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2020年12月，《香港志》首冊《總述 大事記》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打破了香港沒有地方志的歷史。編修方志是中國歷代相傳的文化事業，它連接地方與國家的歷史進程、個人與民族的歷史記憶。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央高度重視方志編修事業，成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方志工作機構，開展了兩輪大規模方志編修工作，編纂出版大批志書和年鑒。
孫揚 I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香港研究所所長
2020 年 12 月 28 日，香港地方志中心舉行《香港志》首冊出版記者會暨上架儀式。圖為《香港志》首冊主編和編審委員會召集人在儀式現場（右起為劉蜀永、丁新豹、劉智鵬、李焯芬、梁元生、冼玉儀）
由於特殊歷史原因，香港在回歸前和回歸後很長一段時間並未編修方志，也一直未設立由政府主導的方志工作機構。香港的方志編修最初是由學者和民間有識之士呼籲並推動進行的，2009年非牟利團體香港地方志基金會成立，陳智思出任主席。基金會下設香港地方志辦公室，由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任主任，香港博物館原總館長丁新豹和嶺南大學高級研究員劉蜀永任副主任，三人被稱為「二劉一丁」。劉智鵬、丁新豹是專攻本地歷史的香港學者，劉蜀永是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史課題組負責人，研究香港史近40年，赴港生活工作已15年。
在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支持下，2019年香港修志工作取得重大進展。在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大力推動下，團結香港基金牽頭成立香港地方志中心，陳智思、鄭李錦芬、林乃仁等出任負責人，李焯芬、「二劉一丁」、冼玉儀、梁元生、孫文彬等學者領銜組建編纂團隊。面對「修例風波」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學者們和地方志中心的年輕人克服重重困難，完成了《香港志》首冊的編纂。
一、展現香港與國家的「共有歷史」
《香港志》首冊的主體部分是總述，即敘述香港歷史與現狀、自然與社會的總體情況。述是方志體裁之一，民國時期黃炎培編纂《川沙縣志》時在各分志前設概述，是方志設概述或總述之始。
《香港志》總述由香港史專家「二劉一丁」出任主編，承擔起草和修改的重任。他們幾十年香港史研究專業知識的積累，為總述寫作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總述是他們的作品，又不完全是。他們認真聽取學界專家和政府有關部門的意見，反復修改，五易其稿，使得總述實際成為集體智慧的體現，提高了社會認受性。因而，《香港志》首冊出版後，社會反應總體良好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總述的寫法和內容方面，《香港志》頗具特色。它基本保持「述而不論」的形式，通過敘事高屋建瓴地呈現著歷史的邏輯；又適當議論，引導讀者思考有關香港的種種重大問題。
總述在描述香港特殊歷史的同時，著重展現了香港與國家「共有的歷史」。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香港走過的歷史旅程與中國內地並不完全一樣，不同的歷史經歷帶來了歷史認識上的差異。重新理解香港與國家的歷史連結，可以借用「共有的歷史」（Shared History）這一視角。徐國琦從「共有的歷史」角度研究中外關係，強調中國人和世界其他國家人民共同的歷程及追求。 這種觀察視角也可以用於一個國家中，包括與國家主體歷史發展不完全一致的區域。就香港而言，「共有的歷史」體現為：國家的歷史走向決定了香港的歷史發展，香港亦在國家的歷史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香港是近代中國的「起點之地」，對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產生過舉足輕重的影響。總述在第四章「英國的殖民統治」之後專設「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中的獨特地位」作為第五章，指出：「特殊的政治環境、地緣條件和華人的家國情懷，使香港在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發揮過重要的歷史作用。」該章分別闡述了香港在維新變法、辛亥革命、國民革命、抗日戰爭四段歷史進程中與國家的互動，呈現了香港與國家是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總述指出香港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說明其既是革命黨人武裝起義的策動基地，又是革命運動的宣傳重地，還是革命經費籌集和匯轉之地。總述重點闡述了香港在抗戰中發揮的特殊作用，指出香港是抗戰物資內運的重要通道，香港各階層民眾始終關心和支持祖國抗戰。香港淪陷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以香港本地的農民、漁民、工人和知識青年為主體，是當時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終堅持抗戰的武裝力量。
除此之外，總述還著重呈現了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指出：「改革開放之初，港商踴躍投資，創造了不少『全國第一』，包括內地第一家合資企業、第一條合資高速公路、第一家外資銀行分行、第一家五星級合資飯店等。」總述進一步闡明，改革開放以來，香港是內地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在經濟特區建設過程中，許多港人參與規劃、法律法規制定和各項事業興辦。改革開放之初，不少香港專業人士向內地介紹國際市場和國際規則，推動內地市場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也給香港的發展帶來了新機遇，促進了香港與內地的共同繁榮。通過總述的敘述，讀者可以從中看出，香港與內地互利共贏，在內地的改革開放中，香港發展了自身、建設了國家、貢獻於世界。
二、追尋香港與港人的「前世今生」
修志旨在存史，亦在尋根探源，《香港志》總述的重要線索之一即是揭示香港是怎樣形成的、香港人是怎麼來的。回歸後香港社會「本土話題」方興未艾，正確的本土觀念是國家認同基礎上的地方關懷，涵養健康的本土心態需要從歷史敘述上正本清源。
總述在引言部分即指出，遠古至歷史時期之初，香港屬嶺南古越族棲息之地。公元前214年秦征服嶺南，設立郡縣，自此香港納入中原王朝管轄，在英國佔領之前，香港屬廣州府新安縣管轄。由此，引言從行政建制的角度清楚地表明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對於香港人的來源，總述闡明：「香港是歷史悠久的移民城市，港人的先輩大部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從中國內地遷徙而來。」考古證據顯示，香港先民曾受長江下游良渚文化影響，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先民與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先民為同一種屬。香港有文獻可考且規模較大的移民活動始於宋代，那時的先人南移定居於廣東，然後再移居香港。此外，總述還介紹了香港近代華人社會的形成以及二戰後內地移民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貢獻。可以說，總述清楚地表明，香港社會自古以來是移民社會，香港居民絕大多數是中國內地移民的後代。
對於香港社會的民族意識問題，總述指出，香港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的背景即是五四運動以後華人的民族意識逐漸覺醒。總述對此的把握是準確的，兩場工潮顯示了香港社會在近代中國民族覺醒、救亡圖存浪潮中的磅礴力量。在身份認同方面，總述指出，二戰前多數華人只是以香港為謀生之地，並非在此落地生根，他們僑居若干年之後則返回原籍。不少商會、同鄉會往往在名稱前加上「旅港」或「僑港」等字樣，以示短暫寄寓。總述的這一說法是嚴謹的，事實上「家在香港」的觀念和「香港人」身份認同其實是二戰後，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才逐漸形成的。總述還指出，1971年麥理浩（Crawford MacLehose）出任港督後推動社會改革，並培養港人的本土意識。確實，香港社會本土意識形成的原因錯綜複雜，其中之一是港英政府刻意培植。
香港從傳統漁農社會成長為發達繁榮的現代國際大都會，離不開香港華人的努力，總述充分肯定了香港華人的重要貢獻。總述指出，在19世紀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前期，香港華商已經發展成為不容忽視的社會力量，香港開埠不過40年，華人的經濟力量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柱。二戰後移居香港的江浙企業家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禁運困境中帶領香港走上工業化道路，大量湧入香港的內地移民為工業化提供了低廉的勞動力。在這種背景下，香港經濟開始起飛並持續高速增長。讀者應當會從總述中得到啟示：現代香港的形塑，當然離不開優越的地理位置、適宜的制度政策，但更離不開在此繁衍生息、守望相助的華人民眾，他們憑藉靈活的頭腦和拼搏的精神，創造了香港經濟發展的奇跡。總述也敘述了非華裔居民對香港社會發展的貢獻，使得立論更加全面、公允。
三、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歷史橋樑」
歷史研究最重要的目的是解釋過去，從而幫助人們理解現在，進而啟迪未來。學術性是歷史研究服務現實的根基，直面問題、追求真理是歷史研究應有的學術態度。《香港志》總述秉持客觀平實、不激不隨的態度梳理香港歷史發展脈絡，從而回應人們對現實問題的疑問。
香港回歸23年，「一國兩制」從設想變為現實，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近些年香港社會也遇到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一國兩制」偉大事業任重道遠。
香港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社會風波有著複雜的歷史和社會根源，社會衝突並非是近幾年才出現的新現象，許多結構性矛盾也並非是在香港回歸後才形成。總述呈現了香港歷史複雜曲折的一面，第四章「英國的殖民統治」專設「社會矛盾的激化與社會動亂」標題，分析了20世紀50、60年代香港幾場社會衝突的前因後果與來龍去脈。總述指出，香港經濟在工業化過程中迅速發展，但普羅大眾未能及時分享發展利益，社會矛盾逐漸激化。在這一時期，工人收入微薄、房屋供應不足、醫療設施有限、貪污風氣盛行，而當時港英政府未能有效解決矛盾。這些分析有助於今天的人們理解香港社會問題的歷史背景。
就當前社會矛盾的經濟根源層面，總述在有關香港經濟發展的部分埋下伏筆，指出香港土地制度和政策是英國佔領香港的歷史產物，它在發揮正面作用的同時也造成了大量矛盾。高地價和高樓價嚴重制約經濟發展，影響居民生活質量。總述闡明，回歸以後，特區政府基本沿用過往的土地制度，土地及房屋問題雖然成為歷屆特區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但至今未能找到全盤解決的良方。總述還指出，香港的總體經濟競爭力雖然位居世界前列，但經濟發展存在重大的局限，例如經濟結構單一、嚴重依賴服務業、缺乏創新科技及高端製造業優勢。香港應該把握好國家發展的機遇，推動新一輪經濟轉型和升級。
總述實事求是地闡述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歷程，指出「一國兩制」符合國家和香港的利益，也符合外來投資者的利益。「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的實踐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總述也表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並非一帆風順，並總結了四點原因：一是香港未能有效推動經濟轉型，年輕人向上流動的途徑比較曲折；二是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土地和房屋問題未能妥善得到解決；三是歷史教育和國民教育成效不彰，年輕一代國家認同薄弱；四是反精英、反權威、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思潮盛行，國際關係亦發生重大變化。應該說，這些分析是全面、客觀而有深度的。總述更是深刻闡明：「『一國兩制』以憲法和基本法共同作為憲制基礎並構成憲制秩序，這是一項重要的政治法律原則。香港社會各界能否在這原則上達成共識，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落實和香港走出近年政治困局的關鍵。」
結 語
《香港志》首冊的出版是整部修志工程的良好開端，它的文字表述持平客觀、冷靜溫和，體現出理性且積極的力量，沉浸著立足香港、胸懷國家的情感。《香港志》首冊以嚴謹求實的學術態度為方志編修提供了典範樣本，充分展現了方志存史、資政、育人的特點。在接下來的7年時間，規劃約2,500萬字60多卷的《香港志》將會陸續出齊，為國家和香港留下一筆寶貴的文化資產。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回歸後香港社會對國家歷史和民族文化的教育尚待進一步加強，在香港推進國家歷史教育，本地歷史是重要的著眼點和入手處。與通常「官修方志」的模式不同，香港修志採取「團結牽頭、政府支持、社會參與、專家撰寫」的方式，這種模式比較符合香港社會的價值取向。通過修志推進國家歷史教育、傳承優秀文化傳統是香港社會的共識，也將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
在國家歷史框架中撰寫香港歷史是「人心回歸」工程的重大舉措，從這方面而言，《香港志》首冊的出版具有里程碑意義。聯繫到過往香港史研究走過的路，內地和香港的歷史學者一直在共同努力，他們寄寓家國情懷、承擔時代使命、引領學術話語、涵養歷史思維，消除「殖民史觀」影響，樹立中華民族自信，以史養心，以史鑄魂。可以說，《香港志》首冊正是數十年來兩地學者香港史研究成果的濃縮展現，為今後講好包括「香港故事」在內的「中國故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文發表於
《紫荊論壇》2021年3-4月號第104-10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