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劉兆佳I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香港的「非忠誠反對派」固然難逃滅亡的命運，絕大部分「半忠誠反對派」也必然要偃旗息鼓，其中小部分人會竭力和艱難地試圖通過「轉型」來延續政治生命，成為「守法反對派」是一條可能的出路。在反對派陣營中，「忠誠反對派」會乘勢而起，但也會最終朝着「準愛國者」和「愛國者」轉化。「愛國者治港」本來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也是「一國兩制」能否成功落實的先決條件。回歸迄今，「愛國者治港」尚未完全實現，致使香港長期陷入無止境的政治鬥爭之中，導致管治失效和深層次矛盾叠加。展望將來，隨着反對派退出香港的歷史和政治舞台，「愛國者治港」全面鋪開，「一國兩制」事業將會不斷開拓，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發展奠定牢固根基。

關於香港反對派的幾個概念

2021年7月1日，悬挂国旗、区旗的渔船在维港巡游（图：新華社）

在香港，「反對派」泛指那些沒有參與政府工作的政治勢力。他們與政府的關係非不密切，甚至存在張力。他們主要擔當執政者的監督者、制衡者、規諫者、對抗者，有時甚至是「敵對勢者」的角色。「反對派」這個詞語本身並無褒貶之意，也並非表示他們必然為反對而反對。與建制派一樣，反對派的構成也非常羼雜，包括泛民主派、反共人士、部分前殖民政府的「同路人」和追隨者、社會運動分子、壓力團體、「福利主義」提倡者、反共媒體、部分宗教勢力、「本土分離主義」分子、「港獨」分子等，其中以泛民主派勢力最大，而民主黨和公民黨則是其中較大的政黨。他們部分人在回歸前和回歸後都有參與到香港的管治架構之中，主要在立法機關、區域組織、法定機構和諮詢組織。他們的政治主張雖有差異，但共同點是不接受中國共產黨、不認同國家的政治體制、對中央採取某種對抗姿態、不認同回歸後由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的憲制秩序、不願意尊重和遵守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有些時候甚至以「違法達義」或「公民抗命」為旗號違反香港本地法律）、對「一國兩制」有與中央截然不同的詮釋、質疑回歸後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的「認受性」、對香港特區政府抱持對抗心態、並主張香港以最快速度走向全面「西方式」的民主選舉制度。

為了釐清香港反對勢力的本質，並方便分析選舉制度改革後的香港政局，在這裡我認為有需要引入「忠誠的反對派」、「半忠誠反對派」和「非忠誠反對派」這三個政治概念。「忠誠反對派」指那些真誠接受回歸後香港的憲制秩序、願意尊重和遵守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本地法律的反對勢力。以此之故，「忠誠反對派」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容為「守法反對派」或「建設反對派」。他們願意在現有體制內爭取政治權力和推動改革，並爭取機會掌握特區政權，從而轉化為「執政派」。「非忠誠反對派」指那些不承認現有憲制秩序特別是選舉制度的反對勢力，他們的目標是要推翻現有的政治體制並以另外的體制取代之，而且矢志與現有體制割裂，並拒絕參與其中。「半忠誠反對派」指那些儘管基本上不承認現有政治體制和不信任中央，但仍然願意通過競選和委任渠道參與其中。他們明知在現行體制內沒有機會成為執政勢力，所以竭力發動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力量來推翻或大幅改變現有體制，好讓自己有執政的可能。「半忠誠反對派」由於徘徊於承認和不承認、參與和不參與現有政治體制以及守法和不守法之間，他們的政治行為往往流於自相矛盾、言行不一、方向模糊，容易陷入非理性化和情緒化的窠臼，容易長遠走向激進化，也容易被「非忠誠反對派」人士揶揄和攻擊和難以得到中央的信任。

多數反對派為「半忠誠反對派」

「非忠誠反對派」在香港的人數非常少，而「忠誠反對派」其實也十分罕見。絕大部分的香港反對派人士實質上應歸類為「半忠誠反對派」，其中泛民主派厥為表表者。「半忠誠反對派」積極參與香港的行政長官、立法會和區議會的選舉，接受特區政府委任進入各類諮詢和法定組織，並領受特區政府頒發的勳章。雖然基本法已經規定了香港最終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但「半忠誠反對派」卻矢言除非中央採納他們提出的、與基本法規定相抵觸的「真普選」辦法，否則他們不會在此之前承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認受性」。無論是參加行政長官選舉或議會選舉，「半忠誠反對派」參選的目的都有雙重性，即一方面要贏得職位或議席和獲取由此而來的公共資源，另一方面則藉機指控現行政治體制的不公和提出改變現有政治體制的要求。香港的選舉對反對勢力而言因此有雙重性質：即使是普通的選賢與能的選舉，也被界定為帶有改變/推翻/衝擊現有制度的目的和含義的選舉。也即是說，「半忠誠反對派」既要在現有的選舉遊戲規則內爭奪議席和席位，但同時又要為改變遊戲規則而展開政治鬥爭。「半忠誠反對派」主要利用不少港人的反共反中情緒、對政府施政的怨懟、對經濟社會現狀的不滿和對民主的訴求來發動群衆，從而讓政治議題長期成為香港的首要議題，其他客觀上更嚴重的經濟社會民生問題則被漠視和擠壓。

回歸以來，香港的政治鬥爭此起彼落，而且愈演愈烈。過去十多年，政治鬥爭的規模越來越大，政治主張愈來愈激烈，暴力成分越來越多，而外部勢力的介入也越來越深。隨着香港的政治分化、對立和鬥爭愈趨嚴重，「半忠誠反對派」說的激進勢力逐漸抬頭，絕大部分的「半忠誠反對派」勢力亦拋棄了其一貫宣揚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立場，轉而積極參與和鼓動動亂、暴亂和各種違法行為，並利用其在管治架構內的存在和在架構外的政治動員，無所不用其極地癱瘓立法會的運作和阻撓特區政府的施政，為香港帶來了多方面前所未有和難以估量、長期和深刻的破壞和損害，也創造了機會讓外部勢力得以利用香港來挑戰國家主權和威脅國家安全。事實上，不少原來屬於「半忠誠反對派」的泛民主派人士過去幾年已經自覺或不知不覺地滑入「非忠誠反對派」的行列。

香港反對派面臨渙散分化

回歸後香港的選舉制度存在嚴重漏洞和缺失，加上把關鬆懈，讓「非忠誠反對派」和「半忠誠反對派」得以通過選舉進入香港的管治架構興風作浪。為了撥亂反正，迅速和徹底根治香港的政治痼疾，維護國家安全，和將「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納入正軌，中央於2019年底制定了一整套應對香港嚴峻局面的新方略並逐步付諸實行。中央對港新政策的核心是要確保愛國者全面治港，認為只有在全面貫徹愛國者治港後，其他長期困擾香港的重大政治經濟社會矛盾才有破解的可能。一年來相繼出台的港區國家安全法、選舉制度的根本性改革，依法宣誓效忠和擁護的制度的確立，已經廣泛和深刻重塑了香港的憲制秩序和政治生態。這些變革對香港的反對派帶來了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巨大打擊。港區國安法讓他們不再能夠取得外部勢力的支持和資助，讓他們不能夠再以反共反中口號和主張煽惑公衆，更讓他們難以在社會上發動政治鬥爭。選舉制度改革防止所有不接受香港的憲制秩序和危害國家安全的非愛國者參加選舉和進入管治架構。依法宣誓制度則保障了管治架構內所有人都只能是愛國者，不然便要被掃地出門和接受法律懲處。

由於香港正處於危難時刻，愛國者任重道遠，中央對愛國者定下嚴謹的標準，而對那些參與香港管治工作的愛國者的要求亦提得更高一些。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寳龍在2021年2月22日的一個研討會上指出，愛國者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愛國者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對於那些在香港特區政權架構中身處重要崗位、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士，必須是堅定的愛國者，在愛國標準上，對他們應該有更高的要求。一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二是堅持原則、敢於擔當。三是胸懷「國之大者」。

依據夏寳龍主任的準則，「非忠誠反對派」固然不是愛國者，而大部分「半忠誠反對派」人士亦顯然屬於非愛國者。鑒於「忠誠反對派」人士對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仍然存有某種程度的抗拒，即便他們願意在新的憲制秩序內活動和遵守相關的法律，他們中大部分人也只能勉强稱為愛國者。

中央的撥亂反正的重大舉措已經大大削弱和分化了香港的反對勢力。他們的一些頭目被拘捕、審訊和鋃鐺入獄。部分頭面人物則歸隱、轉趨低調、移民或潛逃。一些原有的組織或解散或大量流失成員。不少人失去了在立法會和區議會的議席。反對勢力內部愈趨渙散分化、萎靡不振。他們正面對資金和人力枯竭之苦。尤其嚴重的，他們難以理解香港政治局面的巨變和中央的釜底抽薪的決心和行為。對於未來他們感到困惑和迷惘，更不知道未來應該如何自處。尤其令他們感到失望和寒心的是港人對他們的遭遇和處境冷淡對待，讓他們明白到不少港人因為對香港過去的暴亂進行反思而對反對派有了新的和負面的看法。面對中央的遏制和港人的疏離，反對派正在苦苦和艱難地探索未來的路向。

反對派仍然可以依法參選依法當選

其實，從一開始，香港的反對派已經走上了一條最終必然失敗的道路。他們的反共反中、依仗外力、挑戰法律和以鬥爭為本的政治謀略根本不可能讓他們取得執政權力，只能令他們的政治勢力有所上升和使得香港的管治失效和乏力而已。不過，這些「收穫」也只能在中央的耐心和包容的情況下才能取得。一旦中央認為香港的亂局已經到達一個中央不得不强力出手予以匡正的地步，香港的政治局面必然會出現對反對派極為不利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不過，中央從來沒有意圖要對屬於「半忠誠反對派」的泛民主派人士趕盡殺絕，反而認為他們當中有部分人尚未泥足深陷或積重難返，因此應該在政治上仍然可以發揮建設性的作用，當然中央希望他們能夠完全改變對新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抵觸之情，願意依法辦事，並願意積極配合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施政。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在有關選舉制度改革的記者招待會上明確指出：「需要說明一點是，中央强調『愛國者治港』，不是說要在香港的社會政治生活中搞『清一色』。這裡有兩個政策界限：一是我們講不愛國的人不能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權架構或者管治架構，不等於說他們不能在香港正常工作和生活，只是說他們不能夠參與管治。二是把不愛國的人特別是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架構之外，不等於說把所有的反對派或者更廣一點的『泛民主派』全部排斥在管治架構之外，因為反中亂港分子和反對派特別是『泛民主派』是不能簡單劃等號的，反對派特別是『泛民主派』裡面也有愛國者，他們將來仍然可以依法參選、依法當選。」

我估計，在新的中央對港政策、選舉制度和政治格局下，絕大部分「非忠誠反對派」和「半忠誠反對派」人士難以徹底改弦更張，更難望能夠成為「守法反對派」，因此前景頗為黯淡，而在未來一段日子裡，「忠誠反對派」則會乘勢乘時而起並發揮一定的政治作用。不過，「忠誠反對派」在政治上只能處於邊緣位置，對全面愛國者治港的大格局不會有本質性的影響。「忠誠反對派」存在的好處是讓香港特區的執政者更加兢兢業業和讓特區的施政更能照顧港人的利益和感受。然而，從香港的政治發展軌跡來看，「忠誠反對派」的出現應該只是一個短暫的過渡現象。最終「忠誠反對派」人士應該越來越少，少到一個微不足道的地步，而其他的「忠誠反對派」人士和組織則以真誠的、名副其實的「守法反對派」和「建設反對派」身份逐步向愛國陣營過渡並成為愛國力量中的「改革派」，衷心認同香港的新憲制秩序，嚴格遵守法律法規，願意承擔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的責任，並且積極支持中央和特區政府開展各項改革制度和政策的工作。

成為「守法反對派」是可能出路

在新的政治和制度環境中，「非忠誠反對派」絕對沒有生存的空間。反中亂港分子、外部勢力的代理人、「港獨」分子和其他各種本土分離主義發起人假如不是銷聲匿跡，便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和政治的遏制。他們原來已經薄弱的社會支持會快速蒸發。事實上，相當部分的「非忠誠反對派」人士已經離開香港，並妄稱要在西方國家發起「國際綫」來延續鬥爭。然而，那些跑到外國去並乞求它們干預香港事務的人最終只會因為失去政治利用價值和淪為可憐的棄子。

屬於「半忠誠反對派」的政黨和人士過去一段時間因為被社會上冒起的激進勢力的「騎劫」和因為自己本身也是極端分子，積極策動和參與了香港的違法抗爭和暴亂，已經變成了與中央尖銳對立的力量，彼此的關係難以在短期內有明顯改善。在新的選舉制度下，他們根本不可能在新成立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批准下參加香港的選舉。為了規避政治和法律風險，一部分民主黨、公民黨和其他政治組織的成員已經宣告引退。在不少政治組織內，因為對如何在新形勢重新定位和謀求出路已經引起了激烈爭論和內訌，進一步削弱他們的政治能量和資源供給。不過，對於那些政治包袱甚重的政黨來說，大幅改變它們原來並愈趨極端的政治立場，尤其是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對抗姿態，絕非易事。在新的和對他們不利的選舉制度下，是否應該繼續參與將來的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煞費周章，意見極為分歧。即便決定繼續參與選舉，有多少成員能夠獲得參選資格和當選難以預料。此外，他們的成員在將來的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中究竟應當扮演什麽角色也難有共識。再有就是如果最終決定不參與選舉，從而避免增加他們眼中代表「民主倒退」的選舉制度的「認受性」，那麽他們在社會上又可以發揮哪些作用，而且在沒有因為公職而來的公共資源的支撐下，如何籌措資源去支持他們在社會上的政治工作確是難題。無論如何，任何改變原來立場的舉動除了會在組織內激發分裂內耗外，能否得到原有的追隨者的體諒和繼續支持，防止追隨者大批流失，更是一個未知數。那些一直以來與他們相互配合的政治組織和民間團體是否願意在他們轉變立場後繼續與他們合作也是他們必須思考的問題。不過，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對於中央是否會因為他們宣稱的立場改變而不計前嫌、增加對他們的信任並且願意容許他們繼續參與香港的管治架構，他們心中也沒有底。

總而言之，要求那些已經成為極端力量的「半忠誠反對派」政黨和人士能夠洗心革面、告別過去、重新上路，而且不但能夠保留他們原有追隨者，甚至獲得更多人的支持，無疑並不實際。他們真的這樣做的話，最有可能的結局是他們進一步走向衰敗甚至衰亡。不過，對「半忠誠反對派」而言，如果他們當中有極少數政治包袱沒有那麽重的人能夠起碼成為「守法反對派」，並逐步轉化為「忠誠反對派」，也許其政治事業還會有一綫生機。

以此之故，在中央的各項撥亂反正的舉措全面開展後，如果香港還有反對派的話，則只會是「忠誠反對派」。目前，能夠成為名副其實的「忠誠反對派」的反對派黨派和人士其實少之又少。那些自稱為「中間派」的人士其實都有着一些泛民主派的色彩和背景，不願意與泛民主派或者反對派割席，不打算嚴厲譴責極端和暴力行為，更不情願與中央和愛國力量走得太近。他們非常抗拒「愛國者」、「建制派」或「忠誠反對派」的稱號，言論和行為往往扭扭捏捏、模糊不清。所以，我們很難把他們界定為「忠誠反對派」。另外一個「忠誠反對派」的來源是那些原來屬於泛民主派，但因為其政治立場「溫和」和具「妥協性」，因此長期受到其他泛民主派人士的排斥和打壓，也得不到泛民主派的追隨者的支持。在香港社會愈趨分化對立偏激的氛圍中，這些所謂「溫和」泛民主派人士在香港社會也缺乏群衆基礎。與此同時，這些人對中央始終缺乏足夠信任，更害怕被標簽為「親中人士」，因此也不願意與中央和愛國力量建立良性互動關係。然而，如果「溫和」泛民主派有意通過改革後的選舉制度進入管治架構的話，縱然他們不會承認自己是「忠誠反對派」、「建制派」或「愛國者」，他們應該會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表明態度來證明自己是「有實無名」的「忠誠反對派」，甚至是「準愛國者」。那些重大問題涉及對國家憲法、「一國兩制」、香港基本法、中國共產黨、「六四風波」、「違法達義」、「公民抗命」、暴力抗爭、國家安全、政制改革、反中亂港分子、「港獨」與其他各種分離主義的主張、外部勢力等的態度和理解。我估計有個別「溫和」泛民主派人士將會朝着這個方向向有實無名的「忠誠反對派」甚至「準愛國者」過渡。不過，這些「溫和」泛民主派人士必然會備受其他反對派人士的無情攻擊，也難以得到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處於憤憤不平的大多數反對派追隨者的支持，但在中央和部分愛國人士的鼓勵下在立法會的地區直選中仍有一定勝算。如果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愛國人士的選票才能贏得議席的話，則他們向有實無名的「忠誠反對派」或「準愛國者」過渡過程會提速。

愛國力量吸納「忠誠反對派」

有利管治

實際上，我估計將來更多的「忠誠反對派」人士是來自一些新冒起的政治人物和組織。他們最大的優勢是沒有政治包袱，無需懼怕背上「背叛」、「轉軚」或「投誠」的污名。這些人和組織現時對加入政府或與政府建立密切合作關係仍有戒心，又希望與中央保持一定的距離，避免被貼上「親中人士」或「愛國者」的標簽。然而，他們仍然覺得自己可以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發展盡心盡力，願意在他們認為對香港有利的事情上與特區政府和中央合作，並在必要時提出規諫和建議。我預計，香港的專業、行政、學術和媒體等界別都擁有一些願意當「忠誠反對派」的精英，而中央和特區政府應該鼓勵這些「忠誠反對派」的出現。

事實上，如何加快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促使香港產業多元化、推進香港經濟持續發展、提升香港治理的效能、促進政府與民衆的聯繫、推動香港走上一條與「一國兩制」相切合的民主發展道路，改變香港社會的不公和不義狀況，為年輕人創造更多的「向上流動」機會等，都是廣大港人渴望見到的改革。可是，所有這些改革都是知易行難，而且往往遇到不少既得利益者和別有用心的政治勢力的反對和阻撓。誠然，即便在港區國安法、選舉制度改革和依法宣誓制度建立之前，在過去的「行政主導」不彰和管治環境惡劣的環境下，「忠誠的反對派」在那些範疇其實仍然有不少的發揮空間。可惜的是，願意從務實和理性角度走「忠誠反對派」路線的反對派人士可謂寥寥可數。更為關鍵的，是那些人的揮之不去的反共意識和對西方制度和價值的信奉和膜拜。當然，因為因害怕改變立場而被原來的支持者攻擊和丟棄更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今天，內外敵對勢力在港區國安法、新的選舉制度和新的宣誓制度共同構成的新憲制秩序下已經無以為繼，難復當年之勇。「非忠誠反對派」和「半忠誠反對派」又已經潰不成軍，過去「忠誠反對派」所遇到的障礙經已被清除了不少。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忠誠反對派」應該是一個在香港回歸祖國並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中出現的「短暫」和「過渡」政治現象，反映了在回歸前後的一段時間內那些基本上接受「一國兩制」、態度比較理性務實、願意參與特區政治事務的反對派人士對中央「欲迎還拒」的複雜心態。不過，再過一段時間、當新憲制秩序已經鞏固、愛國者治港全面落實並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事實、政治鬥爭已經不再是香港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改革和發展成為了香港的當前急務後，「忠誠反對派」人士會意識到他們在香港的活動和發展空間越來越小，也會明白到他們難以得到港人的普遍認同。最重要的原因無疑是愛國陣營不斷深化和擴大，能夠照顧和代表更多元化的利益和觀點，得到越來越多社會精英的加入，並越來越獲得港人的接受和期待。部分愛國人士與「忠誠反對派」的政策立場不會有明顯差異，在不少港人的眼中那些愛國人士由於與中央和特區政府的關係更為密切，所以會更有能力讓自己的政策建議得到落實的機會，因此會更傾向支持那些愛國人士。在這種情況下，「忠誠反對派」會進一步失去港人的認可，要發展自己的政治事業只會越來越艱難。如果在新的政治形勢下，困擾香港多年的深層次經濟社會民生矛盾在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陣營的努力下得以紓解，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人士在香港的政治威望有望提高，届時就算被貼上「親中」、「建制派」和「愛國人士」等標簽也再不會是政治包袱或纍贅。再進一步說，隨着他們與中央和愛國人士的接觸愈多，感情愈厚，「忠誠反對派」人士應該會逐漸改變他們對中央和愛國陣營的看法。因此，我預期，除了極少的「死硬」「忠誠反對派」人士外，大部分的「忠誠反對派」人士都會願意甚至樂於成為愛國者。由於在中央的撥亂反正方針下，香港已經出現了嶄新的政治形勢，「忠誠反對派」人士要過渡成為愛國者，他們除了必須擁護香港的憲制秩序、遵守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外，也必須擁護中央在香港的各項撥亂反正的部署，包括港區國家安全法、新的選舉制度和新的宣誓制度，並在香港日後的改革和發展工作上發揮建設性作用。反過來說，如果「忠誠反對派」最終抗拒成為愛國者，他們的政治前途也不會變得光明。

誠然，部分現有的愛國者對這些「投奔」愛國陣營的「忠誠反對派」人士會有一定的抵觸情緒，生怕他們在愛國陣營內會更快和更容易取得較高的政治位置和待遇，但只要中央採取公平合理的手法處理新舊愛國人士的「矛盾」，相信「忠誠反對派」人士的「來歸」不會削弱愛國陣營的團結性。

從香港的有效管治和長治久安的角度而言，如果愛國力量能夠因為吸納「忠誠反對派」人士而得以進一步擴大其社會支持基礎，並因此更有政治能量配合中央和特區政府在香港的改革和政策部署，則回歸後長期困擾香港的管治問題應該會得到顯著的改善。在有效管治的基礎上，「一國兩制」才可以全面和準確落實，並且能夠行穩致遠。

總的來說，過去長期對香港各種反對勢力的生存和壯大有利的因素在中央連環出手後已經不復存在。「非忠誠反對派」固然難逃滅亡的命運，絕大部分「半忠誠反對派」也必然要偃旗息鼓，其中小部分人會竭力和艱難地試圖通過「轉型」來延續政治生命，成為「守法反對派」是一條可能的出路。在反對派陣營中，「忠誠反對派」會乘勢而起，但也會最終朝着「準愛國者」和「愛國者」轉化。「愛國者治港」本來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也是「一國兩制」能否成功落實的先決條件。回歸迄今，「愛國者治港」尚未完全實現，致使香港長期陷入無止境的政治鬥爭之中，導致管治失效和深層次矛盾叠加。展望將來，隨着反對派退出香港的歷史和政治舞台，「愛國者治港」全面鋪開，「一國兩制」事業將會不斷開拓，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發展奠定牢固根基。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1年7-8月號第23-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