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歷史觀在中華民族文明傳統和制度法理上佔據凸顯的地位。資料圖

歷史與歷史觀在中華民族文明傳統和制度法理上佔據凸顯的地位。在中華民族的文明心智中，歷史是「慎終追遠」的基本線索和方法，通過歷史記錄及其經典化的解釋體系，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存智慧、鬥爭經驗與治理之道得以揭明和呈現，為後人傳承文明、開拓事業、應對危機與創造發展提供指南。由此觀之，無論是文明重建，還是國家治理，歷史與歷史觀的完整而正當的塑造都是關鍵。「歷史虛無主義」是非文明的激進路線，受到多重思潮和力量的混合建構，但對於文明傳承和民族復興而言，顯屬障礙。

4月29日作者在全國港澳研究會主辦的「以史為炬，照亮香港未來：香港修志現狀、功用與前景」研討會上的發言

在「一國兩制」的研究範疇，歷史研究與歷史觀建構也屬於艱辛而重大的學術命題，是競爭和掌握「一國兩制」話語權和法理主導權的基礎性支撐。兩岸關係範疇的歷史研究與政治正統性鬥爭由來已久，「台獨」路線下的歷史篡改和解構已造成對民族信仰與和平統一前景的嚴重挑戰。「台獨」對「港獨」與香港歷史觀鬥爭的影響是直接和深刻的，並對「一國兩制」的大一統史觀及主權法理造成規範性挑戰。我們要立足一個「大歷史」的尺度，從中華文明史與世界秩序史的宏闊視野展開學術建構和觀念塑造，從歷史維度清理背離中華文明與主權法理的港臺式「歷史虛無主義」，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提供牢固的歷史認同基礎。

歷史認同作為政治合法性建構的關鍵，亦成為世界的一個普遍認知。殖民主義的獨特技法，即在於「滅人之國」、「去人之史」，通過歷史觀與歷史教育的「殖民化」，逐步從歷史聯繫、歷史認同與政治忠誠的層面解除殖民地居民對原屬歷史範疇和政治體系的依賴性，塑造一種基於殖民者歷史觀的新認同。通常而言，殖民地歷史認同必然呈現為一種「雙重衝突」結構，即原有體系的傳統認同與殖民者建構的新認同並存，其消長態勢取決於原有文明力量與殖民者力量的動態平衡和鬥爭。在這一認同競爭中，何種認同占優，既是政治體制與力量的引導結果，也是不同認同取向背後的文化力量與學術建構的結果。香港回歸以來，「人心回歸」的根本難題，就是一種基於愛國愛港史觀的文化力量與學術建構不足的體現，是「一國兩制」治理的“阿克琉斯之踵”。

1997年香港回歸，「一國兩制」的制度基礎和社會文化基礎面臨結構性變遷與重塑，有稱為「新憲制秩序」的，有基於民族復興層面展開宏大敘事的，也有憂心忡忡於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有驚魂未定而「移民」的，也有滿懷信心「來港」的，更有排兵佈陣追求「普選」的。可謂眾聲喧嘩，莫衷一是。香港「人心回歸」及其背後的歷史與法理鬥爭難題，多少被忽視和擱置了，及到2003年「23條立法」大遊行及後續連續的管治挫折、非法占中、修例風波等競相爆發，「一國兩制」的制度安全風險與觀念認同危機才漸次呈現出真實而完整的面目。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聚焦解決「一國兩制」制度安全問題，成效大彰，然「人心回歸」並非制度的「硬技術」可以簡單奏效，而是需要內在、扎實和長期化的學術建構、文化塑造和教育引導，是一個社會的歷史文化土壤的結構性改良命題。

在危機條件與重建共識下，香港史研究領域呈現出了一種新的發展態勢並凝結出顯著的學術成果。《香港志•總述/大事記》（第一冊）於2020年12月的正式出版就是一個顯著標誌。如果說英國人的認同秘密隱藏在「普通法」之中，中國人的認同秘密就隱藏在「歷史」之中。香港史，當然是中華民族整體史的一部分。但香港現有的歷史研究和歷史觀卻常常出現對中華民族整體史的遮蔽與隔斷效應。

香港的歷史研究與歷史觀塑造大體呈現三條路線的競爭格局：

其一，愛國愛港史觀，以中華文明與中國主權秩序為前提，以「一國兩制」為框架，側重將香港史建構為民族整體史的一部分，《香港志》的學術路線屬於這一範疇；

其二，殖民史觀，即以英國殖民史及其現代化體系為香港歷史與認同的本質和內核，以保持甚至促進香港與這一殖民體系的觀念和制度依賴性為香港歷史研究的方法規範，港英培養和影響的香港學者及香港本地教育體系基本服務于這一史學路線，筆者曾讀過的法蘭克•韋爾許（Frank Welsh）的《香港史：從鴉片戰爭到殖民終結》大體屬於這一範疇；

其三，本土史觀，即以香港價值和香港社會史為基礎和本位，對殖民史觀有所認同和依賴，但更加強調香港的主體性與獨特性，其歷史依據是香港在中西之間的隔離經驗，其學術建構主要見於「新力量網絡」的本土論述組機制及其學術年刊、香港城邦論、香港民族論、香港革新論、本土攬炒論等激進學術與政治思潮。香港的人心回歸，面臨的真實困難處境在於：愛國愛港史觀未能真正落地紮根為香港社會普遍的歷史共識，殖民史觀和本土史觀存在強大的內在聯繫和加持效應，共同抗拒愛國愛港史觀及其政治規訓效應。在此歷史性和結構性困境下，香港的民主選舉、法治運行、政府管治、社會運動、教育文化、傳媒導向及國際聯繫一步步按照一種「殖民本土化」邏輯演化重組，內外勾連，逐步「硬化」為對抗愛國愛港史觀及「一國兩制」完整制度體系的人心政治屏障。香港「民意」波動難解，與此深有關聯。 

《香港志》的出版，標誌著香港歷史研究和歷史觀鬥爭層面的新氣象，也是「一國兩制」之歷史認同與人心政治重塑的重要機制。這是一個學術規模浩大且參與各方眾多的基礎性知識工程，是為「一國兩制」的歷史與法理認同奠定一種基於「大一統」史觀的深厚根基。《香港志》在其第一冊中完成了兩項初步的學術建構任務：其一，確立了香港史歸屬于中國整體史的「史綱」，即「總述」部分，從中我們看到了香港與中華文明史及民族復興史的內在血肉聯繫，而在大的民族史框架面前，英國的殖民史只是一個歷史片段，且從未完全隔斷香港與內地同呼吸共命運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互動與法理關聯；其二，詳細記錄了香港從遠古到當代的「歷史大事編年」，以「大事記」這樣一種傳統的編年方法系統呈現香港歷史、人文與社會的長期演化過程，證明了香港之現代化與社會發展和中華文明的長期滋養及國家的保護性互動緊密相關。通過歷史範疇的「史綱」和「大事記」，香港人慣常理解的「兩制」對立而分殊的想像圖式及塑造這一圖式背後的殖民力量和本土力量便可受到一種嚴格而正當的國家「大歷史」的批判和限定，「兩制」與「一國」在文明論及制度法理意義上的有機聯繫得以證成。

《香港志》的學術和社會價值是凸顯的，對「一國兩制」話語權的基礎性支撐與塑造效應是無可取代的。從學術研究和社會教育的層面，筆者以為可以進一步以多種形式深入探索和展開：

其一，以《香港志》為香港史之「正史」研究的學術基礎和文獻依據，對香港歷史研究的學術規範、基本方法和主要結論進行有效的學術診斷和修正，確立真正符合「一國兩制」要求的香港史學與香港史觀；

其二，對《香港志》搜集和處理的大量豐富的一手或二手文獻，包括地圖、照片、報紙、檔案、事件報告、政府檔等進行多種形式的分享和教育研討，可設計諸多的專題講座、學術沙龍及學校的特色教育課程，使《香港志》走向校園、社區和香港文化空間；

其三，中央和特區政府在香港國家安全教育和國民教育的有關政策修訂、課程設計及研究資助層面，對「香港志」的學術、教育和社會轉化進行定向和可持續的支持，保證「香港志」這一系統的歷史知識工程順利深入開展，引導建構「一國兩制」牢固的歷史和法理話語權。    

總之，《香港志》不是簡單的「地方誌」編修，而是「一國兩制」的歷史知識工程，是「人心回歸」的基礎性支撐。《香港志》第一冊之「總述」和「大事記」的出版，揭開了這一歷史知識工程的大幕，並確立了香港史研究的「史綱」和「大事框架」。當然，香港的歷史觀鬥爭不會就此終結，殖民史觀和本土史觀對香港史與香港人認同的劫持和反制不會簡單化解。我們確信，立足「一國兩制」的深厚歷史基礎和制度法理，香港歷史觀的學術建構與競爭將有序展開。史正，則心正；理立，則法威。香港的「一國兩制」正經歷全方位的誠實檢討和查漏補缺，「香港志」是不可或缺甚至至關重要的一個基礎性環節。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

來源：橙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