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報全文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魯迅藝術文學院舊址。

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始終堅信中國是有力量進行抗戰並取得最終勝利的，而這種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廣大人民群眾之中。這一理念在革命文藝創作中同樣得到了貫徹。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會議系統闡明了革命文藝為人民群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強調黨的文藝工作者在創作中不能脫離群眾，必須增進與人民群眾的感情，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一支“拿筆的軍隊”

在延安文藝紀念館參觀，最讓人動容的是一組題為《奔赴延安》的雕塑作品：幾位風塵僕僕的年輕人正朝著延安的方向行進，最前面的人已經走到了寶塔山下，他跪在地上，激動地捧起延安的泥土親吻著……

這一場景，在當時的延安經常發生，正如當時年輕的詩人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一文中所寫：“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

然而，文藝家們的創作很快就有了“水土不服”的問題：文藝工作者因創作思想的不同而產生為文藝而文藝、向心力不足等現象，藝術創作不接地氣，老百姓不愛看，也看不懂。而當時的戰爭形勢又急需一大批政治站位高，能夠鼓舞根據地群眾革命熱情、激發前方將士奮勇殺敵的優秀作品。

延安文藝座談會成為糾正文藝界種種偏向的重要關節點。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在延安楊家嶺召開。毛澤東在座談會上的講話，解決了文藝是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以及怎樣為人民服務的問題，鮮明地提出了“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而利用。”他在講話中將文藝工作者比喻成一支“拿筆的軍隊”：“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

拜廣大勞動人民為師

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後，毛澤東又於1942年5月28日和30日分別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和魯藝就文藝問題發表了講話，號召知識分子走出“小魯藝”，融入“大魯藝”，也就是投入到工農兵的生活和鬥爭當中，拜廣大勞動人民為師。

從此，藝術家們擎起“文藝為群眾”的大旗，把身子撲下去，深入到火熱的生活中。解放區文藝出現了創作高潮，一大批“新的人民的文藝”作品自此誕生。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李家莊的變遷》，長篇敘事詩《王貴與李香香》，新秧歌劇《兄妹開荒》《夫妻識字》，新歌劇《白毛女》，歌曲《東方紅》《南泥灣》等，內容貼近現實，形式喜聞樂見，一經演出廣受群眾歡迎。

如何評價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對解放區文藝產生的影響？瀋陽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胡玉偉說：“《講話》對解放區的文藝來說無疑是綱領性的文獻，它的發表作為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標誌著解放區文藝秩序的最終確立，同時也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關於未來文藝形態的思考。”《講話》發表之後，文藝家的歷史身份得以重塑，同時，解放區文藝在具體形態上的建構，也隨著對《講話》精神的實踐，發生了深刻改變，從而進一步完備和成熟，呈現出與其他政治區域文藝差異日益明顯的特殊品格。

“為什麼人”的問題解決了

《講話》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文藝領域。1943年10月19日，《講話》在解放日報全文發表。中央總學委發出通知，指出《講話》“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理論建設事業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是毛澤東同志用通俗的語言所寫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教科書。此文件決不是單純的文藝理論問題，而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具體化，是每個共產黨員對待任何事物應具有的階級立場，與解決任何問題應具有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典型示範。各地黨組織收到這一文章後，必須當作整風必讀的文件，找出適當的時間，號召在幹部和黨員中進行學習”。

胡玉偉說：“長征的結束，使得西北成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革命中心的轉換不僅意味著一個新空間的創造，也意味著新的時間的開始。”毛澤東在《講話》中明確地指出了這種空間位移的時間意義：“同志們很多是從上海亭子間來的；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不但是經歷了兩種地區，而且是經歷了兩個歷史時代……到了革命根據地，就是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空前未有的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我們周圍的人物，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空間上的中心意識蘊藏著鮮明的歷史內涵，支撐著它的是一種建立新中國、創造新歷史的崇高感和神聖感。在這樣一個宏大歷史進程中，把握住前進方向、尋找到自己的正確定位，實現思想的深刻、全面轉變，是當時所有文藝家面臨的歷史必然性選擇。

胡玉偉認為，毛澤東並沒有將文藝僅僅當成文藝本身，文藝家們的創作也不再是單純的個人行為，而是與創造歷史的行為融為一體。正如《講話》中所說：“革命文藝是對於整個機器不可缺少的齒輪和螺絲釘，對於整個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此歷史感，《講話》接下來所提出的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就順理成章。《講話》凸顯了“人民”本位的文藝價值取向，顛覆了文藝被少數人所壟斷的歷史。唯物史觀認為，人民是推動歷史發展的主要力量，因此，文藝作為新的歷史行為的參與者，只有將自身的服務目標確定在歷史的主體——人民大眾的身上才能發揮出真實的效力。

“為什麼人”的問題解決了，接著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服務。毛澤東提出了“普及”和“提高”的問題：“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胡玉偉認為，“實踐的文藝”的觀念是《講話》的精神核心。毛澤東為文藝工作者指出一條獲得新生之路，那就是走向民間，與工農兵相結合，與革命實踐相結合。（文：高爽  圖：遼寧日報記者  韓卓航）

來源：遼寧日報、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