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梅珍是香港警務處一名總督察,但自去年8月底起一直在內地工作生活——作為第十四任香港警務處駐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官,她也是現時唯一一位在內地工作的香港警察。她說自己非常幸運,有機會來內地生活和工作,親身體驗祖國的先進、便利、高效、開放、勇於創新。是什麼樣的見聞令她有如此感觸?本刊記者就此對林梅珍進行了專訪。
文|本刊記者 魏東升
林梅珍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北門留影
“我快要忘記人民幣鈔票的樣子了”
林梅珍對祖國先進、便利、高效、開放、勇於創新的印象,最先來自於內地生活的便利,她用“令人著迷”來形容。
“比如我在內地從不需要使用現金,我快要忘記人民幣鈔票的樣子了!”林梅珍笑著說,內地生活電子化程度非常高,外出只需要帶一部電話,就連街邊的小攤販也可以使用移動支付。在香港,如果在網上購買電影票要額外收取手續費,但在內地沒有這回事,有時還有更高折扣。最令她驚訝的是實體超級市場減少了很多。網購日常必需品,最快半小時便可以送到家,比自己去店裡買還快。
林梅珍記得,多年前來北京時打車比較困難,下雨時打車就更困難。這次再來北京,她發現打車的方式已經完全不一樣,現下在香港很普遍的伸手截出租車的方法已經過時,大家都是用手機程式打車。民間抓緊機遇,開發了不少打車程式,一些地圖程式更是集納了多個打車程式,在展示地圖的同時還可以直接打車,非常方便。下雨時打車仍較平時難,但打車程式會自動幫用戶排隊,用戶可以在舒適的環境等車,冒雨在街邊爭搶出租車的混亂場面已經沒有。而且車輛選擇很多,不只有出租車,還有經濟型、舒適型、商務型、豪華型等不同類型的網約車,適合不同人的需要。
“透過這些變化,我感受到內地人民熱切希望進步,同時社會和環境提供很多個人的發展空間,只要想法和計劃可行,能解決難點和改善人們的生活,便可以付諸實行,不需要先尋求社會共識,每每顯示出內地同胞解決問題的精準度、創意和魄力。香港在上世紀80、90年代時也有這樣的精神,那時香港經濟騰飛,各行業發展迅速。現在香港經濟發展成熟,而且過去一路走來時慢慢形成了要有社會共識才推出新措施和政策,這是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會出現的現象,但確實可能影響到整體發展速度。我期望特區政府對有需要做的事,例如推行垃圾徵費等,要加快處理,不要因未有社會共識而不推行。因為在香港這樣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要對某一件事情的處理手法達到共識,幾乎是不可能的,執著於尋求共識往往就會導致事情長期懸而不決。”林梅珍說。
在內地的工作生活,讓林梅珍感到內地經濟發展迅速,潛力巨大。林梅珍認識了一些在內地大學就讀的香港學生,以及一些畢業後就留在北京工作或創業的年輕港人。她發現他們均非常享受內地生活,認為比香港生活多姿多彩、輕鬆及自由,有些想一直留在內地發展,因為這裡有巨大的機遇,創業和生活成本都遠比香港低。
“我開始重新思索和理解‘為人民服務’”
生活環境的變化,也令林梅珍思想逐漸發生改變,她說:“我開始重新思索和理解‘為人民服務’。”
以前林梅珍只是從工作崗位和字面意思來理解“為人民服務”,認為身為公務員,做好自己的警務工作、服務好香港市民便是為人民服務。但在內地工作生活之後,她理解到,這句話是使命的體現——不論是否公務員,無論身在哪個崗位,都可以為人民服務。林梅珍說:“當每一個人都有這個精神和態度,再加上行動時,便是團結的表現,便可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林梅珍以內地政府處理科技龍頭公司涉嫌壟斷市場的案例為例,她認為在實行資本主義的地區不會這麼主動去處理,也不會這樣高效率。在資本主義環境中營商的人或許會覺得這樣不合理,比如持有該大公司股票的人士可能不滿,但當政府以人民為首要考慮時,政府便會保障老百姓,包括小商家、散戶投資者等的利益,確保利益不是只傾斜去某一方。
2020年11月,林梅珍到武漢交流,了解武漢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情況
內地不同的政策、措施、規章等,均有一個清晰的共同目標——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為了保障人民的福祉,真誠地把人民放在首位,這是林梅珍在內地工作生活的另一個深刻感觸。林梅珍在北京的日子,也是防疫時期,內地和香港防疫工作力度和重點的不同,令她感慨萬千:“中央政府果斷處理疫情、人民主動配合,在群策群力的情況下,內地迅速控制疫情,沒有放棄任何一個人,完美地展示如何保障人們的生命。這是中央政府睿智的表現、地方政府勇於承擔的表現、人民團結力量的表現。”去年,林梅珍也曾到武漢交流,她感受到武漢市民在疫情面前守望相助,沒有半點怨言,對未來充滿希望和信心;各地馳援武漢時,當地人民表現出感恩和民族自豪。這令林梅珍深為感動。
“兩地警隊需要持續吸收和學習對方優良的地方”
林梅珍與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生交談
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林梅珍的授課和專題講座都很受歡迎。“在課堂上,我主要教授香港警隊如何制定策略方針、如何保持專業性。另有不同的專題講座,例如分享香港警隊的警務概況、訓練體系、公共關係策略、社區警政、指揮架構、執法規範化、隊伍建設、香港形勢、警隊發言人制度等等。專題講座的對象有公安大學的老師、本科及研究生,也有公安部進修班的干部。”林梅珍說,“我不是以個人名義到公安大學工作,而是代表香港警隊,所以我時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專業精神,對公安大學交予的工作都全力以赴。因為兩地體制不同,加上我是從香港警隊過來,擔任過不同崗位,有實戰經驗,所以講座內容往往能引起聽眾的興趣,令他們更了解香港及吸收相關經驗。”
林梅珍強調,在這一過程中她自己也獲益不少:“在香港沒有時間或誘因去梳理這些資料,現在我在腦海整理過後,自己的思緒更清晰和有條理。而且透過與公安大學師生的交流,我對內地公安的培訓體制和職責等方面了解多了,日後回到香港負責與內地有關的工作時,會更順暢。”
林梅珍舉例說:“公安大學或內地其他警院均專注學術資歷,在應用科技和大數據方面有卓越的成效、有強大的警務學術研究團隊和資源;香港警隊著重職能培訓,也積極與本地及海外團體合作,在不同層面產生協同效應。”另外,和內地公安單位接觸之後,林梅珍發現內地公安負責不少民生工作,例如戶口登記等,科技應用可幫助減少他們的工作量,這些香港警隊都不用負責,反而香港警隊肩負邊防、反恐等工作。內地公安單位在調查案件時,若需要翻看大量錄像,都會利用科技幫忙翻看,而香港還需要人親眼去看。“兩地警隊需要持續吸收和學習對方優良的地方。”林梅珍說,“國家今天的成功得來不易,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各方同心協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期望香港與祖國共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