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會必須根據自身實際不斷變革、積極探索，從而找到切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才能因應歷史變化、應對時代挑戰穩健地前行。香港也不例外。鑒於香港現時深層次矛盾不斷加深的局面，我們應該對深刻影響香港的“無形之手”等新自由主義學說進行反思，同時“祭出”我們開拓創新、積極有為的“有形之手”，並努力將“有形之手”以及“無形之手”有機結合起來，取長補短，創造性地探索出一個合乎香港實際的資本主義可持續發展模式。
文｜香港 譚耀宗
譚耀宗
變革香港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長期以來，香港社會的確積累了很多深層次問題。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香港的宏觀經濟結構過分單一，資本資源過度集中，物價水平高居不下，產業活力不足，導致部分市民始終無法共同受惠於經濟繁榮。從公平角度來看，香港的一次分配機制嚴重僵化，社會上流動力不足，貧富之間差距較大，社會矛盾日增，導致市民大眾普遍缺乏自身向上的發展機會。
面對着來自現實生活的巨大壓力，不少香港市民難免陷入無助、悲觀和抱怨的負面情緒之中。我們認為社會管治者應當充分注意市民的實際需要並始終致力從根本上解決香港的種種深層次問題，只有民生得到改善，香港才能長治久安，“一國兩制”才能行穩致遠。
當然，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是多因多果、相互聯繫的，我們不能把問題看得過分簡單化。經濟正義以及公平效率是我們提出變革香港所要追求的主要目的之一；透過經濟多元發展、變革稅制、設計有效的二次分配機制等多種實際方式，我們希望逐步緩解深層次矛盾，讓每一個市民達成美好家庭生活的良好願望，讓每一個青年追逐那片屬於自己的人生理想。
1月31日，香港民建聯舉行記者會，倡議“變革香港”（圖：香港民建聯官網）
應該探索建立香港特色資本主義
提到資本主義，大家馬上就會想起亞當斯密提及的“無形之手”。可能是由於香港人長期以來深受“無形之手”等新自由主義學說的影響，每當有人提出政府應當在宏觀經濟調控上扮演一個更加積極的角色時，都必然會在社會上引起很多不同的意見。事實上，香港社會對於“無形之手”的理解還是較為片面的，亞當斯密提出這個理論的時候一再強調必須要守護公平和促進公正，並認為只有在公平和公正的前提底下，“無形之手”才能真正發揮它應有的作用。香港資本主義在發展的路上卻是忽略了公平公正的重要性，片面強調自由的結果是反而造成了寡頭資本主義或壟斷資本主義等深層次矛盾不斷加深的局面。
我們國家在發展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透過不斷探索和實踐，同樣引入了市場經濟體制；但中央從一開始就明確強調要兼顧效率和保障公平，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從國家的發展中分享到果實。所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始終是內地政府不斷向前發展的施政目標。未來香港的資本主義發展也必須要朝著公平公正這個大方向繼續深化前進，而變革香港的大方向可以考慮借鑒內地改革開放以來的宏觀整體思維。
內地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央始終堅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判斷我們國家的發展階段，重點圍繞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來制定政策。國家憲法序言中準確指出“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為國家解決一系列經濟、民生問題提供了指導性方向。我們國家不斷實踐“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正正是當代中國人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最偉大的貢獻之一。
長期以來，香港社會只片面強調基本法第五條所列明的“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卻沒有以階段劃分來考慮現在香港究竟處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什麼發展階段？也沒有思考過到底什麼樣的資本主義模式才最適合香港。“資本主義”是一個較大的概念，而具體的實現形式在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是根據自身發展狀況來決定的，如歐洲出現了福利國家的模式、新加坡出現了“威權型”的國家資本主義等。
鑒於香港現時深層次矛盾不斷加深的局面，我們應該將“有形之手”以及“無形之手”有機結合起來，取長補短，綜合地探索出一個合乎香港實際的資本主義可持續發展模式。
可推行“公有私營”方式
“積極不干預”“小政府大市場”“自由放任”等管理哲學無疑曾經是充分調動起香港發展的積極性，和確實曾經是基本支撐着香港輝煌的棟樑柱。然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就已經向世人證明了市場失靈的後果，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從此一蹶不振，都開始轉移目光並注重政府在調控經濟中的作用。我們認為，在一些涉及重大民生以及關乎社會發展的主要生活必需品上，政府不應該採取全盤“私有私營化”的政策，反而可以研究進行“公有私營”的變革，並探討在市場經濟模式中如何適度提升主要生活必需品“公有私營”的市場佔比。我們提出“公有”是強調行政主導下政府具有最終決策的絕對話語權，提出“私營”則是保持企業經營效率所需的一貫高水平。
提升“公有私營”的市場佔比還有一個額外好處，當政府向市民提供更多收費產品或服務的時候，該收費產品或服務將來便可以作為一個調節經濟周期起伏的有效手段，簡單來說，經濟上行時多收，經濟下行時少收，這對屬於完全外向型的香港經濟來說，政府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無疑便能夠得到多一個調節的有效手段。假如政府在港鐵等機構中有更大的話語權和最終的決策權，在行政主導下，交通費直接減價而不是以現行各種複雜的折扣模式，政府便能精準地向市民提供普及而平等的實惠。如能這樣，在經濟危機突然來襲時，政府便能快捷地幫市民緩解生活重擔之所急了。我們認為其他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以及公共屋邨的商場街市管理和樓宇屋苑管理等似乎也可以做類似的考慮。
可通過改善二次分配促進公平
關於二次分配，除了字面上的一般含義之外，我們更想強調的是香港社會需要改變過往對社會福利的陳舊思維，和需要適度包容以拓寬稅基來支持福利變革的具體建議。
香港社會一直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加上社會文化一直認同“有手有腳唔需要靠政府”的思維，因此香港的社會福利至今只是提供最基層的保障，屬於“殘補式”的福利模式。香港缺乏類似養老保險、退休保險、失業保險等基本的社會保險模式，市民反而需要依靠家庭或者從市場購買取得這些福利；所以我們認為，特區政府需要研究以政府、市民共同供款的社會保險模式，為市民提供更廣泛的基本保障。
社會上對於稅制變革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其實稅制最重要的作用是進行調節。稅制對社會總體供求、居民收入、居民消費以及產業結構都有不可或缺的調節作用，特別是在調節居民收入的環節中，稅制一方面以發揮二次分配的調節作用來促進社會的公平，另一方面亦能夠為福利變革提供財政的基礎。
進一步來說，稅制變革還有產業結構的重要調節作用，比較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香港宏觀經濟結構過分單一、資本資源過度集中和產業活力不足等深層次問題。特區政府按產業政策的實際需要，採取稅務政策和財務政策雙管齊下方式，可以引導市場發展方向，促進產業結構總體的協調發展。
我們需要再次強調的是，稅制和福利變革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促進香港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產業結構總體的協調發展；稅制和福利變革最終受益者將會是全體香港市民。我們希望特區政府在研究稅制和福利變革的時候，能夠平衡社會公平和經濟發展之間的良性關係，始終保持香港社會整體不斷向前發展的無限活力！
（作者係香港民建聯會務顧問）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3月號
監製：左婭、連振海
編輯：哈元源、莫潔瑩
校對：李博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