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陶季邑  I（廣州）暨南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

20世紀80年代初，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一國兩制」事業的奠基人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並首先用於解決香港問題。此後，國外學術界對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提出的思想基礎和現實依據、提出的過程和基本內容與主要特點及其歷史作用等問題均作了許多較客觀的探討，提出了一系列較符合實際的觀點，或作出了一些較公正的評價。這些表明國外學術界對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研究較有成效。當然，其研究亦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就此作些梳理，以期為當今中國學者進一步研究此理論提供參考，並對我們新時代繼續堅持「一國兩制」以保持港澳繁榮穩定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有所裨益。

一、研究概況

對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研究，在國外基本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或當代中國政治與外交的研究範疇。國外學術界從80年代初起就開始研究此理論，一些涉及此理論的專著陸續問世。至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中國時，國外代表性的專著主要有：英國愛丁堡大學經濟史教授楊森（A. J. Youngson）主編的《中國與香港：經濟關係》（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匈牙利記者巴拉奇．代內什（Baracs Dénes）的《鄧小平》（匈牙利布達佩斯科蘇特出版公司1987年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奧什科什分校政治系教授張大衛（David Wen-wei Chang）的《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政治和經濟改革》（美國紐約聖馬丁出版社1988年版）、日本琉球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天兒慧（天児慧）的《中國改革第一線》（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版）、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高級講師李來渡（Lai To Lee）的《中國的統一》（美國紐約普拉格出版社1991年版）、 法國國家政治科學基金會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貝霞（Jean-Philippe Béja）主編的《香港1997年》（比利時布魯塞爾埃迪盛斯．康普勒克斯出版社1993年版）、美國喬治敦大學歷史系教授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的《1945至1992年的台灣、香港與美國》（美國紐約吐溫出版社1994年版）、英國前駐華大使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的《鄧小平與現代中國的形成》（美國紐約維京企鵝圖書公司1994年版）、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國際學院教授大衛．古德曼（David Goodman）的《鄧小平與中國革命》（美國紐約勞特里奇出版社1994年版）、美國華盛頓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簡三強（Sanqiang Jian）的《外交政策調整為適應行為：1982至1989年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美國蘭哈姆美國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Ezra F. Vogel）主編的《與中國共處：21世紀的美中關係》（美國紐約諾頓出版公司1997年版），等等。1999年以前國外這些專著對鄧小平 「一國兩制」理論的思想基礎和現實依據、提出過程、基本內容與主要特點及其歷史作用等問題均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探討。

1999年澳門回歸中國後，國外學術界進一步研究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又推出一批相關專著，其中代表性的專著主要有：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任羅伯特．蘇廷格（Robert L. Suettinger）的《1989至2000年美中關係的政治問題》（美國華盛頓布魯金斯出版社2003年版）、美國查爾斯頓學院政治系教授劉國力（Guoli Liu）主編的《中國外交政策的演變》（美國紐約德古意特出版社2004年版）、美國紐約城市大學經濟系教授周鉅原（Peter C.Y. Chow）主編的《「一個中國」的艱難》（美國紐約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社2008年版）、美國夏威夷大學亞洲研究系副教授雷凱思（Cathryn H.  Clayton）的《邊緣主權：澳門與中華性問題》（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09年版）、傅高義的《鄧小平與中國轉型》（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美國俄亥俄州中央大學歷史地理系教授李小兵（Xiaobing Li）主編的《中國軍事歷史大百科》（美國聖塔芭芭美國文獻中心/克利俄出版社2012年版）、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羅伯特．薩特（Robert G. Sutter）的《中國對外關係：冷戰以來的動力和政策》（美國蘭哈姆羅曼和利特爾菲爾德出版社2012年版）、美國俄亥俄州澤維爾大學刑事司法學系副教授黃錦就（Kam C. Wong）的《一國兩制：香港與中國之間的跨境犯罪》（美國紐約勞特里奇出版社2017年版）、美國加州大學貝克利分校政治系教授羅德明（Lowell Dittmer）主編的《斷斷續續的擁抱》（美國奧克蘭加州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安全研究與犯罪學系教授本傑明．施里爾（Benjamin Schreer）和該系副教授安德魯．譚（Andrew T. H. Tan）主編的《台灣問題：困難與前景》（美國紐約勞特里奇出版社2020年版），等等。1999年以來國外這些專著繼續考察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尤其是分析此理論被以後中共幾屆中央領導集體所繼承和發展。

除上述相關專著外，國外學術界還有些相關論文包括學位論文和期刊論文及研究報告。學位論文代表性的有俄羅斯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歷史科學候選人別洛祖德采夫（Белослудцев, Олег Анатольевич）的《1978-1990年中國在新軍事政治進程中的統一問題》（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歷史科學候選人論文1995年），等等；期刊論文代表性的有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教授邁克爾．葉胡達（Michael Yahuda）的《國務活動家鄧小平》（英國《中國季刊》1993年第3期）、日本外務省諮詢團體霞山會顧問渡邊長雄（渡辺昌雄）的《香港經濟的現狀和展望》（日本《東亞》雜誌1996年第6期）、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堪培拉分校網絡安全中心教授格雷格．奧斯汀（Greg Austin）和凱特．皮科克（Kate Peacock）等的《從澳大利亞看香港回歸》（《日本研究評論》1997年第7期）、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竹內孝之（Takeuchi Takayuki）的《「一國兩制」下的一體化》（日本《亞洲研究》2004年第3期），等等；研究報告代表性的有美國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米歇爾．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的研究報告《中美關係中的台灣、西藏和香港問題》（美國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1997年編印），等等。這些成果亦對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及其實踐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討。

二、研究側重點及其觀點

國外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研究的範圍甚廣。這裡僅就國外學術界研究此理論的側重點及其主要觀點作些梳理。

（一）關於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提出的思想基礎和現實依據

國外學術界普遍認為，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他們首先探討此理論提出的思想基礎和現實依據。

1、關於此理論提出的思想依據

國外學術界認為，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繼承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有關思想基礎上提出來的。

（1）關於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運用和發展

國外學者認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運用和發展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矛盾觀，這些有助於他們提出「一國兩制」理論。李來渡指出：在鄧小平看來，可以從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得出「一國兩制」；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中關於矛盾的理論可以被用來解釋兩種制度的共處。正像一些中國政治學者所說的那樣：「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的統一體；沒有矛盾，一切事物將不存在，⋯⋯既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已經在一個星球上並存了那麼久，那麼為什麼它們就不能在一個國家裡共存共生呢？」

（2）關於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有關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這些學者認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在提出「一國兩制」理論的過程中繼承和發展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下列思想：

一是繼承和發展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思想和矛盾論。李來渡指出：按照鄧小平的說法，「一國兩制」還與毛澤東倡導的「實事求是」原則保持一致。另外，毛澤東的矛盾論可以被拿來解釋兩種制度的共處：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社會主義，此意味著「一國兩制」方案中的主要力量和佔壓倒優勢的方面是社會主義，鄧小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在闡釋「一國兩制」理論時把這點表述得很清楚；而社會主義之所以會佔主導地位，是由於在「一國兩制」方案中，中國共產黨允許資本主義在台灣和香港等這樣的小片地方存在。正如鄧小平所說：「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

二是繼承和發展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史帝文分校政治學系教授王建偉（Jianwei Wang）認為，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提出的思想基礎也包括新中國建國初期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他指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後，逐漸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石」。80年代，鄧小平將其中的「和平共處」和「互不干涉內政」原則引伸到中國「內部事務」中，提出「一國兩制」方案，以此來解決台灣問題和香港問題。

三是繼承和發展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和平統一思想。傅高義指出：毛澤東和周恩來已經提出過「一國兩制」中的一些基本思想。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就是在他們這些和平統一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2、關於此理論提出的現實依據

國外學術界普遍認為，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提出，不僅有著深刻的思想基礎，而且頗有現實依據。其現實依據主要有以下幾點：

（1）自70年代末開始，國際環境發生一系列變化，主要是美中兩國關係緩和並於1979年1月1日實現正常化。這推動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提出。李來渡指出：70年代末以後，國際環境發生一些變化，尤其是美中關係緩和。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出於務實的考慮」，「希望有一個相當長的和平時期以實現自身的現代化」，認識到「在某種程度上接受資本主義」，可以幫助中國的社會主義。這就推動他們提出了和平統一中國的方案亦即「一國兩制」。天兒慧指出：「1979年1月，美中關係實現正常化。」在此基礎上，1981年葉劍英提出了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項建議，「這是向統一邁出的具體步驟」。

（2）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這也有助於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提出。李來渡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北京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為此他們「希望有一個相當長的和平時期」，也希望保持香港澳門台灣的穩定和繁榮，使大陸利用這些地區的資源，使這些地區的資本主義來幫助大陸的社會主義。在這樣的國內背景下，鄧小平他們務實地提出「一國兩制」方案。

（3）70年代末以後，中國領導人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感和歷史責任感，希望中國實現統一和強盛，把完成中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國內這種情況更促使他們提出「一國兩制」理論。大衛．古德曼指出：70年代末以後，鄧小平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感」和「歷史責任感」，希望中國統一並走向世界。這種思想促使他和其他領導人提出「一國兩制」方案，以使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並最終解決台灣問題。傅高義也指出：70年代末鄧小平復出後，想使中國強盛起來。當時他把解决台灣問題和從英國手中收回香港視為「自己最神聖的職責之一」。1979年1月1日，鄧小平在元旦講話中列出這個元旦的三個特點，其中第三個特點是把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1980年1月，他在說明80年代中國要做的三件大事時再次將「實現祖國統一」作為其中的第二件大事。

（4）各方都能接受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此理論兼顧各方的實際利益，因而可以被各方接受。這同樣是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提出的現實依據。理查德．伊文思指出：鄧小平執政後在考慮如何實現中國的統一時注意到各方的利益。如他認為，解決香港問題的辦法就是一定要使三方都能接受，「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國兩制』，允許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沒有其他辦法。」

（二）關於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提出過程

國外學術界普遍認為，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提出是經歷一個過程的。多數學者認為，該理論初步提出於70年代末尤其是1979年1月，正式提出則於1981年，其標誌為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提出「九條方針」，這實際上就是「一國兩制」；但「一國兩制」概念直到1982年1月才被鄧小平使用；此後，該理論不斷地被鄧小平他們所闡述。

如傅高義認為，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初步提出於1979年1月。1979年1月，鄧小平在成為領導人不久後便宣布，中國對台灣和香港擁有主權，但允許這些地方享有高度自治。此時「一國兩制」理論尚未「正式」提出。隨後，1981年9月30日，鄧小平讓葉劍英發表「九條方針」，其中有建議舉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和平談判、國家統一後高度自治、台灣現行社會和經濟制度不變等等內容。到了1982年，鄧小平才正式使用「一國兩制」概念。理查德．伊文思也指出：1981年9月，葉劍英提出「九條方針」。中國緊接著提出「一國兩制」概念。李來渡還具體地說：1982年1月，鄧小平在會見外國朋友時講，葉劍英的「九條方針」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這裡，鄧小平首次使用「一國兩制」概念；此後，鄧小平等人在無數個場合使用過這個概念，其中包括1982年9月在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北京時這樣使用過。鄧小平還在不同的會見中詳細闡述「一國兩制」概念。

（三）關於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內容與主要特點

國外學術界普遍認為，此理論的基本內容有以下四點。

1、一個中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香港、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李來渡指出：在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那裡，有兩個原則必須堅持。其一是「只有一個中國，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個原則是「以社會主義制度為主體」）。如台灣問題和平解決和國家統一最終實現後，「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代表中國」，台灣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理查德．伊文思也有類似的論述。

2、兩制並存。在中國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同時在台灣、香港、澳門保持原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李來渡指出：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就是，統一後的中國，在台港澳實行資本主義，在大陸實行社會主義，這兩種制度將共處。鄧小平沒有隱瞞自己的觀點，即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將作為主導力量，而台港澳的資本主義將被用來促進大陸社會主義的發展。別洛祖德采夫也指出：此理論意味著，中國在實現和平統一後將有兩種制度並存，亦即，在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在台灣、香港、澳門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3、高度自治。中國統一後，台灣、香港、澳門將成為特別行政區，不同於中國其他一般省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傅高義指出：1979年1月，鄧小平就宣布，中國對台灣和香港擁有主權和最終控制權，但允許這些地方享有高度自治。「一國兩制」政策允許香港和台灣在5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繼續保留不同的社會制度。印度學者馬杜蘇達南（Madhusoodanan PR）也指出：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基本內容之一是台灣、香港、澳門這些地區將「高度自治」，社會制度包括生活方式長期保持不變。

4、和平談判。通過接觸談判，以和平方式實現中國統一。傅高義指出：葉劍英的「九條方針」裡就建議舉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現國家統一。但鄧小平等人也不排除使用武力，否則使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變得不可能。天兒慧也指出：1981年葉劍英提出「九條方針」，其中就有國共兩黨接觸談判以逐步實現國家統一的內容；從1982年開始，根據「一國兩制」理論，圍繞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與英國進行了多次接觸談判，兩國最終於1984年達成一致意見，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同時，中國方面強調這種構想也適用於解決台灣問題。

國外學術界不僅探討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內容，而且總結了此理論的主要特點。

1、求實性，亦即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是根據世界的現實、歷史的狀況和中國包括港澳台的實際提出來的。理查德．伊文思指出：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適用於香港和台灣等地區，因為這些地區人口不多，讓它們繼續保留資本主義不會影響中國其他地方的社會主義發展。1984年12月，鄧小平在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會談時就重申這一點：「『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主體、十億人口的地區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主體地區是十億人口，台灣是近兩千萬，香港是五百五十萬，這就有個十億同兩千萬和五百五十萬的關係問題。主體是很大的主體，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  李來渡也指出：按照鄧小平他們的觀點，香港問題和台灣問題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懸案，這些地區都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而且隨著歲月的流逝，香港和台灣可以用來加速大陸經濟的發展。所以，他們「出於務實的考慮」，或者如中國人所說的「實事求是」，提出「一國兩制」理論，讓這些地區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以保持其穩定和繁榮並確保國家的和平統一。

2、創新性，亦即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把當今世界的「一球兩制」觀念、和平共處外交原則引入國內，把兩種對立制度包容於一個統一的國家之中，從而突破「一國一制」的傳統觀念。李來渡指出：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是世界現實的反映。它將「一個星球長久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引入國內，來解決中國統一問題，認為這兩種制度可以在一個國家裡共存。邁克爾．葉胡達也指出：在鄧小平那裡，中國既要堅持社會主義，又要加深與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的聯繫。所以，他使用「一國兩制」概念，顯示出國務活動家的「創新性」。1984年，英國撒切爾夫人在與中方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時稱「一國兩制」是一個「天才的」主意。

3、靈活性，亦即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堅持根本原則，但在如何實現統一的具體操作上則根據不同情況來分別處理。傅高義指出：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堅持，「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的餘地」，對香港而言，到了1997年7月，中國必須從英國手中完全收回主權。另外，中國將在香港派駐軍隊；但對台灣而言，具體操作上有些靈活，如統一之後台灣可以保留它的軍隊。李來渡也指出：鄧小平他們鑒於台灣問題的性質有別於香港問題，所以在對中國國民黨的「一國兩制」方案中給台北開列的條件比給香港開列的條件更加優惠，如突出的不同處之一是台北將允許保留其軍隊。

（四）關於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歷史作用

國外許多學者認為，運用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來解決中國統一問題是「可行的」。此理論不僅有助於中國實現統一包括使港澳回歸後保持繁榮穩定，而且對以和平手段解決某些國際爭端具有積極作用。

1、按照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中國政府成功地解決了香港和澳門回歸問題。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伊麗莎白．埃克諾米（Elizabeth C. Economy）和米歇爾．奧克森伯格指出：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表明中國政府「將會如何管治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構想下，香港回歸中國，再加上1999年澳門回歸中國，這樣就結束了外國人佔據和統治中國領土的歷史，標誌著「外國殖民時代在亞洲結束」。傅高義也指出：『一國兩制』有助於香港回歸，儘管它保留了另一種制度。

2、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有助於香港和澳門在回歸後繼續保持穩定和繁榮。傅高義指出：1997年7月回歸中國以後，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如香港的資本主義和法律制度繼續存在，「港人治港」。「香港仍像以前那樣是一個國際化、繁榮的城市，一個崇尚言論自由和尊重法治的城市。」美國蘭德公司高級研究員德里克．格羅斯曼（Derek Grossman）指出：1999年回歸中國以後，澳門實行「一國兩制」，是「成功的」。總體上，回歸後，澳門人士擁護「一國兩制」，澳門繼續保持穩定和發展。

3、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對以後解決台灣問題將具有積極作用。傅高義指出：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可以很容易地用來為香港回歸提供框架。如果在安撫港人方面取得成功，那麼這可能有助於減少台灣民眾對國家統一的擔心。美國南佛羅里達大學政府和國際事務系教授內爾森（Harvey Nelsen）也指出：如果鄧小平「一國兩制」方案行得通，使得香港繼續保持繁榮，那麼這有助於解決台灣問題。

此處值得一提的是，港澳回歸中國後，國外學術界尤注意考察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被以後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和發展。（1）此理論被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周鉅原說：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被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所繼承和發展。江澤民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時在實現和平統一方面達到一個「新階段」。他1995年1月30日就當時如何發展台灣海峽兩岸關係推進中國和平統一進程問題提出「八點主張」，建議兩岸雙方可先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和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2）此理論被新世紀新階段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繼承和發展。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Yasuhiro Matsuda）說：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主席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出六點意見，其中有推進經濟合作、協商對外事務、達成和平協議等內容。「胡錦濤六點意見」與馬英九對大陸新政策相符合。（3）此理論在新時代被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繼承和發展。羅德明說：2013年6月，習近平主席在北京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一行時就深化兩岸關係提出四點新意見：第一，堅持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把握兩岸關係大局；第二，堅持在認清歷史發展趨勢中把握兩岸關係前途；第三，堅持增進互信、良性互動、求同存異、務實進取；第四，堅持穩步推進兩岸關係全面發展。他強調雙方一定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2013年10月，習近平在印尼巴厘島會見蕭萬長，提出了「兩岸一家親」理念，強調要珍惜歷史機遇，保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良好勢頭，增進兩岸政治互信，夯實共同政治基礎，認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這反映出習近平決心在推動兩岸關係走向統一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

4、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為和平解決某些國際爭端提供新思路。理查德．伊文思引用鄧小平的話表達其看法：鄧小平希望「一國兩制」這個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國際問題的處理上。1984年7月鄧小平對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說：「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也考慮到解決國際爭端應該採取什麼方法。」李來渡也引用鄧小平的話說：「一國兩制」方案「具有國際意義」，「因為它可以用來以和平手段解決某些國際爭端」。

三、研究方法和局限

以上種種表明，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國外學術界對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提出的思想基礎和現實依據、提出的過程和基本內容與主要特點及其歷史作用等問題均作了許多較客觀的探討，提出了一系列較符合實際的觀點，或作出了一些較公正的評價，從而說明國外學術界對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研究較有成效。他們的這些研究總的來說是可取的。

國外學術界研究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方法多樣化，主要有以下這些：

第一，文獻分析。國外學者運用此方法時較廣泛地搜集並整理有關文獻，從中分析並得出結論。如1984年，鄧小平先後在《穩定世界局勢的新辦法》《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我們非常關注香港的過渡時期》《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中國是信守諾言的》等多篇文章中談及中英談判和「一國兩制」問題。鄧小平本人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也說：他1984年做了兩件事，一件是進一步開放沿海十四個城市，另一件是用「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香港問題。理查德．伊文思參閱這些文獻，從中得出結論說：「這些表明，鄧小平非常重視中英談判和『一國兩制』問題。」

第二，比較分析。國外學者運用此方法時往往將鄧小平與其前的列寧、毛澤東和周恩來、其後的江澤民、胡錦濤進行比較，尋找其異同，從而揭示他們之間繼承和發展關係。如李來渡在分析「一國兩制」提出的理論依據時就將鄧小平與列寧和毛澤東比較，指出：在列寧和毛澤東那裡，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制度在世界上可以共處。而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認為，如今這兩種制度在同一個國家裡可以共處，只是社會主義佔主導地位，資本主義只在台灣和香港這樣的小片地方存在。在作者看來，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展了列寧和毛澤東的有關思想。

第三，訪談。國外學者運用此方法時走訪一些當事人，通過與他們交談以直接獲取有關資料或認識，從而對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進行研究。傅高義在研究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指導中方代表團與英國談判時運用此方法。傅高義2007年11月採訪英國外交官艾倫．唐納德（Alan Donald），此人於1974年至1977年擔任港府顧問，1988至1991年擔任英國駐華大使，曾負責為1982年撒切爾夫人的訪華做準備。根據對艾倫．唐納德的採訪，傅高義在其著作中指出：1982年9月22日撒切爾夫人抵達北京前，英國外交部官員珀西．柯利達和艾倫．唐納德為了避免在與中方會談中出現對抗，確實試圖向撒切爾夫人解釋清楚鄧小平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的決心。但自信的「鐵娘子」撒切爾夫人錯誤地認為，中國拒絕考慮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保留對香港的主權只不過是一個可以談判的條件。所以，撒切爾夫人來京後在與鄧小平會談時說：只有英國的統治才能夠為香港的繁榮穩定提供保障；沒有英國的這種保障，商人不會再願意投資。不過，撒切爾夫人確實作出一個讓步：假如能就香港的管理權作出令人滿意的安排，她可以考慮向議會提出有關主權問題的建議。因此雙方應當通過外交渠道開始談判，尋求達成令人滿意的協議。鄧小平斷然拒絕她的建議，說：「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的餘地。」

國外學術界研究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亦存在一些不足。其中主要有以下兩點：（一）對此理論存在一些誤解。如國外有論者說：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是當時中共進行統戰的「一個例子」。這顯然是誤解。因為，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在提出時考慮到了整個國家民族利益和前途，尊重了歷史和現實，既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又照顧各方利益；這種和平統一並非「我吃掉你，你吃掉我」，而是讓全體中華兒女共同完成民族統一並實現民族振興。（二）有些問題缺乏探討或探討得不夠。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觀念承認事物之間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強調這些不同事物有機地合為一體，共存發展與相互交融。此思想也是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產生的重要思想文化淵源。但是國外學術界缺乏這方面的研究。再如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為解決台灣問題和實現中國和平統一曾經做出了不懈努力，為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產生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礎。但是國外學術界對此缺乏充分研究。

儘管國外學術界對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但總體上看，很多研究成果還是較客觀的。這些成果對當今中國學者進一步研究此理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亦有助於我們在新時代繼續堅持「一國兩制」，保持港澳繁榮穩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本文為夏泉主持的2019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新時代『一國兩制』理論與澳門成功實踐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9BKS039）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1年9-10月號第45-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