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於津港合作高峰論壇中發言。
2021，建黨百年，十四五規劃開局，國家打贏了疫情防控阻擊戰，國家戰略與制度體系基本定型，民族復興機遇空前，人類命運共同體日益深入人心。而美國的《戰略競爭法案》如箭在弦。在此背景下，津港合作周系列活動啟動並得到有關方面積極支持和參與，作為「一國兩制」範疇的青年學者，對此深感鼓舞，並願意貢獻思考之一二。
對21世紀的全球化與世界秩序而言，中國是決定性的構成要素和理性化力量。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建基於1949年新中國確立的主權秩序和1978年以來協調有序的改革型治理模式，前者保障了中國的主權與整體國家安全，後者促進了中國內部經濟元素與世界市場的互聯互通。1949年以來的國家治理經驗，可以簡約歸納為一種獨特的政治經濟模式，即政治上「穩定壓倒一切」，經濟上「發展才是硬道理」。將中國經驗適當「輸出」，「穩定」就成了「和平」，而「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穩定」與「發展」的辯證法，是中國現代化模式的根本特徵，也是在「一帶一路」與「一國兩制」範疇進行經驗溝通與發展合作的基本共識，是中國貢獻於世界的智慧與方案。
1978年以來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改革開放進程，是「穩定」與「發展」辯證平衡展開的最關鍵和最充分的歷史周期。「一國兩制」被設計來完成和平統一和現代化發展，其內蘊的國家理性邏輯在於：國家對港澳的高度自治授權與港澳對國家的持續性貢獻的理性結合。事實上，這種差異化的權力配置與改革目標的定向設定，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科學的重要經驗與方法論，是一種「可控試點」機制的實踐展開。香港由此在這一體系中扮演極其關鍵的角色，成為改革開放的杠桿支點，成為中國連通世界市場的樞紐與平台。內地沿海開放城市，包括深圳、上海、天津等都在不同程度和形式上通過與香港的積極互動獲取經濟發展與制度改革的有益經驗。由於香港在全球化中的比較優勢和節點地位，這一學習進程並未終結。由此，天津與香港之間展開「合作周」的高端研討與參訪，就是在探討如何結合「十四五規劃」及新時代國家整體戰略需求而進一步挖掘「一國兩制」制度紅利、探索「一帶一路」發展空間及參與建構中國智慧基礎上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優良之道。
需要注意的是，新時代內地城市與港澳之間的學習與互動早已超越改革開放初期的「前店後廠」式的單向模仿階段，而逐步進入以國家戰略為本位的協同發展階段。中國始終是面向世界的，港澳是連通中國與世界的兩個關鍵通道，但這一通道日益呈現出一種「雙向性」特徵，即並非單向地對內地輸入資本與技術，而是依托「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架構，與國家共同致力於一種「新全球化」體系的建構，其終極目標則是惠及全人類之和平與發展利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新時代的內地與港澳的城市合作，就必須具有對標國家戰略的「大區域」概念，善於對「大區域」的經濟稟賦和治理架構進行優化組合與改革，從規模與質量上推動中國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和發展進步。
就新時代中國的整體戰略與發展格局而言，大體具有如下特徵：其一，「四個自信」基礎上的自主現代化與創新全球化，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代表了東方文化的覆興及其發展模式的自我結構化，開闢的是人類發展的新紀元；其二，國家的全球化發展戰略，以「一帶一路」為實踐空間，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道德理想，習總書記在最新的博鰲論壇主旨演講中進一步闡釋為，中國既做世界秩序的維護者，又為世界謀大同；其三，「一國兩制」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框架下獲得新的生命與活力，融入發展成為主導性命題；其四，東部沿海經濟帶的「大三角」區域聯動格局基本形成，即以「京津冀」為頭部，以「滬寧杭」（長三角）為腹部，以「粵港澳」為足部，互動整合為一個國家發展的有機整體。包括天津在內的「京津冀」區域聯動發展，具有其他區域無法取代的優勢和責任：其一，北京的首都地位及其戰略決策與執行功能，是整個國家發展與治理的神經中樞；其二，非首都功能的有序疏解及天津、雄安等新港、新區的創新發展，帶來北方改革的新增量與新動能；其三，京津冀是連通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關鍵節點和基地，天津港是這一節點與基地的最佳連接點。
在上述的「大區域」聯動格局中，就全球化的固有內涵及發展優勢而言，粵港澳具有前沿性和引領性，是改革開放「走」得最快的區域，足力甚健。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基本背景在於：其一，中國的現代化已從經濟現代化轉向全面現代化，技術突破與制度創新並舉，原有的改革目標和制度容量已顯不足，必須擴容增效，以覆蓋粵港澳的經濟和制度「大區域」承擔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試點」任務；其二，中美新冷戰與經濟全球化的保守主義阻力，導致發展壓力向內傳導，倒逼國家實施「內循環為主」的新經濟戰略及打通中國經濟與可控外部區域的連通性，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一帶一路」的戰略支撐區；其三，「一國兩制」歷經二十餘年的制度實踐，包含正反經驗，中央判斷認為「融合發展」是正當選擇，是繼續發揮港澳作用及實現長期繁榮穩定的必由之路，粵港澳大灣區提供了「融合發展」的最佳路徑，也戰略性回答了「五十年之後」怎麽辦的制度懸案；其四，「一帶一路」的樣本化需求，客觀上需要國內某區域承擔最先進技術標準與最優良制度標準的「試點」與實驗任務，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最開放和最有發展基礎的南部區域，承擔了國家的這一戰略使命。因此，包括天津在內的京津冀主動對接粵港澳，在國家大戰略框架中思考自身地位與角色，既可以對粵港澳發展提供跨區域的要素和人才支撐，也可以通過互動創新為自身區域發展帶來產業機遇和增長份額，從而實現大區域聯動的共贏格局。
大區域經濟協同需要治理制度的現代化與創新配置。優良的營商環境，首先就是規範的法治環境，其次是友好的人才環境，再次是精準的政策引導環境，以及社會性的人文生活方式、自由的資訊流動與社會交往以及配套的社會保障與社會治理體系。在津港深化合作與京津冀、粵港澳大區域聯動過程中，一種關於區域性優良治理架構的改革和探索勢在必行，就其規範性原則與共通性原理而言，需注意思考和展開如下層面的制度性建設：其一，「一國兩制」的全面理解與運用；其二，協商民主制度化；其三，程序透明和公開；其四，合法授權；其五，創新支撐；其六，民生保障；其七，循序漸進；其八、安全法治；其九、全球化發展。在具體的深化合作議題上，天津與香港應注意在如下領域充分挖掘潛力和空間，尋求精準對接和共贏的機制與方案：高等教育；法治環境；自由營商機制；人才政策；國際資本密集度與金融合作；工程師規模與質量；國際性宜居環境與社會服務體系等。通過津港合作，進一步激發和增強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意願和能力，進一步激發和增強天津在「一國兩制」與「一帶一路」範疇內的合作發展能力，並以津港深化互動帶動京津冀與粵港澳的「大區域」經濟協同和優良治理，共同充當新時代國家戰略與政策的有力杠桿。
總之，新時代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競爭定局的關鍵階段，是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空前機遇期。香港與天津同為中國近代早期的開埠城市，在百年歷史中共同擔當民族命運的浮沉，並為國家不同時期革命、改革和建設作出獨特貢獻。如今，國家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逐步深入展開，「一國兩制」的融合發展其勢已明，京津冀與粵港澳的「大區域」聯動符合國家與地方的共同利益，也是中國經濟規模化和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津港合作既要延續兩個城市的固有聯系與合作基礎，又要對標「一國兩制」、「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大格局而推陳出新，緊抓「十四五規劃」的戰略發展機遇，在國家宏觀政策支持下尋求更高水平的經濟合作、治理合作與全球化合作。我們確信，香港的未來繫於民族復興，天津與香港的合作譜寫的正是民族復興的光輝章節，也是新全球化的東方亮點。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來源：橙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