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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玥專訪郭嘉銓:無懼抹黑 讓市民知道守護香港的決心

日期: 2021-02-10 來源:紫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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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修例風波以來,香港警方遭到各種惡意起底和抹黑,原本良好的警民關係也受到嚴重破壞。面對各種中傷,警隊如何爭取民意。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秦玥獨家專訪了港警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嘉銓,他談到,警務人員需要表現專業、自強不息。公共關係科的責任是將這份專業展現給市民。此外在處理假消息、謠言方面都需要下功夫。「市民看到警方在執法,但不知為何要執法而產生誤解,所以在2019年年尾我們就組建了一個直播小隊,希望提供給市民另一個視角,讓公眾知道在示威現場,警務人員到底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威脅。

 

修例風波中,警方執法不僅要考慮行動效率,同時還要協調在場的大批記者的採訪,公共關係科轄下的傳媒聯絡小組就扮演了這個角色。郭嘉銓首次透露,傳媒聯絡小組已由修例風波時候的100多人,增加到目前超過300人的團隊,目的是希望透過這個「中間人」的協調,令傳媒可以正常採訪、也不會影響前線同事的工作。「過去一年多,無論現場有多混亂,通過調配傳媒聯絡隊協調採訪,市民的知情權不會受到影響。當然示威現場有那麼多年紀很輕的小朋友在做採訪,我想業界也應該要反思一下。」

 

目前警民關係相對陷入低潮,對改善警民關係,郭嘉銓表示絕對有信心,「很多時候針對警隊的指控都是假的、是惡意指控。面對這些不實指控我們要即時澄清,第二方面要多做一些社區聯絡工作。告訴他們,我們的工作就是為了香港市民。

香港警隊將推出少年警訊APP,希望透過這個平臺,在疫情下也可以同小朋友們多一些互動。郭嘉銓就以親身經歷表示,他小學的時候已經參加少年警訊組織了,因為這個緣故,中學就已經想做警察了。

 

香港警隊近日推出《守城》宣傳片,所有演員都是真實的警務人員,從普通警員到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共有15個單位超過600位警察參與拍攝。郭嘉銓就透露,最初拍攝計劃中並沒有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但到了中段,我們發現由警員到副處長都有參與,導演覺得如果處長能夠支持一下的話,會更完美。所以透過處長扮演其中一個小角色,帶出他一直支援前線的大意義。」

 

以下為採訪內容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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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務處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嘉銓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 秦玥:《守城》這部宣傳片是什麼時候開始籌備構思的呢?

 

香港警務處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 郭嘉銓:首先多謝深圳衛視給我們這個機會做專訪。說到《守城》這條宣傳片,其實是在2020年的8月構思的,當時香港剛經歷了修例風波引發的一連串暴力違法事件,到了7、8月社會氣氛相對平穩了一些,暴力示威減少了,不過針對警察的謠言和失實的中傷仍然存在,而這些謠言和中傷仍在動搖市民對於警隊的信任。香港警務處轄下的公共關係科其中一項工作就是要爭取市民支持。

 

為何要爭取市民支持?是因為作為執法者,我們要維護香港治安,不能單單只靠自己,市民的守法意識、對執法工作的支持都至為重要,因此我們希望趁著社會氣氛回穩時做一些正面的宣傳工作,讓市民知道香港警察的專業,所以當時有這樣一個構思去籌劃這套宣傳片。

 

秦玥:這個故事的主題是反恐,為什麼用反恐作為主題?另外公共關係科的同事有沒有參與裡面角色的拍攝?

 

郭嘉銓:警察公共關係科在這套宣傳片中主要是作為策劃和監製的角色,這次拍攝的工作我們找到一間電影製作公司,還有國際知名的林超賢導演幫我們製作。在這個過程中,公共關係科要聯絡許多不同的場地負責人,你見到片裡面有不同的場景,譬如國際機場、青馬大橋、會展中心等,所以我們公共關係科的工作一方面是構思,另一方面也要負責策劃和協調,所以這次公共關係科主要是負責幕後工作。

 

構思時為什麼要用反恐這個題材呢?其實反恐對香港來說並不是一個陌生的題目。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人流、物流頻密,自從「9·11」之後,任何一個城市面對恐怖主義威脅都不能獨善其身。一直以來香港一直居安思危,在反恐方面做了很多培訓工作。

 

一方面希望能夠通過宣傳片帶出:面對國際恐怖主義的潛在威脅,我們有所準備;另一方面也因為2019年修例風波中除了暴力示威外,最令人擔心的是出現了真槍、爆炸品,當時我們都很擔心本土恐怖主義的萌芽。

 

在這個場景下,我們希望告訴市民,即使面對這種威脅,香港警察一直在未雨綢繆,有一支配備精良裝備的專業隊伍可以隨時應變。宣傳片中香港警隊有15個單位超過600位同事的參與,他們有專業能力和決心去處理任何在香港可能發生的突發事故,也有能力守護香港、守護市民。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以反恐作為背景來構思。

 

製作過程中,所有參與的演員都是由真實的警務人員來擔任的。這次拍攝比較重視前線同事的執法和著重展現他們的應變能力,因此就沒有在傳媒聯絡工作上著墨。過程當中我們很高興從普通警員到警務處處長都有參與其中,這也是歷史性的,之前從沒試過這樣的製作。

 

經歷了一年多大規模的暴力示威,前線同事面臨了很大的壓力,無論是暴力示威場景像是扔磚、汽油彈這樣的暴力情況,另外抹黑起底、家人被騷擾等時有發生,但他們都無畏無懼,也都盡力站在最前線執行任務。所以這次的拍攝在某種程度上是向自己致敬。不同職位的同事共同參與,彰顯了警隊上下一心,眾志成城,也希望能夠通過這條宣傳片爭取市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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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玥:郭Sir你上任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也有一年多時間了,我還記得你第一次亮相是在2019年11月講理工大學事件的記者會上,作為公共關係科「大管家」,你怎麼看警方和傳媒之間的關係?

 

郭嘉銓:香港警察的宣傳工作其實是多方面的,剛才說到《守城》宣傳片是想彰顯反恐能力和執法決心,另一方面公共關係科也做了很多傳媒宣傳工作,2019年修例風波以來,我們發現香港傳媒的生態改變了,你會見到在示威現場除了主流媒體以外,還多了很多新媒體、網絡媒體甚至是學生媒體。

 

學生媒體不僅僅是大學生媒體,甚至還出現了中學生媒體。他們的做法是每個人拿著電話,稱自己為公民記者,這個環境和以前是很不同的。很多情況下我們看到現場穿著反光背心自稱是記者的人士比參與示威的人士還多。

 

在這個情況下,警務人員在執行職務的時候就遇到了一定的挑戰,特別是示威現場包含很多暴力元素,以前香港的示威是相對和平的,但2019年我們看到很多示威者的手法不僅暴力而且激烈,甚至是暴徒式的襲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警務人員有責任考慮市民、記者、甚至是一部分參與示威人士的安全。

 

所以在執法上,我們不僅要考慮行動效率,同時還要協調這些在場的大批記者的採訪,因此警察公共關係科轄下的傳媒聯絡小組就扮演了這個角色。

 

秦玥:我們也經常見到傳媒聯絡隊在前線或是在現場做協調工作,您剛才說到隨著香港傳媒生態的改變,傳媒聯絡隊的工作是否更加具有挑戰性?

 

郭嘉銓:香港就傳媒定義沒有一個官方界定,現在社交媒體這麼發達,一個市民拿著手機以直播的形式就可以做類似記者的採訪工作。也加上過去一段時間太多示威場面吸引市民的關注,他們又用採訪的名義停留在現場,我們很難界定對方到底是不是記者。

 

甚至香港記者協會之前也講過:任何人都可以做記者。但這對我們來說是挑戰。無論怎麼樣,只要行為合法,我們不會阻擋他們在現場做採訪,但也要確保前線警員執行任務。你剛才說的在示威現場穿著藍色背心、擔當傳媒聯絡工作的同事就是在現場維持秩序、擔任調解員角色,平衡雙方工作需要。

 

因此我們做出一個緩衝,就是增派一些兼任的傳媒聯絡隊同事的人手來協調,由修例風波那時候的100多人,增加到目前超過300人的團隊,目的是希望透過這個「中間人」的協調,令傳媒可以正常採訪、也不會影響前線同事的工作。

 

(備註:傳媒聯絡隊於2015年年底成立,屬香港警隊自願兼任職務,在現場協調記者採訪與前線警員執行任務,例如安排採訪區和指揮官見記者等,出勤會穿著藍色背心,方便記者與警員識別。)

 

秦玥:其實你自己如何界定傳媒定義以及記者的身份?因為有不少本地媒體近期有意見,認為警方對「認可傳媒」的採訪工作是經過「篩選」的,你又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郭嘉銓:首先香港是一個開放的城市,警務處一直以來都尊重新聞自由和記者採訪的權利。《基本法》和相關的國際公約都賦予了香港市民有這方面的自由和權利,因此一直以來我們公共關係科都很主動協助傳媒做採訪。

 

剛才說到暴力示威場面,就算我們看到這樣的情況,都特意安排更多的傳媒聯絡隊小組成員在現場協調記者正常採訪的工作。但是礙於傳媒生態的改變,加上過去一年多的暴力示威的確吸引了更多傳媒的關注。

 

剛才說到現場多了很多學生記者和公民記者,他們未必受過專業訓練,未必知道原來做採訪時需要考慮到安全因素,譬如2020年初,前線的很多記者和攝影師和我們說:在某些示威現場,很多人穿著反光背心做採訪,但這些人並不是他們日常見慣的同行,而且和示威者走得很近,這不單是自己安全問題,有些同行也遭到波及,因此有記者向我們提議:加設橙帶(封鎖線)與前線同事隔開適當安全的距離。

 

這也是我們因應當時警政環境的轉變而做出的安排,目的是希望協調記者做正常採訪工作。一直以來,我們和傳媒的關係一直友好,但可能因為在示威場面時要考慮安全因素、需要做一些措施,而有個別媒體認為這些措施是否可以調節、或是有意見,所以關係緊張了一些。

 

至於你說記者身份的界定,這就不是警方來做這個決定,我相信特區政府和轄下的新聞處專責處理相關的媒體工作,我相信他們決定政策時會諮詢各方持份者的意見。

 

其實無論身份是什麼,公眾地方都可以做採訪工作,只要是合法也不會影響我們工作的話,我們都會在現場協助。過去一年多,無論現場有多混亂,我們通過調配傳媒聯絡隊協調採訪,市民的知情權不會受到影響。當然示威現場有那麼多年紀很輕的小朋友在做採訪,我想業界也應該要反思一下。

 

秦玥:想請郭Sir你分享一下,你作為公共關係科的「大管家」,負責整個警隊的宣傳推廣工作,這一年多來完成了哪些工作目標?工作範疇有哪些?

 

郭嘉銓:公共關係科的工作重視主動推廣警察的工作,職責是希望市民能夠多瞭解警察的工作情況,多信任和支持我們,這樣我們的執法才會更有效率。說到我們的工作,其實都有幾個範疇可以分享一下,特別是經歷過一年多的暴力事件後,除了在止暴制亂方面要多做功夫外,在處理假消息、謠言方面都需要下功夫,因此過去這段時間,處長鄧Sir也給了我們幾個方向需要做:第一也是首要的,是警務人員需要表現專業、自強不息。公共關係科的責任是將這份專業表現展現給市民知道,從而爭取信任。

 

第二,在過去一段時間內,我們發現謠言與針對警方的中傷抹黑在社會中發酵得很快,如果不及時澄清的話,往往媒體和市民會被誤導,因此我們希望及早透過社交媒體或是傳媒發佈,將不實信息做出一個及時的澄清、跟進,希望避免市民被誤導。

 

第三方面,為何有時市民會被誤導?可能是因為不理解我們的工作,所以我們會多安排一些訪問,提升警隊的透明度。譬如在2020年,警隊的專訪就做了超過150次,詳細解釋我們的工作、也涵蓋不同的媒體。此外去年我們也做了超過500場的案件簡報會和記者招待會。

 

通過媒體直接解答公眾對我們的疑問,也建立了一些直播的能力。我們發現很多市民通過社交媒體平臺來觀看直播畫面,用修例風波作為例子,很多時候直播都聚焦在警方的執法上,市民看到警方在執法,但不知為何要執法,所以很多時候市民覺得到底有沒有需要採取這種執法方式、或是這樣的反應(而產生誤解),所以在2019年年尾我們就組建了一個直播小隊,希望提供給市民另一個視角,讓公眾知道在示威現場,警務人員到底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威脅。

 

當大家見到原來現場有人扔汽油彈、射箭、扔磚,而因此警方需要回應做出一些執法行動,希望透過這樣的方法,提高我們的透明度,市民會更加理解一些。

 

第四點,等疫情舒緩,我們希望多做一些社區聯繫工作,因為以往公共關係科其中一項重要職責是聯繫社區,透過少年警訊、耆樂警訊,加強年輕人和長者的社區聯絡工作,從而提升警民關係。

 

(備註:少年警訊與耆樂警訊是香港給青少年以及55歲或以上長者提供具有警方資訊的多方活動平臺,宗旨是與青少年和長者建立滅罪夥伴關係,並宣揚防罪訊息,為香港警務處警察公共關係科屬下的組織。)

 

秦玥:在目前警民關係相對陷入低潮的社會氣氛下,公共關係科對警隊的推廣工作是否面臨了更多的挑戰?

 

郭嘉銓:2019年的修例風波引發的暴力示威給警隊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最大的壓力是當時的前線同事止暴制亂的工作,他們面對很多的危險和困難,仍然迎難而上。我們發現市民守法、支持警隊執法的時候,前線同事的工作就事半功倍。

 

作為警察公共關係科,我們希望通過剛才提到的四個方面不斷的努力,提升市民對警隊的信任和支持,的確,這很不容易,好在處長和管理層很重視公共關係科的工作,也明白如果令市民多瞭解警隊工作的原因,是可以幫助前線同事的執法,因此都很支持我們做這一系列的工作。

 

的確,我們的工作比以前是要主動一些,因為現在的警政環境不同了,現在不允許我們怠慢,希望能多做一些主動澄清的工作,包括專訪、宣傳片的製作等。譬如《警聲》的製作,《警聲》我都希望多講一些,因為這本身其實是一本給內部同事看的雜誌,主要講內部一些資訊,但上年年中我們也改革了,不單是給自己同事看,也定期發給媒體、社會不同人士和持份者看,其實我們的工作和社會、市民是息息相關的,希望通過一些小故事體現大意義。只要能夠提升我們的工作透明度,市民知道多一些,就會多支持我們一些。

 

秦玥:那您現在手頭上所做的宣傳推廣工作是什麼呢?可否透露一下。

 

郭嘉銓:剛才說的四個方向是管理層給我們的策略方向,當然以剛做完這個宣傳片為例、希望能夠帶出警察的專業能力,播出這條片後,我們也留意到網民、內地和本地觀眾的看法,都會提到這條片講的是警察的專業能力,但同市民互動比較少。所以接下來我們會多做一些「心系社會」有關的宣傳片。

 

這個星期我們會在電視臺播出一些短片,講不同的單位譬如談判小組、失蹤人口組平時的工作,包括如何協助市民、如何幫助社區治安工作等,希望用小故事的形式和公眾分享我們的工作點滴。我們的座右銘裡面,不僅有「忠誠勇毅」,我們也有「心系社會」。這是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工作。

 

秦玥:您在擔任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之前,曾經擔任尖沙咀分區指揮官、機場警區指揮官以及人事工作,和現在的工作相比,最大的不同和感受在哪裡?

 

郭嘉銓:警隊很重視人力資源的分配運用,隔幾年就會轉一轉崗位。我自己也在不同的崗位執勤過,前線的單位做過不同的工作、人事部也做過,這些經驗對於我目前在公共關係科的工作來說很有幫助。

 

一方面透過前線工作會知道前線的辛酸,同時也知道他們對公共關係科的期望。因為很多時候同事工作辛勞,也希望能令社會大眾知道和理解。或者他們面對一些失實的報道,都希望公共關係科能幫他們澄清和把關。這正是我之前累積的經驗幫助了現在的工作。

 

另外在人事部的時候,當時我看到在修例風波初期,同事所面對的精神壓力是很大的,如何可以爭取市民的信任、讓他們的工作輕鬆一些?這些都是推動我目前在這個崗位工作的很重要的動力。如果我在這個崗位能發揮公共關係科的功能、幫到警隊推廣工作,讓市民知道我們守護香港、守護市民的決心,很自然的,前線同事的執法就會輕鬆一些。

 

所以無論多辛苦,都希望能夠彰顯到我們這個公共關係科的功能。當然,挑戰是大的,因為工作量的確也大了,但相比前線同事面對的暴力場景或在示威現場被人罵的那種精神壓力,我們都不算太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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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嘉銓參加少年警訊時的照片

 

秦玥:剛剛說到少年警訊,我們知道您之前就參加過少年警訊,您自己當初加入警隊的初衷是什麼?

 

郭嘉銓:少年警訊在香港是一個源遠流長的青少年組織,超過40年歷史了,我小學的時候已經參加少年警訊了,那時候我有個鄰居是警察,當時在他的介紹下做了少年警訊的會員,參加了許多活動和義工服務,在這個過程中接觸了很多警務人員,受到他們專業的薰陶,所以慢慢對警隊的工作產生了興趣。因為這個緣故,沒讀大學的時候,我中學就已經想做警察了。不過我爸媽說,你做警察可以,最好是等大學畢業後再做。所以我進了中文大學讀書,畢業後馬上就投考督察了。

 

少年警訊是一個很好的組織,有很多活動教青少年如何服務社會。我記得當時做的服務包括特殊運動會、或者去老人院做服務、或是滅罪的活動。很多時候透過這些活動,你會知道公民應盡的社會責任。加上參加這些活動時,家人會很放心,因為都是警務人員帶著小朋友做活動,而過程中也有領導才能的訓練、團隊精神的訓練,所以這是一個很全面的計劃。

 

我來到公共關係科也很有幸能再負責這個計劃,所以有些工作也正在開展中。隨著疫情舒緩,少年警訊的工作都逐漸開展了,特別是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我們會推出一個流動應用程式app,給小朋友直接登入,參加網上的一些活動。當中也有一些互動環節,譬如守法意識、服務社會的信息等,希望透過這個平臺,即使在疫情下都可以同小朋友們多一些互動。

 

第二方面是在八鄉的少年警訊活動中心,現在我們把中心借給了政府做檢疫中心,接下來希望如果暑假能重開的話,透過多一些接觸提升警民關係。我自己也有些私心,因為我曾經也是少年警訊的會員,希望能夠可以將這個計劃薪火相傳,發展下去,希望未來有個新氣象。

 

秦玥:說到社區活動,因為修例風波關係,社會上出現了很多仇警的現象,甚至學校老師社區教育中心都曾出現過一些仇警的書籍資料。你對改善警民關係有信心嗎?

 

郭嘉銓:我絕對有信心,因為真金不怕洪爐火,很多時候針對警隊的指控都是假的、是惡意指控。面對這些不實指控我們要即時澄清,第二方面要多做一些社區聯絡工作。

 

剛才說的和不同的持份者溝通,包括校長、家長、老師等,希望我們走出第一步,和他們重新聯絡,透過我們的誠意,告訴他們知道,我們的工作就是為了香港市民。可能有些工作,如果大家有意見,我們絕對接受大家的批評,但是也要把握機會向他們澄清不實的指控,提升我們工作的透明度。

 

這些工作未來都會做的。希望就算疫情之下,也能儘量多做一些聯繫工作。第二,剛才也說了,為什麼要做少年警訊的app?就是因為無法做實體活動,希望能夠在數碼平臺保持聯繫。過去的經驗是透過面對面的接觸,人和人的關係才能拉近。除了少年警訊之外,我們未來也考慮開放警署給大家參觀(警署開放日),原本2019年時我們鋪排了很多警署開放日給市民參觀,當年是香港警隊成立175周年,但礙於下半年暴力示威、接著疫情,所以做不到,但計劃仍然在,如果接下來疫情可以好一些,我們就重啟這個開放日計劃。

 

我還記得我在機場警署的時候,當時我們做了一個機場特警40周年的開放日,市民的反應是非常非常熱烈的,因為機場警署地方有限,所以事先安排了幾間警署可以取票,有市民通宵排隊去取票。他們參加開放日時和我們的同事互動、玩攤位遊戲,小朋友穿著警服等,當時的氣氛非常融合、很緊密。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可以拉近和市民的距離。

 

香港警隊一直以來沒有變過,只不過過去一年多來經歷了這麼多事情,經歷了挑戰和抹黑,可能動搖了一些市民對我們的信心。希望透過誠意,將關係拉近,等市民支持我們,讓執法更加有效。

 

秦玥:目前您除了執掌公共關係科,也看到您經常陪同「一哥」周圍走,比如之前「一哥」舌戰區議會,還有「封區」視察等,跟著「一哥」工作有什麼感受?

 

郭嘉銓:當然,我的崗位關係,我有機會陪同處長做不同的工作,這個過程我很幸運,能夠瞭解到處長管理這麼一支龐大的三萬多人的團隊,面對這麼大的挑戰,該如何運籌帷幄?如何使用不同策略處理不同方面的問題?這種體會對我作為一名警務人員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得著。(即收穫)。我相信經歷了2019年前所未有的挑戰,處長承受的壓力應該是最大的,無論是對內、對外都一樣。初上前線時候他和警隊同袍講:要剛柔並濟、因時制宜;到了新的一年,他希望同事心有所信、方能行遠;這些策略思維對我有很大的啟發。

 

另外在執行方面,很多工作是通過他的領導和推動之下,將本來大家覺得沒可能的事情一一做到。譬如《守城》這條宣傳片,如果沒有他的支持,坦白說,是動員不了這麼多同事上下一心來參與拍攝的,所以很幸運在這個時間、這個階段,在支持處長工作時學習到很多東西。

 

秦玥:所以拍攝《守城》是鄧處長的初衷嗎?另外處長在裡面擔任一位普通警員的小角色,是他自己要求的還是劇情需要?

 

郭嘉銓:在反恐事件當中,一般來說,做行動指揮的也的確是副處長(行動)的。你見到蕭Sir在指揮中心做行動指揮時,他旁邊的不是處長,而是機動部隊的校長,為什麼呢?因為機動部隊的校長(陳健國)最瞭解戰術方面的運用,所以他擔任了戰術顧問,協助副處長做指揮,而處長需要做策略性的工作,就未必可以長期留在指揮中心內。所以最初構思時,我們並沒有把處長包括在拍攝當中,但到了中段,我們發現由警員到副處長都有參與,導演覺得如果處長能夠支持一下的話,會更完美。所以透過處長扮演其中一個小角色,帶出他一直支援前線的大意義。

 

這也是他自己覺得他每日的工作其實都是為了前線同事去計劃、去籌謀,確保大家有最好的支援、最好的裝備,能夠處理好前線的工作。因此這個角色也體現了他平日所做的工作,身體力行,支援前線。也很難得他有這樣的時間完成這個拍攝。

 

如果2019年尾最動盪的時候,就算我們想拍攝一條宣傳片,我相信管理層也不會支持,大家的精力集中在止暴制亂,到了2020年的8月,社會的氣氛開始穩定,暴力示威減少了,當時我們見到有這樣的空間,也有這樣的需要。

 

雖然暴力示威少了,但針對警方的抹黑仍然有。難免會有市民被消息誤導,動搖對我們的信心。所以我覺得作為警隊公共關係科,都應該做一些正面的推廣,讓市民知道我們是一個專業的團隊,有專業裝備、人手去處理突發事故。第二,也讓大家知道我們是有這樣的決心,守護香港、守護市民。最終都是希望爭取市民的信任,我們的執法工作更暢順,維護香港的穩定和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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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務處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嘉銓(左)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秦玥(右)

 

採訪時正值牛年春節前夕,採訪最後,郭嘉銓也通過深圳衛視&直新聞向大家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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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嘉銓:大家好,我是郭嘉銓,謝謝大家對香港警隊的支持,祝大家牛年身體健康,出入平安,恭喜恭喜!


 

來源:深圳衛視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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