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希望，中美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雙邊關係即使回不到1980年代，也應當做到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相向而行，為人類的和平與進步作出應有的貢獻，相信這也是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
文｜香港 李和協
五位大使的“同框”照片
1978年11月，我從駐日使館完成5年半的任期回到北京。在分配新的工作時，外交部幹部司南文錦處長提出兩個去向供選擇，一是到領事司，我曾在使館領事部工作；二是到當時部屬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他特別強調，中美即將建交，對美民間外交要大力加強，以配合官方關係的發展。南還說，也就是去一段時間，以後仍要準備再到使館工作。我當即表示願意去對外友協工作。不過，後來部里要調我回去時，當時的主管領導就不放行了。從美國處科員到處長，在對美民間外交崗位上做了將近10年。
上面這張照片是1987年6月17日我拍攝的，時隔44年後，今天是首次刊發。當時對外友協會長章文晉在北京北海仿膳飯莊設宴歡迎由美國民主黨元老帕梅拉．哈里曼夫人率領的美國民主黨訪華團。不過，在這張照片中的美方客人只有哈里曼夫人（右六）和隨行的時任美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右一），其餘的均是當時中美外交界的中方知名人物。他們是：首任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右四）和夫人朱霖，第二任駐美聯絡處主任、也是首任中國駐美大使柴澤民（左三）和夫人李友鋒，第二任駐美大使、時任對外友協會長章文晉（左二），時任（第三任）駐美大使韓敘（右二）和夫人葛綺雲，以及先後在聯絡處和使館任過參贊、公使的冀朝鑄（時任駐斐濟大使，左一）。我時任美國處處長，負責安排並陪同該團活動。當時的駐美大使韓敘正好也在國內，前後四任駐美大使為一美訪問團齊首共聚，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的中美關係比較順暢。躬逢其盛，我覺得應將其記錄下來，這應當是五位大使唯一的“同框”照片。當時美方訪華團里還有幾位重要人士，包括曾擔任過肯尼迪總統特別顧問的著名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後來擔任克林頓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華盛頓律師桑迪．伯格，以及著名學者哈里．哈丁（何漢理）等。在姚依林副總理會見代表團時，美駐華大使洛德和夫人包柏漪也應邀参加。
1987年6月，姚依林副總理會見來訪的美國民主黨訪華團時，與哈里曼夫人親切握手（作者供圖）
中美民間外交的高峰期
可以說，1980年代是中美關係在各個領域都取得顯著發展的時期。在官方關係方面，1982年中美簽署了“8·17公報”，連同“上海公報”和“中美建交公報”，三個聯合公報成為中美關係發展的指導性文件。期間，中國國務院總理和國家主席先後與美國兩任總統實現了互訪。在民間外交方面，雖然在尼克松訪華後已開始有一些人員來往，但是與中美建交後的情況不能相比。這是由於中美建交與中國改革開放在時間上同步，雙方都有了解對方的迫切願望，這使得從1979到1989的10年，成為中美關係尤其是民間外交的高峰期。
首先是交往的廣度和深度有較大發展。美國各界友好人士為迎接中美恢復邦交成立的美中友好協會，在建交後有了較大發展，全美已經發展到幾十個分會，成為重要的對口交流團體。記得1979年我們接待了一個由美中友協積極分子組成的學習訪問團，由陽和平（Fred Engst，其父母為四十年代來華的著名國際友人陽早與寒春）帶領，先到北京大興縣紅星公社，與社員“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半個月，再到石家莊國棉一廠勞動實踐一個月，團員包括大學里的社會學教授，這是前所未有的安排。1981年底，我和同事姚進榮（原對外友協幹部，1983年調入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任董事長榮毅仁秘書）應美中友協邀請，作為對外友協代表首次到美國南部各州進行了為期三個月比較深入的社會考察，住在美國朋友家里，受到從政府到民間機構的熱情歡迎，參訪了市政廳、警署、監獄、學校、教會、單親家庭等，當地報刊跟蹤報道。這樣的考察在80年代進行了多次。
1987年6月，姚依林副總理會見美國民主黨訪華團一行。前排右起：桑迪·伯格、阿瑟·施萊辛格、包柏漪、洛德大使、姚依林副總理、哈里曼夫人、章文晉會長、霍爾布魯克、施萊辛格夫人。後排右一為本文作者李和協，右三為哈里·哈丁（作者供圖）
當時來訪者中不乏首次來華的知名人士。美國著名小提琴家艾薩克．斯特恩的訪華之旅，成為當年的文化盛事。隨訪的攝影隊所製作的長達1.5小時的紀錄片《從毛澤東到莫扎特：艾薩克．斯特恩在中國》在中美兩國轟動一時，至今還能在網絡視頻上看到該紀錄片。
美國海軍上將海曼．里科夫訪華也值得一提。被稱為“核海軍之父”的里科弗長期擔任美海軍核動力局局長和核反應堆部主任，在海軍服役63年，是服役時間最長的軍人。1982年退役後，當年12月即以民間身份訪華，受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接見。在上海除會見汪道涵市長外，還安排訪問東海艦隊，受到艦艇編隊掛旗歡迎並上艦參觀交流，使老將軍很是滿意，並臨時同意會見即將訪美的秦山核電站專家，提出指導意見。
來華朋友中，不乏有因歷史或宗教等原因，與中國有深厚個人或家族淵源的人士。其中包括著名基督教福音派布道家葛培理和夫人魯絲。魯絲出生於江蘇淮安，父親是當地美國教會醫院院長，17歲返美國讀書，23歲與葛培理結婚。由於這個原因，魯絲自稱是淮安的女兒，葛培理則自稱是“中國女婿”，一生與中國結緣。80年代兩次訪問中國。1981年12月，我與同事姚進榮在美國考察期間，曾在美中友協朋友陪同下，應邀前往葛培理夫婦位於北卡羅來納州的山中住宅探訪。
另一位叫特雷西．羅根（又名羅天喜）的朋友，在紀念馮玉祥將軍誕生100周年時帶家人來訪。其父母於上世紀初受教會派遣，到湖南常德創辦廣德醫院。羅天喜就是在那里出生的。當時馮玉祥部隊駐在常德，雙方關係很好。可是有一天，當老羅根（又名羅感恩）在給馮將軍的患有精神病的親戚看病時，不料該病人摸出一把手槍，把他打死了。當時羅天喜正在廬山上學。就在釀成外交事件之際，羅夫人認為這是事出意外，先生是以身殉職，對此事既不追究，也拒收馮將軍的賠償。這使得馮將軍十分感動，在軍中設“感恩堂”作為懷念。幾十年後，年逾古稀的羅天喜帶領兩位女兒訪華，我除帶他們到常德訪問外，在北京，馮玉祥的大女兒馮弗伐到酒店看望羅天喜父女。馮將軍二女兒、醫學博士馮理達和先生、經濟學家羅元錚則在家中款待他們父女，分享家庭照片並給他們看馮將軍當年的遺囑。一場意外卻成就了中美兩個家庭三代人的情誼，傳為美談。
可以看出，隨着中美建交和中國改革開放而來的民間交往不但數量多，故事也很感人。至於像史迪威將軍的女兒史文森和史文思姐妹、美國第14航空隊司令陳納德將軍的遺孀陳香梅女士，以及由美國“飛虎隊”老飛行員組成的“駝峰協會”等組織和人士，在80年代及以後多次來華，受到熱情款待，更是見證了二戰期間中美兩國那段歷史，以及中國人民愛憎分明、不忘老朋友的優良傳統。
友城計劃有力配合國家改革開放
在兩國交流項目中，自1979年開始實施的建立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計劃，為促進兩國地方政府經濟、文化及民間友好交流，以及改善兩國關係氣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1979年10月湖北省與俄亥俄州結為友好省州到1989年的10年間，兩國間結為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的數目達到65對。當時我國仍處於改革開放初期，地方省市對外交往渠道比較少，大部分地方領導同志沒有出過國，對外面情況不夠了解。友城項目的開展有力地配合了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為各省市提供了了解國外情況、從而建立和發展經貿、人文聯繫的難得機遇。
河北省與艾奧瓦州就是一個典型例子。1983年7月，這兩個農業大省結為友好省州。由於有了這個平台，1985年4月，當時在河北正定縣工作的習近平，率石家莊市玉米考察團到艾奧瓦訪問，會見了州長布蘭斯塔德，在小鎮馬斯卡廷的居民家住了兩天，成了當地傳媒的“超級明星”。2012年2月，已是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美，特地安排重訪艾奧瓦州，與再次就任州長的布蘭斯塔德見面，並在前艾州友好省州委員會委員蘭蒂夫人家裡，與從四面八方趕來的朋友歡聚。當年房東德沃切克夫婦特地從千里之外的佛羅裡達趕過來，與習近平共同回憶27年前的往事。當時與房東小女兒的問答、臨別時互送什麼禮物，習近平都能清楚記得。“歡迎您回家！”美國老朋友們淳樸的話語令習近平感動。他動情地說：“真可以說是回家了，27年前，馬斯卡廷市授予我們榮譽市民稱號，還贈送每人一把‘金鑰匙’。這把鑰匙真的起了作用，中美地方合作的大門開啟後，合作步伐不斷加快。”“這扇大門一經打開，就再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它們關上了，相反只會越開越大。”曾長期在中國多個地方工作的習近平，對地方合作巨大潛力和重要作用有著深切的體會。福建省與俄勒岡州、廈門市和巴爾的摩市、浙江省和新澤西州、上海市和舊金山及加州，均分別結好。他的工作經歷，正好也勾勒出一道中美地方合作的軌跡。
從以上可以清楚看到，上世紀80年代，即中美建交後前10年，合作共贏是兩國關係的主軸，雙方從中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即使在今天，兩國關係因政治因素的干擾發生困難，美方單方面提高關稅，但是兩國貿易額仍然有所增長，遠超中國與任何單一國家的貿易額。這說明兩國經濟互補性強，依存度大。正如習近平在重訪艾奧瓦時對美國朋友所說的，中美合作的大門一經打開，就再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它們關上了。我們希望，中美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雙邊關係即使回不到1980年代，也應當做到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相向而行，為人類的和平與進步作出應有的貢獻，相信這也是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
（本文作者李和協，曾於上世紀70至80年代在外交部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工作，1992年至1999年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曾任分社外事部副部長）
編輯：趙 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