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珠三角、長三角是國家經濟最發達的區域，其核心區域廣東、江蘇合計地區生產總值約佔全國總數100萬億的五分之一強，長期保持全國第一、第二位置，是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經濟穩健發展的縮影，也是經濟發展潮流趨勢的風向標，更是香港縱深推進內地融合發展的前沿地。背靠祖國，香港的優勢方顯珍貴。深度連接內地與世界的香港，具有不可替代的角色和優勢。將香港發展放在國家戰略棋盤上謀劃推進，香港優勢必將成為推動國家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

潘麗珍｜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理事，廣東省總商會副秘書長

2020年8月26日，隨著貨檢通道閘口打開，深港兩地貨車緩緩通過閘口，深港間第7座陸路口岸——蓮塘/香園圍口岸正式開通，粵港澳大灣區再添一條新物流大通道。圖為蓮塘/香園圍口岸（圖：新華社）

一、香港在粵蘇經濟穩健發展中積極作為

內地是香港第一大出口市場，香港是粵蘇對外投資的最大目的地和第一大外資來源地，保持廣東第一、江蘇第四大貿易夥伴。「十三五」時期，面對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的新趨勢新挑戰，粵蘇持續推進製造業轉型和投資結構調整，經濟內生動力明顯增強，新基建、新消費催生出新的發展動能，香港企業積極融入粵蘇經濟發展，並取得不俗成效，散發勃勃生機。

第一，第二梯隊城市發展空間巨大，香港企業積極搶抓新發展機遇。粵蘇兩省經濟最為突出的成效是第二梯隊趕超勢頭強勁，在2020年公布的23個GDP總量超萬億城市中，廣東的廣州、深圳、佛山和江蘇的南京、蘇州、無錫、南通等7個城市先後加入。隨著城市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帶來產業、人口、軌道交通、環境等一系列變化，對人才，特別是以互聯網和金融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人才的需求大幅提高。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與香港嶺南大學的研究顯示，從2014年至2018年，粵港澳大灣區的港資製造業企業從20,006家上升至21,345家，註冊資本從3,016億元人民幣升至3,177億元人民幣，從業人員總數從257萬增至271萬。2020年1-8月，蘇港貿易總額達164.2億美元，逆勢增長27%；香港在蘇投資項目788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28.5億美元，同比增長16.7%；江蘇赴港投資項目85個，協議投資額7.6億美元。在二、三線城市中粵港、蘇港交流也非常活躍。在只有500萬戶籍人口的泰州市，2020年就有103家企業在港投資，投資額達4.07億美元，全市擁有港資企業1,254家，實際利用外資80.41億美元，佔總量41.7%。

第二，高新技術風起雲湧，香港科創賦能製造業加速轉型。「十三五」時期，高技術產業、先進製造業較快發展，夯實粵蘇經濟保持快速穩定發展基礎。廣東有效發明專利量、PCT國際專利申請量穩居全國首位，在14家國家級高新區和5.3萬家高新技術企業中，不乏大疆、大族激光、華大基因、酷狗等全國前100名的創新科技企業，分布在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和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江蘇錨定數字經濟，新經濟突飛猛進。南京軟件產業規模超過5000億元，擁有重點軟件企業5000家，中國（南京）智谷、中國（南京）軟件谷已形成人工智能產業集群優勢；蘇州承擔國家法定數字貨幣研發任務，研製成功國內首個自主安全可控的區塊鏈底層平台「梧桐鏈」。

「十三五」國家對香港發展創科給予極大支持，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公布兩年來，廣深港科技創新走廊加快形成。2019年4月推出「內地與香港聯合資助計劃」以來，有關部門陸續批出超過2.8億人民幣給香港的大學和研發機構進行研發項目或建立實驗室，發揮尖端科研力量作用，攻關國際國內基礎性重點卡脖子技術難題。2020年江蘇增設蘇港科技合作專項，擇優支持3項江蘇企業與香港科創機構技術合作申報項目，其中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項目2項、與香港城市大學合作項目1項，合作領域涉及通信技術、先進材料、智能製造等。

第三，經濟轉型提速，香港現代服務業初展身手。「十三五」時期，我國第三產業佔據國民生產總值比重最大，發展速度最快，粵蘇就是典型代表。五年來，兩省第三產業增速均高於全國整體水平，GDP貢獻佔據半壁江山。廣東第三產業佔比從52.8%上升到55.5%，2020年，現代服務業增加值佔服務業比重達64.7%。江蘇第三產業佔比從50.3%上升到52.5%，發展又以互聯網等新經濟、新技術、新現代服務業發展最為迅猛，規上服務業龍頭帶動作用凸顯。廣東郵政業務總量、郵政業務收入、快遞業務量分別佔全國總量27.6%、21.8%和 26.5%。

（數據來源：廣東省、江蘇省統計局）

郵政業務總量收入

（數據來源：廣東省、江蘇省統計局）

金融業、保險業、地質普查業、房地產管理業、公用事業、居民服務業、旅遊業、信息咨詢服務業和各類技術服務業等生產和生活服務部門是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也是香港四大支柱產業之一。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發布的2020年全年和第四季度服務行業業務收益指數顯示，在住宿服務業、膳食服務業、行政及支援服務業、運輸業雙位數下跌的艱難情況下，進出口貿易業的業務收益轉為上升，貨倉及倉庫業、速遞業、金融業(銀行除外)、保險業和地產業的業務收益保持顯著增長。從港資企業投資內地情況看，隨著經營環境不斷改變及政策推動，港資製造業企業的經營方式已發生改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調研結果也應證了這個趨勢，超過60%的受訪企業在內地生產的同時，兼顧原創設計、品牌生產，反映出港商銷售策略逐漸向內外需兼顧的結構轉型，企業主要業務的運營模式也愈趨多樣化。

第四，投資結構不斷優化民間投資活力增強，香港積極發揮資本市場樞紐作用。作為穩定經濟運行的「壓艙石」，工業、第三產業和基礎設施投資，成為拉動重點領域投資增長的關鍵。五年來，粵蘇兩省把重點領域投資、第三產業和基礎設施投資作為固定資產投資主攻方向，民間投資比重不斷加大，重大項目持續釋放回暖紅利。2017年至2019年，廣東工業投資和基礎設施投資佔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基本保持在25%左右的強度，其中高技術製造業投資、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道路運輸投資基本保持雙位數增長；民間投資佔固定資產投資超過五成。在江蘇，2017年至2019年，工業技改投資佔工業投資比重超過55%，2019年更達到63.3%，高新技術產業投資保持雙位數增長；2020年全省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增長29.9%，增速較全部服務業投資高25.8%；高技術服務業投資下，信息服務業投資增長35.1%，環境監測及治理服務投資增長34.3%，成為引領高技術產業投資「抬頭」的關鍵引擎。

近年來，滬港通、深港通和債券通率先實現境內股票和債券市場與香港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超過一半為內地企業，分別佔香港股市總值和交投量的80%以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作用得到極大發揮。根據清科私募通數據統計，僅2020年5月，江蘇IPO數量及融資額均為第一，分別為6家和63.36億人民幣，廣東IPO數量第二、融資額第三，分別為5家和43.04億人民幣。

第五，市場主體多活力足，香港年青一代創業投資活躍。經濟大省的其中一個標誌就是市場主體多，活力足，呈現出新辦多、結構優、力量強的特點。得益於持續深入的「放管服」改革，粵蘇兩省政務服務環境不斷優化，「數字化平台+放管服改革」深度融合模式基本形成。五年間，廣東私營企業總數翻番達500多萬戶，個體工商戶增長超過四成，近740多萬戶，稅收貢獻、進出口等核心經濟指標接近或達半壁江山，年增長貢獻均高於全省平均數；江蘇私營企業數量從258.6萬戶增長到312萬戶，個體工商戶從510.4萬戶增長到685.8萬戶。僅2020年，兩省全年新登記市場主體分別為230萬和267.6萬戶，總量分別達1385萬戶、1238萬戶；江蘇全年新增規上工業企業6626家，崑山市場主體總量突破100萬戶大關，成為全國首個市場主體總量突破100萬的縣級市。

受益於中央和廣東推出系列政策措施，享受與內地居民同等待遇。截至2020年5月底，廣東已有廣州粵港澳（國際）青年創新工場、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等50多個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平台，僅廣州南沙自貿區就吸引215個港澳青創團隊入駐。截至2020年10月，在前海註冊的港資企業超過11000家。在江蘇，2019年蘇港（國際）青年創新創業基地投入使用，為創業團隊提供政策對接、投融資、導師指導以及開展特色人文活動，截至2020年10月入駐及洽談香港項目15個，涉及VR、醫療、傳感動力、科技、教育等領域。

第六，進出口貿易持續優化，香港有效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粵蘇在貿易方式、出口產品、貿易主體結構持續優化的同時，國際貿易「朋友圈」更加廣泛，為穩增長大局提供強勁動力。「十三五」期間，香港保持廣東、江蘇第一和第四大貿易夥伴，2020年進出口總值分別為10034.94億元和1845.4億元；美國、歐盟、東盟、日本、韓國都是粵蘇港三地共同的最大貿易夥伴。進出口貿易總值和一般貿易進出口佔比穩步提升。2020年，廣東進出口貿易總額 70844.8 億元，穩居全國第一，分別領先江蘇、上海、浙江、北京2.8、3.7、4.1、4.3萬億元，民企外貿佔全省比重超過50%。新業態、新動能增長快速。2019年，廣東跨境電商增長46%，規模全國第一，保稅物流1.03萬億元，通過跨境電商管理平台進出口1107.9億元，增速高達45.8%，規模位居全國第一，市場採購出口2393.4億元，居全國第2位；2020年全省納入統計的跨境電商進出口1726.5億元，增長51.5%

（數據來源：廣東省、江蘇省統計局）

二、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新形勢新任務新挑戰

「十四五」是我國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度調整期、百年未遇之大疫情持續影響期和「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經濟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新冠疫情前景未卜，世界經貿環境不穩定不確定性增大，國內經濟循環面臨多重堵點，重大風險隱患不容忽視。具體到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香港社會開啓由亂轉治新階段，完善選舉制度必將推動香港走向長期繁榮穩定。但是，要清醒看到，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劇烈變動中，香港正面臨著內外交織的複雜壓力。

一是，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擴散蔓延，無法準確預測結束時間，世界經濟有望開啓復蘇進程，但復蘇十分脆弱，前景不確定，香港高度開放的外向型經濟，極易受到外部環境變化和影響，不穩定不確定的影響更大。

二是，中美多領域博弈加劇，制裁手段向多領域延伸，並呈長期化趨勢，持續以技術封鎖、金融制裁，阻撓一些中小國家與中國合作，並利用一些國家政權交替之際否定與中國「一帶一路」相關的各項合作協議，同時正在興起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對香港貿易出口產生的嚴峻壓力，也顯示香港部分服務業的競爭力與相對優勢在波動中出現弱化態勢，對香港這個「超級聯絡人」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三是，新科技革命蓄勢待發，數字鴻溝繼續擴大。「通信革命」和「智能革命」的深度和廣度將超過以往工業革命，5G、人工智能、生物技術、能源技術等將徹底改變人類社會生活。大國間科技競爭勢必更加激烈，各國將加緊科技創新戰略佈局，科技競爭將成為地緣政治和經濟競爭的先導力量。不進則退，香港如果錯過借助內地迅猛發展的新經濟快車，難以獨善其身回避新科技浪潮的衝擊。

四是，香港自身經濟結構和社會深層次矛盾尚未得到根本性解決。支撐香港經濟的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旅遊、專業服務及工商業支援服務四大產業，關係178萬就業崗位，特別是服務業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超過90%，經濟結構單一、產業空心化的結構性矛盾，始終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此外，貧富差距大、房價高企、階層固化等一系列突出的社會矛盾，一直困擾香港社會發展穩定。

五是，香港普遍存在國情認識不足問題。一方面，回歸以來國情教育缺失，年輕一代無法感悟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發憤圖強的光輝歷程，無法體會新中國走過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無法感受國家政治優勢、體制優勢、文化自信，無法從歷史的角度準確掌握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難以理解‘一國兩制’與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內在聯繫；另一方面，比較於內地持續高速發展，香港發展速度明顯緩慢，政府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香港地區生產總值為2.41萬億人民幣，落在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重慶之後，勞動者收入、生活品質等方面都被毗鄰的深圳趕超趨勢，使部分港人心態失落。

中央對香港發展寄予厚望。只有走出「泛政治化」泥潭，聚焦發展這個「立身之本」，切實用好國家持續快速發展為香港帶來的難得機遇和強大動力，牢牢抓住解決深層次矛盾的關鍵要義，才能夠真正盡顯東方之珠光彩。

一是，要引導全香港市民增強國家認同，自覺與國家發展同頻共振。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人就是中國人。無論是港英時期還是回歸後，祖國與香港都是「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母子」情。只有不斷教育引導全社會增進香港社會對國家發展大戰略的理解和認同，牢牢樹立愛國意識，凝聚人心與共識，堅定愛國自信，才能深刻領會什麼是國家和香港最重要的利益，做到將愛國的心貫徹落實到具體的愛國行為中，始終堅持和國家的發展步伐同頻共振。

二是，要胸懷兩個大局，把香港的發展放在國家發展的戰略布局中謀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胸懷兩個大局，對香港同樣重要，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依據和根本出發點。只有在風起雲湧的全球格局、在國家發展的大視野里，正確認識所處的歷史方位、發展階段，立足民族復興，才能真正釐清自身定位優勢，抓住「十四五」的發展新機遇，找准融入的切入點，更好與內地協同發展。

三是，要以人民為中心，把發展的福祉落到普通百姓的美好生活中。政治是經濟的全部體現。以人民為中心，既是理論命題，又是基本方略；既是政治立場，又是根本要求。在香港，有34萬家中小企業，佔全港工商機構總數98%以上，安排120萬個就業崗位，約佔除公務員外總就業人數45%，穩住中小企業的生存發展，就穩住了半數普通百姓的生計。因此，對香港而言，具體到經濟領域，以人民為中心，就是政府施政是否以中小微企業生存發展為重要考量，扶助支持他們保生存，求發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是關係「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大事，也是關係香港繁榮穩定、民生福祉的大事。

三、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路徑選擇與對策建議

香港的發展離不開時代機遇。香港的競爭優勢離不開國家支持。國家越支持香港，香港的競爭優勢就越大，就越能夠保持國際地位。「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決議提出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一系列重大目標，除再次重申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外，還加入支持香港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及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等內容，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必須按照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要求，發揮優勢長處，促進雙向融合，賦能經濟轉型，服務國家戰略走深走實。

第一，以體制機制改革為突破口進一步完善頂層設計。以大灣區建設為例，隨著廣東經濟實力不斷增強，香港「帶動」廣東發展的格局，逐步調整為「互動」發展，並一步一步朝融合一體化方向發展，但融合發展是一個相互遞進的過程，當灣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和程度，兩種制度、三種貨幣、三個關稅區並存的多元化制度體系、體制結構、運行機制，城市間合作遭遇制度瓶頸，比如，跨境合作的制度條件仍停留在以政府規劃或協議為主階段，缺乏法律授權和保障打破制度壁壘、實現規則對接，難以「制度之異」變成「制度之利」。建議在制度層面做好頂層設計。一是研究推動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區域合作法律框架體系。通過中央立法、灣區協商立法、立法互信、區域立法授權機制、區域協同立法等手段機制，為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發展的提供法治新動力。二是進一步加大對重大戰略區域的賦權。在政府相關協議「負面清單」基礎上，按照「十四五」規劃高質量發展要求和大灣區企業需要，制定更開放的粵港澳大灣區專屬「負面清單」，同時設定專門小組監察運作情況，以區內「全流通」為目標進一步簡政放權，優化營商環境，鼓勵支持改革創新的自主性和積極性。

第二，以構建新發展格局賦能中國製造轉型升級。改革開放，在港資企業帶動下，「三來一補」「貼牌」「市場換技術」，中國製造起步揚帆，逐漸形成以「世界加工廠」發展模式參與國際大循環，呈現典型的市場資源「兩頭在外」特徵。中央提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改革開放的又一個新起點，必須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一是，要更加註重擴大內需為主戰略。組織引導更多企業精准匹配國內多層次需求，高效處理好供給與需求的關係，暢通企業資本的循環和週轉，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完整性，使國內市場成為最終需求的主要來源，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二是，要積極探索尋找擴展國際市場的新思路。要借助香港服務業的先天優勢，加強與香港金融、物流、設計、會展等現代服務業密切合作，通過工業設計、品牌提升、產業鏈調整佈局等路徑，在技術研發、產品設計和市場營銷等環節切實發力，滿足客戶需求的產品應對國內外市場調整，在與國家戰略的有機銜接中實現轉型升級，實現經濟循環流轉和產業關聯暢通，培育製造業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的新優勢。三是，要堅持核心技術研發。進一步發揮香港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優勢特色，加快科研成果轉化利用，結合內地製造業轉型升級的市場需求，以「強鏈補鏈」為抓手，補齊核心技術短板，在深耕現有領域保持擴大市場份額的同時，努力向有共同技術基礎的新材料、新能源和新工藝方向轉型，積極投入與主營業務相關的技術研發，構建「原料加工、設計、生產、銷售、服務」的全產業鏈模式，增強產品價值鏈控制能力。

第三，以服務驅動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當前，我國已經進入服務業比重提升並逐步處於主體地位的增長階段，但與製造業的比較優勢相比，服務業發展水平不高，服務業開放相對滯後。因此，「十四五」服務業既是發展的重點，也是開放的重點。一是，聚焦構建長效機制，力爭在制度創新體系和要素供給等開放環境方面形成示範。充分發揮香港特長優勢，圍繞投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完善財稅支持政策、提升監管與服務水平等方面，按照國際經貿發展趨勢，加大制度研究和設計力度，動態對標甚至影響參與國際經貿規則的更新升級，努力構建與國際接軌的制度創新體系，推動形成服務業開放發展長效機制。二是，推動服務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大政策傾斜扶持，推進跨界融合發展，鼓勵製造業企業服務化、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和高端服務業發展，做大服務業體量規模。三是，把「服務先行」作為對外貿易戰略。把發展服務貿易放在對外貿易的優先位置，更好明確「十四五」服務貿易發展戰略目標、基本方針、基本原則、重要任務、支撐保障等。與RCEP和中歐貿易協議簽署國和地區設立經貿綠色通道，創新建立一站式便捷窗口處理內外經貿，以特色行業或貨品為試點，減少資格審批、資格許可、行政收費、工商登記等程序，鼓勵更多外資進入中國市場，加快「雙循環」流動。四是，深化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用好港澳優勢，高效推進外資管理體制改革，推動在管理體制、開放路徑、發展模式先行先試，發揮並完善政府協同監管機制，積極推進離岸貿易和跨境業務發展，營造更加開放更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

第四，以文創產業發展提高中國製造軟實力。「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決議提出，增加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目標任務。文化藝術交流除一般意義上的文化藝術活動的交流，更重要是通過文化創意提升產業發展的商業價值，改變中國企業以往「代工廠」的角色，助力文化產業戰略發展和經濟結構轉型。比如，通過創造性思維對傳統文化資源再優化配置，推動不同行業、不同領域重組，驅動相關產品製造和後續產品開發，形成一次投入、多次產出、上下聯動、左右銜接的產業鏈條，產品生產和市場消費獲得更高附加值的產業經濟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