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當局力推“108課綱”，在教科書“去中國化＂的路上接棒李、扁，進一步抽空中國史內核，祭出“台獨”歷史教科書，並配合其他領域的動作，試圖把台灣帶進一座“反中”“台獨”的意識形態堡壘。
蔡英文當局力推“108 課綱”，在教科書上進一步“去中國化”，引發強烈爭議
要想理解台灣歷史教科書的爭議與背後脈絡，或許可以先從近來的具體事件作為切入點。2020年端午佳節過後不久，台灣發生匪夷所思的一幕：民進黨籍高雄市議員高閔琳在臉書發文，稱“你知道屈原是楚國人不是中國人，屈原是楚獨分子嗎？”同黨籍桃園市議員王浩宇也接力發文呼應，指“屈原是楚國人，不是中國人”。台灣輿論一片嘩然。過沒多久，位於台北的“台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歷經多年整修後，正式對外開放參觀。民眾發現其中一塊展板，將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鐵道部長長谷川謹介稱為“台灣鐵道之父”，而非過去所認知的清廷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究竟誰是“台灣鐵道之父”，在台灣引起了論戰。無獨有偶，也有台灣民眾反映，在參觀鐵道部園區旁的“三井倉庫”時，一位自稱剛上大一的導覽員，“侃侃介紹三井出品的日東紅茶，還說日本人來台之前，台灣沒有種茶”。這位年輕導覽員的講解，既忽視了在日本殖民統治以前，台灣已經發展出興盛的茶產業，同時也回避了日本殖民者聯合資本家為了掠奪土地而對當地原住民的屠殺迫害。把以上三個與歷史有關的事件綜合來看，基本體現了當代台灣歷史教育帶來的問題：一是對原來史觀的解構與重構；二是在歷史時序錯亂之下，歷史認識與詮釋的去脈絡化、虛無化。
“去中國化”教科書淪為民進黨的“政治宣傳品”。2019年10月24日，台灣“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協會”在台北舉行反對“去中國化”歷史教科書記者會，圖為台北市第一女子中學語文老師區桂芝（左一）在會上發言（圖：新華社）
自李登輝於1997年推動初中《認識台灣》教科書以來，迄今20餘年台灣的歷史教育爭議從未停歇過。有別於過去官方“國立編譯館”的統編教材，在歷史學者杜正勝所提出“同心圓史觀”助陣之下，台灣歷史教科書無論政黨如何輪替，基本框架不脫李登輝《認識台灣》教科書所奠下的輪廓，亦即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敘事方式。而在陳水扁執政時期，歷史教科書的“同心圓史觀”不只得到鞏固，同時進一步縮減中國史的授課時數，並將“台灣地位未定論”寫入教材，甚至委託“台獨派”學者完成《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列出五大“不適合用詞”的“標準”，下發各家教科書書商，依此編寫教材：（一）“不客觀歷史價值標準、刻意褒揚或貶抑的非中性詞彙”，例如將“日據時期”改為“日治時期”，並禁稱孫中山為“國父”。（二）“自我矮化為地區或主體意識不清”，例如禁用“台灣地區”、“全省各地”與“兩岸”等詞。（三）“台灣與中國大陸分屬不同政權時期的敘述，對中國的地名、歷史朝代、特定人物等，未加注國名”，例如要求將“今山西省新絳縣”的敘述改為“今中國山西省新絳縣”，又如要求將“春秋戰國時代”改為“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四）“敘述日治時期台灣的人、事、物，卻使用大清帝國、中華民國紀年”，例如要求將“中華民國16年”改為“大正5年”。（五）“對於特定詞彙的使用不夠精確”，例如規定不可使用“國字、國畫、國劇、京劇、古典詩詞”等詞彙，來描述“中國特有的文物、文字、書畫、戲劇、詩詞等”；又如規定不得使用“歷史上、古時候、古代、上古時代、老祖宗、古人、先人、先民”等詞彙，來描述“時間或對象泛指中國古代或是古代之人”。李登輝與陳水扁時期的台灣歷史教科書變革，一般被認為是歷史教育“去中國化”，以及台灣新興“國族”認同建構的濫觴。2008年國民黨籍的馬英九上台，宣稱試圖要對此“撥亂反正”，在不動“同心圓史觀”的情況下，對以下五個部分進行修訂：（一）說明三國時代以來中國大陸與台灣的關係；（二）加入日據時代台灣同胞參與祖國大陸抗日的內容；（三）課綱中註明中國史在1949年之後之所以只寫中共的歷史，是因為中華民國的部分已經寫於台灣史之中；（四）刪除“台灣地位未定論”內容，確定台灣屬於中華民國；（五）中國史課時增加為一個半學期。然而，在部分書商抵制，以及“獨派”學界和輿論的反彈下，歷史教科書的內容並未大幅度修改，僅將舊教材簡單修改便送審，甚至還出現了有版本稱日本侵華戰爭為“聖戰”、稱台灣慰安婦是“自願”的課文。後來馬當局又推動了“課綱微調”，僅在幾個關鍵用詞上進行調整，例如將“日本統治時期”改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並重新納入“台灣光復”。同時，新課綱也要求寫進清廷治理台灣期間使台灣成為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省份，以及日據時期台灣人民遭受日本統治者的剝削與擠壓，也要求說明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對台灣的影響等等。在馬英九卸任之前，“課綱微調”引發了“太陽花運動”之後大規模的高中學生“反課綱運動”，可說是台灣新興“國族”認同建構的一次大規模成果“驗收”與“操兵”，也是對兩岸歷史連結與傳統中國史觀的一次大規模反撲。民進黨蔡英文挾著“太陽花”與反課綱運動的動能，於2016年風光入主“總統府”。她上台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台灣“教育部”旋即宣布廢止馬時代的微調版課綱，並趁著即將上路的“十二年國教”，著手研擬新課綱，就此即可看出蔡當局在史觀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用心良苦”。蔡英文當局在2019年8月正式施行“108課綱”，此前的審議階段便風波不斷，例如在反課綱運動中主張“如何證明慰安婦全部都是被迫”的學生林致宇，也被遴選為台灣“教育部課審委員”。就算在香港“修例風波”中，因不滿港府作為，林致宇曾寄送放置冥紙和以血紅色油漆染成的“血衣”包裹，以此恐嚇香港駐台機構“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台灣“教育部”非但沒有解除其“課審委員”的職務，甚至還肯定其過去參與課程的用心。“108課綱”規範歷史科教學的部分（社會領域）在2018年10月公布，從研擬到施行的過程爭議無處不在。課綱強調歷史課程的規劃“從人民的主體觀點出發，主題安排略古詳今，空間推移由近及遠”。其中初中採行“通史”教學，而高中則是“專題”教學；後者不僅打亂了歷史首重的時間感，且將中國史納入了東亞史的範疇，淡化中國史的主體立場。與此同時，台灣史的課綱有一主題“現代國家的形塑”，目的在於引領學生思考“台澎金馬如何成為一體”，透過國際條約、宣言、決議文與公報的比較，去討論“國際局勢與台灣地位”。而據此課綱所編寫出來的教科書，又把“台灣地位未定論”重新納入，李登輝的“兩國論”也在歷史課本中復活了。至於初中歷史的部分，由於以通史的形式教學，但又強調“略古詳今”的原則，因此中國史與台灣史的比例嚴重失衡，例如以6節數來教學日本統治台灣50年的歷史，而商周到宋元史同樣也是6節數。這個情況便導致了先前台灣媒體所關注的荒謬現象：中國歷史人物只提到秦始皇，而漢武帝等人則匆匆帶過，《史記》、《漢書》、三國、魏晉南北朝、貞觀之治、楊玉環與安史之亂更是統統不見。一位初中教師便投書批評：“沒有足夠的人物與事件支撐，新課綱只有表面的文化敘述，彷彿成了沒有鋼筋的豆腐渣工程。”除此之外，各個版本的教科書、參考書，出於編者與書商的政治意識形態，對於中國的敵視和誤導，也出現在教育現場。例如有家長投訴，某版本初中地理講義，描述當代中國大陸的經濟情況是“中國工業廢氣飄至台日韓甚至美國西岸”、“行動支付（移動支付）盛行是因為提款機品質不佳”、“一帶一路製造窮國債務陷阱”，以及“不願意積極配合簽訂氣候變遷國際公約”等等，不只與事實嚴重脫節，對中國大陸與國際情勢的理解更是落伍且停滯。
“反中”意識形態的擴大再生產
平心而論，教科書本身就是國家機器意識形態的強制灌輸，歷史教育更是透過史觀建立自我認同的場域，既體現了台灣主政者“台獨”與“獨台”的政治屬性，也是台灣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反映。因此以上提到的爭議事件，不過只是冰山一角，就算新課綱脫下“去中化”的外衣，成長於李扁時期“反共仇中”的一代人，如今已經成為台灣中小學教育的主力教師，同樣會把自身的意識形態傳播給下一代。例如在新媒體發達的今天，台灣許多影音創作者便以歷史作為題材，內容夾雜了“反中”“台獨”思維，但這些作品又成為年輕教師樂於引入課堂的輔助教材，從而讓台灣這一套以反共、親美、媚日為內涵的冷戰內戰意識形態不斷地擴大再生產。力推“108課綱”的蔡英文當局，比過往台灣任何一屆執政當局，來得更加用力與徹底，試圖把台灣“打造”為一座極度偏執的意識形態堡壘。包括課綱與課本在內的歷史教育，只是其工程的第一步，其他領域和環節也未曾停歇，例如以行政權力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法律方面也有“國安五法”與《反滲透法》的訂定，以及媒體界與文化界的全面滲透。蔡英文本人所推薦的歷史著作及其出版社，便是在宣揚“元清非中國”“李白不是中國人”等目的在於肢解中國的顛倒史觀；又如《返校》這類的電影作品，在性質上像是“促轉會”的政治文宣，透過扭曲歷史來重構認同。更別說新聞媒體內容產製的全面淪陷，按著民進黨當局的思想面貌，重新打造了台灣民眾的“三觀”。台灣與香港由於近代歷史的特殊性，而且都曾經是冷戰最前線，史觀與意識形態的衝突、拉扯，勢必比其他地方來得更加激烈與尖銳。台灣20多年來的歷史教科書爭議，便是這個形勢的一個縮影，因此只要台灣問題一天未解決、只要中美結構性矛盾持續下去，都仍然會以不同形式在台灣內部烽火遍地。香港經歷了“修例風波”的動盪與撕裂，通識教育改革的重要性也回到香港社會的視域之中，台灣歷史教育的經驗，便是值得反思的借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