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芷淵

日前，筆者出席了一個探討如何培養香港政治人才的研討會。與會者不約而同提出同一個觀點：香港不乏好的公務員，但缺少政治人才。

香港政治人才的質與量，直接影響香港的管治能力，更是促進「一國兩制」方針全面準確落實的重要基礎。筆者認為，香港可以借鑑海外的「旋轉門」（Revolving Door）機制經驗，完善構建具有香港特色的「旋轉門」。

「旋轉門」機制在西方社會非常普遍，指立法和行政機關等公共部門，與商界、學術界、法律界、智庫或諮詢機構等非公共部門間人員互換。例如，智庫政策專家進入政府擔任要職，離開政府的人員又可以加入智庫，強化與學術界溝通，並為政府政策出謀獻策。

在香港，公務員體系執掌政府的主要管理運作，被視為政府的「中央處理器」。然而，全港超過十七萬名公務員，除了醫生律師等專業職級的公務員外，其他如政務主任（AO）及行政主任（EO）等，均須定期被調派到不同政策局及部門工作。被調派到政策局統籌政策的政務主任，往往缺乏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例如管教育的不懂教育，管土地的不懂土地，管醫療衞生的非相關專業出身。加上兩三年後他們又會被調職，基本上「打好呢份工」即可，難有突破性政策改變。

2002年「主要官員問責制」實施前，香港政府主要官員全部為公務員，體系外的人難以加入政府。及後有了政治委任制度，雖然可引入體系外的人才進入政府，但很多政治委任官員仍來自公務員體系，欠缺培養政治人才梯隊的完善機制。另一方面，香港的政治人才離開政府後，往往與政府「脫離」關係，未能充分發揮其從政經驗及專業，或繼續參與公共政策事務。

「旋轉門」是一個吸納人才參與政治事務的雙贏開放機制。一方面，政府體系外的知識性專業人才加入政府，可為當局帶來多樣性的管治新思維；另一方面，政府官員或從政者加入智庫等，能強化政界和學術界的溝通，提高智庫研究的效率和實用性，甚或在累積學術研究經驗後，日後再「旋轉」返回政府服務。

以全國政協副主席、團結香港基金主席董建華為例。擁有商界背景的董建華，卸下行政長官職務後，幾年前牽頭成立智庫團結香港基金，智庫發表多項涉及經濟發展、土地房屋、科技創新等研究。由於他本身熟悉政府內部運作，智庫在進行學術研究時，可配合解決當局政策上的現實問題與挑戰和不足，部分研究成果更獲政府當局採納，得以轉化為具體的政策措施。

「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既擁有類似西方國家的選舉制度及「主要官員問責制」，同時又不完全與西方政黨輪替制度相同。筆者認為，當局可牽頭構建和完善「港式旋轉門」機制，並加大力度支持研究型智庫，使它們成為「旋轉門」的中轉平台，與當局建立密切協助互動關係，令專業人才可人盡其用，在政、商、學，公共部門與非公共部門間進行角色轉換，從不同角度審視參與及推動公共政策及發展，相信這對特區政府施政、香港政治生態發展，乃至於「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都會有極大幫助。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