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穩定人心的需要和在維持香港原來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原則下，回歸後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都沒有把建構香港華人的新身份認同作為香港回歸後的一項重要的、急迫的和關乎“一國兩制”能否全面和準確貫徹的工作。以此之故，連帶國民教育、思想和制度“去殖民化”、中國歷史教育、憲法與基本法教育等都沒有認真和大力推行。與此同時，“一國兩制”雖然授予港人許多內地同胞都沒有的權利，但對於他們對國家、民族和中央所應該擔負的責任卻較少講述，而其實對此不少香港華人茫然不知或假裝不知。
相反，西方勢力和香港的反對勢力一早非常清楚這項“人心工程”的重大戰略意義，並且乘虛而入，積極和鍥而不捨地，從西方價值觀和反共反中意識出發，把香港當作“獨立政治實體”，杜撰與中國歷史脫鈎的“香港史”，歌頌“殖民管治”對香港的“貢獻”，並在這些歪理基礎上試圖構建回歸前後香港居民的新身份認同。
這個新身份認同把“香港人”與“中國人”割裂和對立起來，徹底否定“香港人”與國家和民族的聯繫，質疑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的事實，更不承認香港居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由於香港內外敵對勢力一直以來在學校、媒體、“公民社會”和西方宗教中佔有優越地位，在公開宣揚和潛移默化雙管並用下，內外敵對勢力在建構其屬意的香港華人新身份認同上取得了赫赫戰果，在不少入世不深、知識淺薄卻自以為是的年輕人當中的影響尤其惡劣。
回歸以來，特別在過去十年左右，無數眾所周知的亂象，包括各種挑戰國家主權、危害國家安全、否定中央權力、不尊重國家憲法與香港基本法、“港獨”和其他分離主義、美化“殖民管治”、在香港製造暴亂、依仗西方勢力抗衡中國，以及不少令人扼腕歎息的數典忘祖的行徑等，都是因為一個與“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相切合的港人新身份認同缺位所致。
從“理想”的角度看，一個與“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相切合的港人新身份認同應該最低限度包括以下的內容：
“認同”建基於正確的認識
1.認同自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願意負起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和發展利益的責任，拒絕與外部勢力勾結，反對“港獨”、“台獨”、“疆獨”和“藏獨”等分裂國家的主張。
2.對身為中國公民為榮，對新中國在各方面取得成就感到自豪，對國家民族過去的恥辱銘記於心，對國家民族的富強、獨特的制度體制和未來前景懷抱信心和自信。
3.認識中華民族的輝煌歷史和中華民族對人類發展過去和現在所作出的貢獻，懂得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所犯下的罪行和對中國所帶來的破壞、剝削與壓迫。
4.相信“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符合香港和自己的根本利益，明白從歷史角度看捨此並無更周全的辦法和安排。
5.明白香港與內地奉行不同的社會和經濟制度，並衷心尊重和誠摯守護內地的社會主義體制，不但不會妄圖改變內地的體制，而且樂意利用香港“一制”所能發揮的獨特作用為國家的崛起和內地社會主義的發展作出貢獻。
6.明晰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原來的那些源於西方的制度和價值觀（法治、人權、自由、民主）得以保留，從而讓香港可以繼續擔當中西方“橋樑”的角色，但卻不能以此來排斥、貶損、衝擊或挑戰內地的制度和價值觀。必須承認不同制度和價值觀都有其歷史淵源和優勝之處，特別要認識到社會主義制度對國家發展和富強的戰略意義和作用。
7.明確知道在“一國兩制”下，香港逐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國兩制”應有之義，是提升香港和報效國家的必要之舉，更是香港在西方不斷打壓下尋求持續發展的唯一戰略選擇。
8.清楚知道和理解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居民和內地同胞同屬中國公民，因歷史和國家政策的原因在權利和義務上有所不同，但願意與內地同胞平等共處、相互尊重、攜手建設香港、並共同對國家民族效忠和輸誠。
9.對香港“殖民地”的過去有客觀、理性和正確的認識，瞭解香港淪為英國“殖民地”背後的民族屈辱的歷史以及“殖民管治”所代表的民族不平等與歧視，知曉國際局勢、中國內地、中央政府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以及香港華人在香港過去的發展成就上所作出的貢獻。懂得“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思維、管治手法與公共政策的時空局限性，洞察英國人回歸前在“光榮撤退”的幌子下，在香港單方面實施的種種旨在扭曲和妨礙回歸後“一國兩制”落實的舉措，不會盲目以為“五十年不變”等於必須奉“殖民地”時期的典章制度為圭臬，反而需要因時制宜對其作出改革與完善甚至揚棄。
總之，港人的新身份認同必須能夠讓他們感到作為中國人自豪自信和奮發向上，必須讓他們清楚香港對國家的價值和國家對香港的重要性，必須要有利於促進兩地同胞的感情，必須要有利於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必須要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必須要有利於香港的安定、團結和發展，必須要有利於增強香港華人對國家的向心力以及必須要有利於“一國兩制”的全面和準確實踐。
構建新的歷史論述體系
2019年十月底中共第19屆四中全會宣告了一整套旨在撥亂反正的對港方針政策。嗣後中央接連出手制定香港國安法、釐清立法會議員的履職要求和徹底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全面貫徹“愛國者治港”和香港的長治久安奠定基礎。後續的重要工作之一無疑是為港人建構一個以“一國兩制”為基礎、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新身份認同。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人士需要對此明確目標和方向，擬定行動綱領和路線圖，按部就班積極落實。既然這項艱巨工作涉及到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則教育課程、考試制度與媒體改革，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宣傳推廣工作，愛國力量在社會中深耕細作便不可或缺。
較為迫切的具體工作則包括對香港歷史特別是“殖民地”歷史的“再認識”和“再編撰”、尤其是要摒棄英國和“親西方”學者對香港歷史的偏頗描述、還原香港歷史與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近代史的密切關聯，推介對“一國兩制”的初心和核心原則的認知；駁斥、糾正和消除內外敵對勢力對國家狀況、香港情勢和“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另類解讀”，大力開展國民、國情、歷史和憲法／基本法教育；灌輸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強化香港華人的國家安全意識和憂患感、讓人們更好地瞭解國家面對的安全威脅，察覺西方勢力對國家和香港的圖謀；持平論述西方制度和價值觀的利弊和其真實的實施情況，明晰西方“理想”和現實的落差，知悉香港“脫西入中入亞”乃不可逆轉的歷史大趨勢，強調和營造香港與國家的“命運共同體”關係和情懷，推介國家發展為香港華人特別是年輕人所帶來的機遇等。
一些上述的工作最近在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努力下已經初步展開。我相信，香港華人的新身份認同基本上樹立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局面和在國家內的境況必將煥然一新，而“一國兩制”在香港更能行穩致遠。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來源：大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