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以來，香港選舉制度的最大缺失和漏洞，是它令反中亂港分子和他們背後的外部勢力能夠通過選舉堂而皇之進入管治架構，並憑藉他們在管治架構特別是在立法會內的存在惡意並肆意幹擾和破壞特區的管治。在原來的選舉制度下，香港出現的選舉文化亦淪落為不利於政治穩定和良政善治的劣質政治文化。新的選舉制度在制度層面徹底改變了原來的選舉制度和政治格局，重塑了香港的政治格局，也將會逐漸改變香港的選舉文化和政治文化。

文｜ 香港     劉兆佳

3月30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記者會時介紹，今年9月進行選委會選舉，立法會換屆選舉於12月舉行，明年3月進行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圖：中新社）

劣質選舉文化毒化香港政治氛圍

禍害社會環境和人際關係

在未來一年，香港將會舉行三場重要選舉，分別是今年9月的選舉委員會選舉、12月的立法會選舉和明年3月的行政長官選舉。這三場選舉環環相扣，陸續產生香港的管治架構內三個重要機關的成員。從歷史角度看，這三場意義重大的選舉是在全國人大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規定的新選舉制度下進行，而一個新成立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則會對有意參選的人士進行嚴格的資格審查，以確保所有的候選人都是不折不扣的愛國者。

“一國兩制”的全面和準確實踐是以愛國者治港為大前提的。要實現愛國者治港這個目標，必須保證非愛國者尤其是反中亂港分子不能通過選舉進入香港的管治架構。回歸以來，香港選舉制度的最大缺失和漏洞，是它令反中亂港分子和他們背後的外部勢力能夠通過選舉堂而皇之進入管治架構，並憑藉他們在管治架構特別是在立法會內的存在惡意並肆意干擾和破壞特區的管治。與此同時，他們運用他們在管治架構內取得的地位、權力和資源勾連社會上的反中亂港勢力，蠱惑和組織群眾進行抗爭和暴亂。在原來的選舉制度下，香港出現的選舉文化亦淪落為不利於政治穩定和良政善治的劣質政治文化。在這種劣質的政治文化下，政治鬥爭、對立分化、非理性行為、人身攻擊、野蠻無禮、造謠抹黑、暴力相向、旁門左道、政治立場先行、罔顧事實、歪理邪說乃至違法違紀等現象充斥並逐步成為常態。代表理性、高尚正派、以整體利益為依歸、顧存大局、實事求是、相互尊重、圍繞著解決問題的政治和政策討論和辯論的優質政治文化則付諸闕如。久而久之，這種劣質選舉文化不但毒化了香港的政治氛圍，而且快速在社會上蔓延，對香港的社會環境和人際關係造成了長遠和嚴重的禍害，對年輕人的荼毒尤其厲害和深刻。

新的選舉制度將逐漸改變

香港選舉文化和政治文化

新的選舉制度在制度層面徹底改變了原來的選舉制度和政治格局，重塑了香港的政治格局，也將會逐漸改變香港的選舉文化和政治文化。

第一，在新的選舉制度下，反中亂港分子和激進反對勢力難以通過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審查而取得參選的機會，因此不能再利用選舉活動和過程來宣揚其反共反中反政府的主張，並以此來打擊愛國愛港對手和撈取選票。所以，香港日後選舉的主要議題將會是關乎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經濟社會發展、民眾福祉和良好治理等實務問題。

第二，在未來的三場選舉中，候選人的絕大多數都會是愛國愛港人士。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反對勢力已經潰不成軍、士氣低落和群龍無首，不少反對派的頭目或鋃鐺入獄、或偃旗息鼓、或遠走他方，難以如過去般對愛國愛港人士肆意醜化、攻擊和打壓。在反對勢力缺位元的情況下，香港的選舉將不再是激烈和殘酷政治鬥爭的場合。在新的環境下，我預料不少原來對參加選舉敬而遠之的愛國愛港人士會踴躍參加這三場選舉，剛完成的選舉委員會的提名過程乃最佳證明。

第三，即便未來三場選舉的候選人絕大多數是愛國愛港人士，但由於有意參選者人數眾多，協調和競選過程肯定會相當激烈，但不會公開發生。然而，在中央和愛國力量的監督下，就算在協調和競選過程中產生火花，候選人之間的競爭也會是君子之爭和以大局為重之爭，不應該也不會削弱愛國力量的團結性、打擊愛國力量的公眾形象和在社會上觸發分化與摩擦。這些特徵在本次選舉委員會選舉的提名過程中已經體現出來。

在新的選擇制度下，傳統愛國社團、基層、勞工、“新移民”和“海歸”等愛國愛港人士的影響力有所上升。圖為香港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左二）、副會長麥美娟（左一）等到中環海港政府大樓外支持會員參加特區選委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圖：中新社）

第四，在新的選舉制度下，特別是選舉委員會的擴大和代表性的增加，愛國力量內的不同利益和觀點會比從前更多元化。工商界特別是大財團在選舉過程中的影響力有所下降，而傳統愛國社團、基層、勞工、“新移民”和“海歸”等愛國愛港人士的影響力則有所上升。年輕有為之士在選舉委員會所占比例有所增加。在更多不同背景和方面的愛國愛港人士參選的情況下，基本法一貫強調的“均衡參與”的原則將會在選舉過程和結果中得到更好的體現。

第五，在新的選舉制度下，一些關乎民生福祉的議題在這三場選舉中將會得到更多的關注和表達。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多元化、土地房屋、貧窮和貧富懸殊、人口老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和發展、教育、醫療、社會福利、勞工權益、交通、環保等社會民生問題將會是所有候選人藉以表現自己的重要議題。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寳龍在今年7月16日的一個研討會上曾對參與治理香港的愛國者提出這樣的要求：“消除影響香港社會政治生態好轉的各種痼疾，衝破制約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各種利益藩籬，有效破解住房、就業、醫療、貧富懸殊的突出問題，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治理能力和水準。”我相信夏寳龍副主席的諄諄告誡和建議必然會顯著包含在各候選人尤其是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的競選綱領之內。

第六，新的選舉制度規定，立法會地區直選的議席共有20席，比上一屆立法會直選的40席（35席地區直選議席和5個“超級區議會”議席）大幅減少，在新的立法會的90個議席中只占極少數。在地區直選中，全港共分為10個選區，每個選區有兩個議席，議員以“雙議席單票制”方式產生。在這個選舉辦法下，愛國愛港的候選人可望取得不少於10個議席。在地區直選中，反對派的候選人應該只有數名，而且應該是立場比較溫和、願意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擁護基本法的“泛民”成員。在反中亂港和激進反對派分子缺席地區直選的情況下，估計他們的大多數支持者不會願意投票給愛國愛港和溫和“泛民”候選人。比較可能的是他們之中大多數人不會出來投票，就算投票也只會投“抗議票”（比如白票或廢票）。換句話說，反中亂港和激進勢力背後的民意不會在地區直選中反映出來，而愛國愛港的候選人不會刻意亦無須尋求那些民意的認可。因此，即便在選舉過程中較為“火爆”的辯論會出現，但地區直選應該不會如過去般淪為政治鬥爭、謾駡攻擊、造謠抹黑和分化社會的場所。

第七，在新的選舉制度下，只有若干溫和的“泛民”人士能夠通過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審查而參與數個專業界和以個人身份投票的立法會功能界別的選舉，並有機會贏得議席。過去那些議席落在激進反對派政客手中的情況應該不會再次發生。我估計，即便那些有“泛民”候選人角逐的功能界別的選舉也不會被利用為政治議題主導的選舉，更何況目前我們看到的趨勢是絕大部分專業團體都表達了“告別”政治和“回歸”專業的意向，從而避免出現專業團體因為被反對勢力綁架而淪為政治團體的惡果。

香港市民表達對愛國者治港的支持（圖：新華社）

第八，反對派過去在選舉中經常提出的政治議題在這三場選舉中肯定不會出現。這些議題包括反共反中、反政府、“港獨”、各式本土主義等主張。在香港國安法坐鎮下，那些肯定觸犯香港國安法和違反香港憲制秩序的口號和要求不可能被用作撈取選票的伎倆。就連政改議題也會首次在香港的選舉中絕跡，原因是香港今後的選舉委員會、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已經在法律上確定下來，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會改變，因此提出政改議題並無實際意義，也不會打動人心，甚至會惹來官非。我在這裡說的是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和2021年3月11日全國人大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此外，長期以來，在反對派的政治操弄下，“政制改革”（實質是指“選舉制度改革”）成為香港政治生活和選舉過程中的“永恆”和“首要”議題。反對派此舉對其在選舉中非常有利，不但令在政改立場上較為保守和務實的愛國愛港對手處於下風和被動，也為選舉注入不少政治鬥爭的成分。中央果斷出手後，政制改革問題已經塵埃落定，基本上已經被徹底處理，因此難以再被用來動員和分化選民。總的來說，在未來的三場選舉中，過去長期左右選舉結果的政治議題不再存在，因此而引發的政治鬥爭也不會在選舉中發生。

最後，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原來的一些維護治安和秩序的法律，比如刑事罪行條例和公安條例也紛紛被啟動和予以嚴格執行，加上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而制定的限制人群聚集的法令的實施，激進勢力要發動大型抗爭行動絕不容易，況且反對派在香港的公信力已經今非昔比，反對勢力因此缺乏能力在社會上組織行動來干擾和破壞這三場選舉，因此這三場選舉應該可以在較為平和的環境和氣氛下進行。

盼新的優質政治文化成為

香港長治久安的有力支撐

回歸以來，在香港舉行的選舉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愛國愛港力量與反對派的政治較量。選舉不但沒有產生凝聚社會的效用，反而不斷增加社會上的分化和對立，更讓香港的政治文化越來越劣質化，為特區的管治、政府與民眾的關係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帶來極其惡劣的影響。在新的政治和法律形勢下，未來六個多月陸續舉行的三場重要選舉將會是前所未有的反中亂港勢力缺席、與憲制秩序抵觸的政治議題消失、在較為平和與守法的氛圍下進行的選舉。我們期望所有參與選舉的候選人和他們的競選團隊能夠以愛國愛港、文明、務實、理性、包容、擔當、勇敢、進取、負責任、相互尊重、尊法守紀、高瞻遠矚和以大局為重的精神與面貌投入選舉之中。我們也希望絕大部分受到港人關注、同時客觀上又是香港迫切需要破解的重大實務問題，包括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治理、經濟、社會、民生、土地、房屋、教育、醫療、年輕人、老年人、勞工、福利等，能夠在選舉過程中得到理性、科學、廣泛和實事求是的討論和辯論，並對一些問題的破解辦法形成社會共識，從而為日後一些重大問題的有效處理減少障礙。

希望絕大部分受到港人關注、同時客觀上又是香港迫切需要破解的重大實務問題，能夠在選舉過程中得到理性、科學、廣泛和實事求是的討論和辯論，並對一些問題的破解辦法形成社會共識。圖為香港市民觀看公屋模型，目前一般公屋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5.8年（圖：中新社）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期望未來的三場選舉能夠為改變香港的劣質政治文化邁出關鍵的一步，並為日後重塑香港的政治文化打好基礎。如果參與這三場選舉的愛國愛港精英能夠通過自己的言行、表現、能力、作風、識見和感召力來樹立高尚正派的形象，提升港人對愛國愛港力量的支持、好感和信任，在社會上引進有利於彌縫社會裂痕、促進社會互信、實事求是、尊重科學、相互尊重和為群眾謀福祉的風氣，並在選舉過後繼續在管治上持之以恆，提升香港的管治水平和素質，讓香港人更加相信和支持新的選舉制度，更願意告別過去政治分化對立的日子，則長期以來被反中亂港勢力嚴重扭曲和破壞的政治文化有望有所改變，而新的優質政治文化將成為香港有效管治、官民和睦和長治久安的有力支撐。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9月號

編輯：梁詩穎

校對：魏小旋

監製：連振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