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與內地公務員“互換掛職”引發社會關注。必須指出，政府推動“互換掛職”計劃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其來有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69條，“公務員交流制度”的目的之一在於幫助不同地區、領域的公務員具備更加全面的“國家的行政層級、治理狀況、行政文化、危機管理經驗”和嫺熟的工作技能。顯然，這就是此項計劃的法理所在。
擺脫舊制紓解現時困局
其實，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公務員交流早已開展多年。統計顯示，截至2020年，平均每年有約100名公務員參加兩地交流活動，範圍包括城市規劃、交通管理、公共房屋、衞生和食物安全、商貿、信息科技、文化藝術等多方面。然而，以往交流形式多以內地或香港的政府機構開辦培訓班為主，交流時間、人員規模均受限制，交流效果不彰。
此番推出的“掛職計劃”，堪稱“加強版”的公務員交流，勢必成為“一國兩制”融合發展的一大增量。而從長遠來看，這項計劃的深入實施，將會顯著增強香港公務員的政策素養及與內地溝通協調能力，進一步提升“港人治港”水平。
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落實，AO（Administrative Officer）也就是“政務主任”（俗稱“政務官”）一直在特別行政區政府中擔當重要角色。他們參與政策制定、資源調配以及重大政府計劃的推進落實。現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多名前任現任司長、局長均曾擔任AO，現任高層首長級公務員（常任秘書長、署長）也都來自政務職系。平心而論，AO作為多技能的專業管理人員（multi-skilled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ors），以廉潔、專業的業務素質為香港社會穩定貢獻良多。但是隨著“一國兩制”實踐的發展，尤其是內外形勢變化所帶來的治港難度的增加，AO“精通政務”卻又“不通政事”的缺陷也遭到許多社會人士的詬病。
說到底，AO之所以長於執行而拙於謀劃，長於諮議而短於決斷，並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根源在於港英政府遺留的政治傳統和行政文化。對此，曾任職AO多年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一語道破天機──“英國人將我們（中國籍AO）訓練成執行者而非領導者”。
AO制定政策“不接地氣”的例子，並不少見。2020年7月，香港防疫形勢危急，政府要求全港食肆禁止堂食。結果第二天降下大雨，因為沒有堂食，不少市民只能在街頭用餐，捧著飯盒狼狽避雨。特區政府無奈，只好再次開放堂食。有官員在記者會上坦言，原本以為禁堂食之後，市民都會叫外賣在辦公室用餐，沒想到這麼多人並不在辦公室工作！可見，部分官員在情急之下忘記“常識”、措施“離地”，令人唏噓……
反觀內地，中央領導人倡導“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在幹部培養過程中歷來重視基層經驗和“掛職”經歷。十八大以來，領導人多次強調，基層實踐是培養鍛煉幹部的“練兵場”，年輕幹部要多“墩墩苗”，注重在基層一線和艱苦地方培養鍛煉幹部。
治港團隊要能謀事敢擔當
實踐表明，經過基層鍛煉和“掛職”歷練的幹部，經受考驗多，閱歷更豐富，更具有駕馭工作和應對複雜局面的能力。
政治路線確立之後，執行者就是關鍵因素。“一國兩制”是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制度安排，其制度績效能否得到有效發揮，有賴於一支能謀事、會決斷、敢擔當、善作為的治港團隊。當今香港正面臨前所未有之變局，這一變局的最大變量之一，就是內地（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越來越成為香港發揮所長的大舞臺、大機遇。我們相信，香港與內地公務員“互換掛職”這一嘗試，將對未來“港人治港”水平提升大有裨益。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來源：大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