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的學者和觀察家們常把中國共產黨自創立以來領導中國所經歷的複雜而深刻的革命與變革稱做“中國故事”。“百年正是風華正茂”；於世界而言，要講述自二十世紀初期開端的這一炫目的“中國故事”，則必須解釋其中兩個最關鍵的“中國奇蹟”：經濟騰飛和政治穩定。
文｜香港 閻小駿
經濟騰飛
三個層面的重要轉型
中國由一個世界上極為落後、所謂“一窮二白”的極不發達經濟體，在較短時間裡轉變成為一個實現了工業化和基本現代化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圖為3月18日，動態檢測列車行駛在浙江省第一條自主建設、自主運營的電氣化鐵路——金台鐵路的線路上（圖：新華社）
經濟騰飛，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經歷了長期艱辛探索後，終於找到了適應中國國情的正確發展道路。特別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的超常規高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更是世所矚目的人類奇蹟。在短短不到四十年的時間裡，中國的經濟起飛複雜而多面：既有數量上的驚人增長、亦有質量上的不斷提升，更有結構上的優化調整，還有人民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方式的穩步現代化。
綜括而言，中國故事裡的第一個奇蹟，亦即經濟社會奇蹟，至少包含在三個層面上幾乎同時發生的重要轉型：第一個轉型是國民經濟體量躍升，即中國由一個世界上極為落後、所謂“一窮二白”的極不發達經濟體，在較短時間裡轉變成為一個實現了工業化和基本現代化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構成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中的重要一極。在外交和國際關係層面，中國也逐漸從原先積貧積弱、落後挨打，或者在冷戰時期大國角力的夾縫中生存的狀態逐漸走向國際政治、經濟和外交舞台的中心位置。
中國社會經濟奇蹟所包含的第二層次的變革是體制轉型，即中國由一個蘇維埃式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循序漸進地轉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現代法制體系規管的市場逐步取代舊式的各級計劃官員、成為中國經濟活動的主要調控機制。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為中國經濟開闢了全新空間、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推動力，減低了交易成本，優化了資源配置，史無前例地促進了中國人智慧和創新能力的迸發。
中國社會經濟奇蹟所包含的第三層次的轉型則是社會結構轉型和人民生活現代化，亦即中國社會由傳統的、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社會組織形態逐步轉變為以知識經濟為基礎、以城鎮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現代化社會。隨著人均收入的不斷增高，中國居民的生活水準穩步提升，人民生活方式和社會生活的組織方式也不斷朝向現代化方向轉型。國民經濟結構中信息產業、服務產業的比重不斷增長。今天，中國社會的信息化、城鎮化和現代化正在不斷向前進步，這一深刻的轉型不斷重新定義中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乃至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經濟社會格局急變之下
如何同時保持國家總體穩定
中國社會逐步轉變為以知識經濟為基礎、以城鎮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現代化社會。國民經濟結構中信息產業、服務產業的比重不斷增長。圖為去年“雙11”期間，江蘇連雲港市天馬電商產業園的工人分揀快遞包裹（圖：新華社）
“中國故事”中的第一個奇蹟——“經濟社會奇蹟”——是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與改革歷程的絢爛篇章。在奪目的中國經濟奇蹟背後，人們往往忽視的卻是“中國故事”中的另一個同等重要、卻亟待解釋的現象，即：面對如此複雜、劇烈而又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革大潮，以及動盪不安的國際政治環境，中國共產黨究竟如何在二十一世紀保持國家基本政治秩序和社會生活秩序的總體穩定？這個西方學者所迷惑不解的獨特現象——中國在經濟社會格局急速變動下國家基本政治社會秩序的安全和穩定——正是筆者以過往十餘年來在中國基層社會所進行的大量田野調查研究所試圖解釋的中國故事中的“第二個奇蹟”。
傳統西方政治學理論對於發展中國家在劇烈社會變革中保持社會政治秩序穩定的能力從來不抱樂觀態度。西方政治學家們往往認為：首先，劇烈的社會經濟變動必然改變發展中國家政權對社會和人口施行有效管治的內外環境。快速的經濟成長、急速的現代化或城鎮化都無一例外會對既有的社會結構、階級結構和主流意識形態造成極大衝擊；社會經濟層面的劇烈變化和隨之而來的利益關係調整，會極大加劇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張力和摩擦，並不斷加深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
同時，傳統政治學認為發展中國家往往在國家能力上存在“短板”。國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得政權在適應劇烈社會經濟變化方面的行動裕度有限；這種能力欠缺反映在日常政治層面往往就表現為政府面對社會的結構與利益訴求的快速變化往往措手不及，行動遲緩，致使矛盾激化，政權認受性受損，最終威脅到國家總體和基本政治秩序的穩定；甚至在大規模群眾運動來臨時應接不暇、進退失據，最終造成政權傾覆、社會動盪、國家失能、革命浪潮和政權易手。因此，在西方政治學看來，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似乎是永遠不可並肩而行的兩個相互排斥的過程，整個二十世紀西方的理論和實踐似乎也未能對此提供成功的解決方案。
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急速的經濟基礎轉型變動中如何成功保持上層建築的高度適應性和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總體穩定性就成為了國際學術界急於希望找到答案的重要疑問。
維護政治秩序穩定
三方面挑戰最具關鍵性
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為中國經濟開闢了全新空間、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推動力，減低了交易成本，優化了資源配置，史無前例地促進了中國人智慧和創新能力的迸發。圖為工人在唐山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調試特種機器人（圖：新華社）
中國共產黨在大時代中進行政權建設、維護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穩定，需要處理的問題和面對的挑戰五花八門。但總體而言，有三個方面的挑戰最具關鍵性。政權是否能夠以高度的政治智慧、精心的頂層設計和有效的政策推進來應對這三方面的挑戰，直接決定國家穩定的政治秩序是否能夠得到保證、社會的長治久安是否能夠得到維繫。在這三方面挑戰中，首要的就是在急速變化的社會階級階層格局下，如何保持、擴大和更新政權賴以存在的社會支持基礎和執政基礎。第二，在不斷活躍的社會力量和不斷湧現的新的利益訴求下，如何有序地擴大政治參與，將越來越多的新舊社會力量有機融合進國家的治理結構之中？第三，則是政權因應新的社會結構變局，如何管控好潛在的反對力量、不穩定因素和適當處理足以引起大規模、顛覆性社會運動的突發事件？在舊有的管理結構和控制辦法逐漸不適應時代要求的情況下，如何建立和重構新的治理體系，以延續和保障國家對社會的足夠掌握度，以及協調國家與社會關係運行的和諧有序？
中國共產黨一個世紀的艱辛探索，始終關注在政權建設和維護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穩定方面的制度、辦法和創新，以應對這三個方面的挑戰；而中國共產黨貢獻給世界的也正是在經濟社會大變動時代中如何保持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穩定的中國方案。這個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方案內容豐富，既有頂層設計的政治理性、又有“摸石頭過河”式的實踐智慧，既有政權自身因應時代變化的自我革新與創新，也有針對潛在破壞因素的甄別、預防與管控。正如《詩經·大雅·文王》中的詩句所講的那樣，“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雖然是古老的文明邦國，但永遠不會在守舊和故步自封中滅亡，只會在順應時代潮流、不斷自我革命中而日新。
總體而言，在這個維護政權安全和政治穩定的中國方案裡，最重要的兩個組成部分就是：政權吸納和預防式管控。前者，我稱之為國家的“彈性”；後者，則稱之為國家的“剛性”。中國得以在過往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保持社會政治的基本穩定，根本經驗還在於正確處理和適時調整國家彈性與剛性這兩方面的辯證統一關係。
“彈性”與“剛性”
“學習型政黨”的鮮明特徵
政權吸納不斷更新政權的社會基礎，擴大體制的邊界，鼓勵參與式公共治理，促進國家與社會的協調和交融，真正夯實政權穩定的社會基石。預防式管控，則是通過制度化的措施，發現、識別、干預和控制社會經濟大變動時代在社會層面上不斷湧現的對政權的潛在挑戰力量和潛在破壞因素，並把它們對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負面影響控制在最低程度。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樣，“要知道風險在哪裡，是什麽樣的風險，什麽時候發生風險，正所謂‘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二十一世紀政權建設上對國家“彈性”和“剛性”兩方面的高度重視，以及在維護基本政治秩序穩定的實踐中能始終做到“政治吸納”與“預防式管控”雙管齊下，最終得以在經濟社會大變動時代有效保持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穩定。這是中國故事裡第二個奇蹟的奧秘之所在。
政權建設的中國方案中國家彈性和國家剛性這兩個不同側面，反映出來的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學習型政黨”的鮮明特徵，即：執政黨如何通過不斷對內觀察研判和對外學習吸收來進行自身的調整、適應和創新，既以高度靈活的姿態充分發揮國家的彈性優勢，不斷擴大政權邊界，吸納各種新舊社會階層進入體制，增廣自身執政基礎和社會支持基礎；又以高效果敢的態度，充分、有效使用政權的剛性力量，以預防式管控機制，保持國家對社會的有效治理，監督、識別和防止潛在反對勢力和不安定因素發展成為具有公開破壞性和顛覆性的反政權力量。“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在社會經濟大變革的時代得以保持國家政權安全和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穩定，關鍵就在於能夠以高度適應性和學習能力順應時代變化，有效掌握並運用國家彈性和剛性兩個方面的平衡力量，最終達致確保政治穩定的目標。
向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學習
隨著人均收入的不斷增高，中國居民的生活水準穩步提升，人民生活方式和社會生活的組織方式也不斷朝向現代化方向轉型。圖為6月11日冰球愛好者們在成都文軒體育文化中心進行冰球比賽（圖：新華社）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成立以來，中國經歷了複雜、深刻又多面的不間斷轉型。無論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為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從高度集中統一的中央計劃經濟轉型為開放多元的市場經濟體制，又或者從封閉和半封閉的傳統落後社會走向充滿活力和發展動力的現代化社會，這些不同轉型所引起的經濟社會層面的根本性變革，都不斷為黨和政府維護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穩定的任務提出新的挑戰和課題。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尤其重視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這三個要素之間的相互關係；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則是如何通過從實踐中學習、向外部世界和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學習，冷靜研判，理性設計，通過改革和創新來回應在社會經濟大發展時代所萌生的諸種新課題，通過不斷平衡、調適和運用國家彈性與剛性的兩面，保證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穩定安全。
全球來看，能否建立起具有高度適應性的“學習型政黨”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社會變動下保持政治社會穩定的關鍵所在。“學習”在這裡指對內外環境和社會力量的觀察、研判和適應，對外部世界政治實踐成果的吸收，對自身執政和治理結構的適時調整和創新，對歷史傳統的理性繼承和揚棄，以及對社會管理和控制辦法的與時並進等。總之，學習型政黨所具有的高度觀察力、判斷力、靈活性、應變性和機動性，都使其更能在複雜多變的內外環境中，以充足的彈性和適當的剛性，保持政權系統的韌性，從而促進整個治理結構與變化了的社會經濟環境密切融合。可以說，以學習的態度不斷創新、有效平衡和善於運用國家彈性和剛性的兩面，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為破解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社會急速變化條件下有效進行政權建設、維護政治穩定這個世界性難題而提供的具有中國特色解決方案的重要篇章。
習近平主席說：“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這一開天闢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後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經過一個世紀的艱辛探索和不懈努力，中國共產黨對人類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在帶領中國人民向新社會前進的征途中，逐步形成了在經濟騰飛、社會轉型、國家和民族現代化進程中進行政權建設和維護國家政治穩定的中國方案。這個方案來自於實踐，被實踐所檢驗，又更好地服務於實踐，也為世界其他國家探索適應其各自國情的相應解決方案提供了寶貴經驗，是中國共產黨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更美好的人類社會所做出的難能可貴的獨特貢獻。
一百年艱辛探索，談何容易；
向新社會前進前進，任重而道遠。
（作者係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9月號
編輯：梁詩穎
校對：邸倩
監製：周馬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