或“結網在他鄉”,總比“臨河羨魚”或“拄杖望濠濮”來得現實。
《拄杖行吟》寫於1959年重陽節,由王商一、劉秉衡合繪,吳肇鍾、余少颿及區季謀題詩,為至今所見披荊最早的雅集合作畫。即席賦詩題畫,對傳統文人來說算不上一件困難的事,甚至可以信手拈來,隨筆為之。然而,在經濟快速發展、科技突飛猛進的今天,要同時再找幾位這樣的能手來即場表演,恐怕“千呼萬喚”也未必可以“喚出來”。
歷半世紀,藝壇無雙
阮耀佳篆刻《詩書畫琴棋雅集》1973年
到了七八十年代,內地放寬來港申請,大量中靑年移居香港。當中,不乏有修為的文壇人士,如鄭越燁、李國明、梁錫源、邢寶莊、梁啟明、林峰等新晉,也都慕名而加盟披荊,成為一支頗具實力的“生力軍”。另一方面,披荊也加強與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地的藝術交流,拓展會友的國際視野。
遺憾的是,踏入千禧年代,隨著李會長的離世,披荊文會也改變不了“曲終人散”的結局。然而,近半世紀風雨不改藝壇無雙的“披荊雅集”,為歲月和塵世留下了一處處雪泥鴻爪,更為香港藝壇創下了無限輝煌!
後記
紫荊雜誌社楊勇社長約我著文介紹香港藝壇,我第一時間想到披荊文會。披荊文會是上世紀香港藝壇最具規模及影響力的團體,然而至今未見有關的闡述文章出現,就連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1999年出版的《香港書畫團體研究》,“披荊文會”也很遺憾的“榜上無名”。作為香港藝壇的一分子,我認為有必要為披荊發聲,遂成此文,並向李文格會長及披荊前輩致敬!
(作者係普藝文化促進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