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沒有地和田，只有莊和閑”的說法流傳甚廣，但並不準確。澳門雖小，故事却很多、分量却很重，詮釋著大國小城的多元魅力。
2020年12月17日，“聆聽中國人的聲音”音樂會在位於“大三巴”門前的耶穌會紀念廣場舉行。圖為中央民族樂團和澳門中樂團聯袂演出（陸山 攝）
澳門之“小”：名副其實的“袖珍城市”。作為中國的一個省級特別行政區，僅有“鎮的面積、縣的人口、市的經濟”。至2018年，澳門陸地面積32.8平方公里，僅相當於台北的1/8、新加坡的1/20、紐約的1/24、香港的1/34、北京的1/500，甚至比不上鄰居珠海（1,736平方公里）的零頭。澳門人口67.2萬，和珠海遠郊的斗門區相當，在上述城市中（下同）最多相當於台北的1/4，最少相當於北京的1/32。澳門經濟總量（GDP）為4,446.7億澳門元，和珠海接近，最多相當於台北的1/2，最少相當於紐約的1/20，屬“微型經濟體”。澳門之“大”：大國戰略支點。澳門扼守珠江入海口西端，背靠祖國內地、面朝大江大海，“十字門開向二洋”，自古為戰略要衝。十三世紀末，文天祥寫下《過零仃洋》的悲壯詩句時，應該想不到，在伶仃洋隔海相望、後世稱之為香港和澳門的兩片土地，會被深深地捲入遠比王朝更迭更加波瀾壯闊的歷史之中，而澳門將成為這段歷史的開篇，更成為中華民族從弱亂到復興的見證。十六至十九世紀，先後興起的霸權國家葡萄牙、荷蘭、英國，相繼爭奪澳門這片中國寶地，作為殖民擴張的戰略支點。十六世紀中葉起，葡萄牙逐步佔領澳門。十七世紀初，荷蘭試圖奪佔澳門，與葡萄牙爆發澳門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戰役，遭失敗後轉而竊據台灣，成為鄭成功收復台灣的前傳。十九世紀初，英國趁拿破崙征戰葡萄牙之際企圖搶佔澳門，但懾於清帝國的餘威而作罷，後轉而尋求割佔香港。鴉片戰爭結束不久，美國迫使清政府在澳門簽訂不平等的《望厦條約》，開放五座內地城市作為“通商口岸”。相關史跡，仍見諸澳門的老炮台、舊地名（如紀念葡荷澳門戰役的“得勝馬路”）、洋墓地（如原屬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基督教墳場）、古禪院（如望厦普濟禪院）之中。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標誌著西方殖民史在中國的正式終結。此後，澳門以高速發展印證“一國兩制”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並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支點。澳門很新，回歸22年來的高速發展深度重塑小城面貌。新的容量——澳門1/3的陸地和人口、全部管轄海域（85平方公里）出現於回歸之後。從空中俯瞰恰似一朵蓮花的澳門半島，正日益綻放。新的財富——得益於中央政府支持的“賭權開放”和“自由行”政策，1999—2018年澳門GDP增長7倍多、人均GDP增長5倍多（躍居世界第二）、財政儲備增長192倍、外匯儲備增長5倍多，博彩收入自2006年起位居“世界四大賭城”之首。2008年起，特區政府已連續13年向澳門居民推行俗稱“派錢”的“現金分享計劃”。新的高度——隨著澳門半島和路氹城的開發，“滄海變新城”“樓比山更高”，重塑著小城的外立面和天際綫。澳門塔高338米，是原有“本地最高峰”叠石塘山頂的2倍。新的深度——回歸以來，澳門實現15年義務教育，高等教育入學率從29%升至95%。澳門大學2014年整體遷入珠海橫琴島，仍適用澳門法律，成為“中國境內的境外大學”，發展空間擴大，實力不斷提升。成立僅20年的澳門科技大學已躋身世界大學排名300强、海峽兩岸暨港澳高校排名前20。澳門很老，在發展的同時注重鞏固、挖掘歷史縱深，對文物和傳統實施著嚴格的保護，厚植與“國際旅遊休閑中心”相匹配的歷史文化底蘊。面積1.3平方公里的澳門歷史城區被整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目錄》，堪稱“全球最大的戶外博物館”，漫步城中猶如穿越時光隧道。澳門有“十六世紀的廟宇、十七世紀的教堂、十八世紀的民宅、十九世紀的美食、二十世紀的市場、二十一世紀的娛樂”；產生多項“中國第一”，如中國第一座燈塔——東望洋燈塔，中國第一座西式劇院——伯多祿五世劇院，中國第一家西式醫院——白馬行醫院（原址今為葡萄牙駐澳門總領事館），中國第一所西式大學——聖保祿學院（遺址緊鄰“大三巴”），中國第一份外文報紙——《蜜蜂華報》。其中不少建築或設施仍在使用，可謂歷史“活化石”。澳門人珍視傳統。在廣告字體格式化的今天，澳門仍遍布古拙、樸實的手寫招牌；在快餐流行的時代，這裡有堅持手工製作、不搞加盟連鎖的蛋撻店；在時裝品牌店林立的街頭，有裁縫店堅持量體裁衣、縫新補舊；本地船廠雖已不多，造船師傅仍堅持雕琢帆船模型，向年輕一代介紹傳統工藝。儘管澳門已高度城市化，綠地仍佔城區面積1/5，路氹城有大片吸引野生鳥類栖息的濕地，最南端的路環綠野蔥蔥、倚天照海，保留著原生態的村落、村民和村俗。可謂“望得見青山，記得住鄉愁”。澳門有著中國傳統小城標配的“家”的味道。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主題曲就叫《蓮成一家》。澳門人口平均預期壽命83.8歲，“四代同堂”十分常見。澳門人家庭觀念强，已婚子女會“常回家看看”，陪伴老人、家族聚會；和港、台、內地的家長一樣，澳門家長看重輔導、督促子女學習，因此澳門的“督課”（課外輔導）機構非常多。澳門作為“熟人社會”，人情味頗濃，主要體現為社團衆多、人脉互通。有以省、市、縣甚至以鎮為單位成立的“旅澳同鄉會”，有組織活動、提供服務的“街坊會”，還有傳播關愛互助理念的宗教團體。正是“一家人”的共識和自覺，讓澳門人展現出資本主義社會往往稀缺的集體思維、大局觀念，能夠齊心協力“辦大事”“唱大戲”。即使遇到分歧，澳門人也更願意選擇“擺平”（協調）而非爭拗。澳門這方彈丸之地，每年接待近4,000萬遊客却秩序井然；舉辦大賽車等大型活動期間，街坊樂意包容對生活的暫時影響；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全社會共克時艱，員工無薪放假，主要企業無一裁員，特別行政區政府提前推行“現金分享計劃”。澳門素有家國情懷，近現代以來對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始終展現出“小城市，大擔當”。十九世紀末，鄭觀應在澳門寫成思想巨著《盛世危言》，提出學習西方“以商強國、以兵衛商”，變法求存；孫中山在澳門首開“華人西醫”先河，並使這裡成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重要策源地。抗戰時期，“澳門之子”冼星海譜曲《黃河大合唱》，奏響“可頂十萬毛瑟槍”的抗日救亡強音；北伐名將葉挺從寓居多年的澳門赴任新四軍軍長，率領這支部隊成為敵後抗戰“尖刀”。回歸以來，澳門積極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率先建立並完善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實現全澳學校升挂國旗；愛國愛澳作為社會核心價值不斷鞏固。“賭王”何鴻燊斥巨資購回流失海外的圓明園國寶；超過八成澳門受訪者以作為中國公民而自豪；在“家國情懷教育館”，來客能品嘗到以“愛國”字樣拉花的咖啡。近年來，澳門大力幫扶貴州從江脫貧攻堅；各界圍繞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向內地捐助超過6億澳門元。聖母像巡遊是澳門世遺項目之一。聖母像通常被放置在玫瑰花叢中，由市民們抬著巡遊。圖為 2020 年 12 月 8日“聖母無原罪瞻禮日”期間，氹仔嘉模教堂的聖像巡遊（陸山 攝）
寓於鄉土的“中國風”。在澳門，中華文化穩居主流。“鄉土”從未异化為所謂“本土”，更未與中華文化出現對立，而是兩面一體、有機統一。越是“鄉土”的，越是“中國”的，寓寄著澳門人的民族感情和家國情懷，豐富著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澳門街”與“廣州城”“香港地”齊名，是澳門最典型的文化標誌，保留著華南沿海城鎮的底色。老城區密布著蜿蜒前行的街道、底層辟出行人走廊的騎樓、沿街排開的“手信”（禮物）商鋪、出售本地小吃的“走鬼檔”（流動攤販）。走進背街後巷，香火氣息又撲面而來，觀音廟、天妃廟、藥王廟、土地廟，廟堂林立，香火鼎盛。作為澳門地標的媽祖閣、林則徐巡閱澳門時駐蹕的蓮峰廟，仍為遠近香客上香禮佛的名剎。不少住宅沿襲廣東漁港傳統，在門前設置“土地公”牌位，賴以鎮宅祈福；一些舊式宅門還挂著稱為“天燈”的紅色油燈，寓意照亮前程。澳門街常見的“特產”——凉茶、粵劇、南音說唱、魚行醉龍節等鄉土特色濃郁的項目，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西文化“混血兒”。澳門華洋雜處500年，比香港還早三個世紀，是歷史悠久的國際自由港，多元文化交融共存。十六世紀，明代戲劇家湯顯祖在《牡丹亭》中描繪了澳門的“碧眼愁胡”“花面蠻姬”（異族男女）和“多寶寺”（“大三巴”）；“葡萄牙文學之父”賈梅士在澳門寫出被葡萄牙人稱為“祖國聖經”的《葡國魂》。東西文化碰撞交融，孕育出“既熟悉又陌生”的异域風情。澳門舊式民居有南歐式的紅、黃、藍、綠等斑斕色彩；教堂、劇院等公共建築呈現羅馬式、哥特式、文藝復興式、巴洛克式等多種風格；餐館裡能品嘗到葡餐名菜“馬介休”（腌制鱈魚）和本地小吃“免治”（碎肉拌飯）。中西元素和諧共生，形成兼容並包的城市品格。哪咤廟側伴“大三巴”；聖奧斯定教堂緊鄰“地藏慈悲會”；前殖民當局的“議事公局”和華商議事機構“三街會館”相對；水費通知單上有中、葡、英三種語言可供選擇。中西元素相互融合，形成別具一格的文化風貌。英國聖公會馬禮遜教堂的《聖經》徽標借用中國《易經》的概念“太初有道”；天主教中學以《論語》中的“己立立人”作為校訓；歷史上的外國人名除了“罅些喇”“飛能便度”等音譯人名之外，還有“高士德”“徐日升”等比較地道的漢名；本地藝術家以中式樂器演奏葡國民謠“法朵”，呈現出“異工同曲”的獨特韵味。昔日，葡萄牙民謠這樣傳唱澳門的魅力：“喝過亞婆井水，忘不掉澳門；要麽在澳門成家，要麽遠別重來。”大國小城的多元魅力，恰如澳門亞婆井的水，喝過就忘不掉，更是澳門發展壯大的密碼。歲月無聲，濠江春暖。澳門正迎來歷史上最快、最好的發展時期，只要繼續實現好“一國兩制”這對重要關係的辯證統一，在大國中謀劃與成就小城，用好小與大、新與舊、家與國、中與西的優勢和經驗，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寫好建設“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大文章，澳門就能“磢靚招牌”，迎接更加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