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日本前外務大臣岸田文雄在執政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以明顯優勢勝出,成功當選第27任總裁。隨後在10月4日臨時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首相指名選舉中,岸田文雄當選日本第100任首相,並立即組建了新內閣。10月8日,岸田文雄在國會眾參兩院發表就任首相後的首次施政演說。在談及日中關係時,他表示與中國構建穩定的關係對兩國、地區以及國際社會來說很重要,要與中國繼續對話,就諸多共同課題開展合作。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岸田新政權將給中日關係帶來哪些新改變,未來中日關係走向何方,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文|北京 顏澤洋
岸田對華政策延續強硬態度
岸田目前領導的岸田派源於宏池會,該派系是1957年時任日本大藏大臣池田勇人按照前首相吉田茂的思想創設,是自民黨內最老的派閥之一,素有“和平主義”“重經濟、輕軍事”等“鴿派”傳統。岸田本人性格溫和,鬥爭性不強,但在自民黨總裁選舉期間為爭取保守派大佬支持,他刻意強調對華強硬,上台後的人事部署也對此形成策應。
選舉期間凸顯對華強硬。岸田選舉時宣稱“對付中國”將是其當選後“首要任務”。軍事方面,岸田認為中國高超音速導彈發展迅速,日本周邊安全環境日益嚴峻,主張增加軍費,加強宙斯盾艦與雷達建設,考慮擁有攻擊敵方導彈基地的能力,不再堅持國防開支控制在日本GDP的1%以下。經濟方面,岸田稱對中國經濟行為深感震驚,將新設內閣大臣負責經濟安全與DFFT(自由可信賴的數據流通),推動制定經濟安全相關法律,確保半導體等供應鏈穩定。領土問題方面,岸田認為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主張充實海上保安廳力量,實現海上保安廳和自衛隊無縫對接。另外,岸田宣稱日本重視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等基本價值觀,將新設負責人權問題的首相助理,將與價值觀一致的夥伴合作,有效應對涉港、涉疆等問題。
人事部署延續保守傳統。岸田當選自民黨總裁後不久便確定了主要黨務人選。其中最重要的職位幹事長由甘利明擔任,負責制定黨的政策方針的政調會長由安倍親信高市早苗出任,原副首相、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則被任命為黨的副總裁。可以看出日本執政黨大權仍然主要由“3A”體制(指安倍晉三、麻生太郎和甘利明,三人姓名英文首字母均為A打頭)把控。內閣人事方面,對外政策最有影響力的兩個職位外務大臣和防衛大臣仍然由茂木敏充和岸信夫留任,表現了岸田內閣對外政策將保持一貫性,日美“2+2”等對美機制以及對華外交和安全政策不會出現大的變化。主要人事布局除了繼承以往保守傳統,還增添了所謂的“岸田特色”,第一次設置了經濟安全保障大臣的職位,由小林鷹之擔任。小林常年在甘利明手下工作,出任過防衛政務官,是日本政界主張對華強硬的代表性人物。
10月4日,日本自民黨新總裁岸田文雄當選日本第100任首相後立即組建內閣。圖為岸田文雄(前排中)在東京的首相官邸率閣僚合影(圖:新華社)
施政方向仍是以美為主。岸田認為今後十年最重要的是日美關係,強調日美同盟是外交基軸,日本應與美國、澳大利亞、印度等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強化合作,推進“印太構想”,構建“民主同盟”。岸田主張積極推進日美“軍事一體化”,加速與美情報領域合作對接,特別在經濟安全方面深化日美合作。首次施政演說中,岸田文雄同樣表達了對日美關係的重視,表示日本將與美國、澳大利亞、印度、東盟、歐洲等盟友合作,靈活運用四方安全對話,強力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日本將帶頭把作為印度太平洋地區、乃至作為世界和平繁榮基石的日美同盟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保持對華溝通,試圖維持平衡。小泉內閣時,岸田曾強調日外交須“保持平衡”,僅靠美國非常危險,與中國構建良好關係,日本才能發揮外交主體性。近年來,隨著中國崛起以及國際形勢變化,岸田觀點也隨之發生改變,向美偏移明顯,但同時也承認日中經濟關係對日本也至關重要,主張以日美關係為軸心維持日中對話,穩定兩國關係。
5月19日,位於山東青島西海岸新區的青島日本“國際客廳”正式揭牌納客以來,舉行了多場展示、交流活動,已經促成了不少日本企業簽約落戶,成為中日雙方加深合作的對外開放新平台(圖:新華社)
未來中日關係發展大方向不會變
岸田新政權勢必為中日關係帶來新機遇和新問題,但大方向不應隨之改變。
首先,中日關係穩定發展仍是雙邊共同需求。中國方面,多次強調把握兩國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向前發展是中國既定方針,不會因一時一事而改變,即便中日關係曾經面臨嚴峻局面,中國的大方針仍然沒有改變。當前中國正開啟第二個百年征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中國需要穩定健康的中日關係來營造有利外部環境。日本方面,面對中國快速發展尚未形成統一的對華共識,對中國政策時有搖擺。但需要看到,中日兩國永遠是搬不走的近鄰,近些年日本也從中國的快速發展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如果認為中國是威脅進而遏制圍堵,不僅會浪費日本的國家資源,惡化雙邊關係,也不利於日本長遠發展。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維護和發展中日友好合作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於亞洲乃至世界和平、穩定、繁榮。
其次,中日經濟關係仍然緊密。近年中日貿易額維持在3,000億美元左右,按國別排名,日本依然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國、第二大出口對象國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國;中國則連續十四年為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國。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國率先復工復產,日本對華出口隨之大幅增長。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統計數據,2021年上半年,日本對華出口同比增加約27%,達1,012億美元左右;對華進口同比增加約15%,達902億美元左右。據中國國家商務部統計,長期以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穩定增長,是中國累計最大的外資來源國。隨著《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正式簽署,未來中日經貿關係或更加緊密,但日本加強經濟安全保障,未來中日在高精尖方向的經濟合作或受影響亦不能忽視。
第三,固有問題仍會長期存在。中日之間存在歷史問題、領土問題和台灣問題等固有老問題,老問題隨著新時代發展總會呈現不同的嚴重程度——兩國友好時問題暫不會浮上水面,兩國關係惡化時問題也隨之放大。近來隨著中日面臨的國內外形勢變化,固有問題愈發凸顯。長期來看,這些問題的解決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兩國不斷的對話協商,需要合適的內外部條件,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可能會是一個長期過程。
第四,中日關係仍會受制於美國因素。日本外交以日美同盟為基軸的基本面短期不會改變,這決定了日本對華政策很大程度受美國影響。特朗普執政期間加大貿易保護力度,日本同樣面臨美國關稅壓力,另外特朗普政府對盟友的態度也讓日本深感不安,此時日本對華合作需求上升,中日關係有了改善動力。拜登上台後,強化同盟戰略,在印太地區強化美日合作和美日印澳四邊機制,在此背景下,日本對華政策很快轉變、失衡,從近期日本對華表態和自民黨總裁競選的涉華論點來看,今後日本對華政策主動性空間不大,依然隨美起舞。
2020 年2月29日,在日本東京的池袋站前,在日華僑華人志願者團體“口罩熊貓行動小組”向當地民眾免費發放口罩,一名小志願者(左)將兒童用口罩送給日本小朋友(圖:新華社)
中日需共同引領兩國關係健康發展
中日兩國穩定健康的雙邊關係不是輕易獲得的,未來仍需雙方多管齊下,共同努力,一起構建。
政治引領是中日關係健康發展的穩定器。自1972年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關係經歷了許多波折,很多時候都是以中日領導人的高層會晤引領兩國關係回到正常軌道。因此,中日兩國都應保持政府、政黨和議會交流,開展外交、安全、經濟、文化等領域對話,及時就雙邊關係中的重大問題進行深入溝通,化解彼此疑慮,防止戰略誤判,避免被其他國家和某些政客“帶節奏”。
兩國需積極培育民眾感情。根據中國外文局與日本言論NPO聯合進行的2020年中日關係輿論調查結果,中國受訪者對日本的總體印象持“很好”和“相對較好”的比例為45.2%,與2019年基本持平;對中國持好感的日本受訪者僅有10%左右,較2019年下降5個百分點;而對中國印象“不好”的日本受訪者較2019年上升5個百分點,高達89.7%。2021年中日關係輿論調查顯示,對日本印象“不好”的中國受訪者上升至66.1%,對中國印象“不好”的日本受訪者上升至90.9%。可見中日兩國民眾彼此好感度基數不高、差距較大,甚至有惡化趨勢。民間友好是中日關係優良傳統,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實現,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雙方“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不懈努力。在信息化時代背景下,如何應對網絡媒體對兩國關係的影響,是雙方應當高度重視的新課題。兩國政府應加強對媒體的正確運用和引導,努力使兩國民眾客觀準確地了解和認識對方,逐步扭轉兩國國民感情惡化的勢頭。
雙方分歧需兩國共同努力管控。中日關係中的歷史問題在短期內難以徹底解決,需要雙方保持戰略耐心,努力尋找切實管控分歧的有效之道,不激化矛盾,不影響雙邊關係大局。雙方應共同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和有關承諾,慎重妥善處理歷史、領土等潛在風險和挑戰,利用已有的磋商機制並繼續協商建立高水平交流機制,進一步做好危機管控,避免擦槍走火,共同維護兩國周邊的和平穩定環境。
(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東北亞研究所學者)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
編輯:邸倩
校對:李博揚
監製:張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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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日本前外務大臣岸田文雄在執政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以明顯優勢勝出,成功當選第27任總裁。隨後在10月4日臨時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首相指名選舉中,岸田文雄當選日本第100任首相,並立即組建了新內閣。10月8日,岸田文雄在國會眾參兩院發表就任首相後的首次施政演說。在談及日中關係時,他表示與中國構建穩定的關係對兩國、地區以及國際社會來說很重要,要與中國繼續對話,就諸多共同課題開展合作。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岸田新政權將給中日關係帶來哪些新改變,未來中日關係走向何方,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文|北京 顏澤洋
岸田對華政策延續強硬態度
岸田目前領導的岸田派源於宏池會,該派系是1957年時任日本大藏大臣池田勇人按照前首相吉田茂的思想創設,是自民黨內最老的派閥之一,素有“和平主義”“重經濟、輕軍事”等“鴿派”傳統。岸田本人性格溫和,鬥爭性不強,但在自民黨總裁選舉期間為爭取保守派大佬支持,他刻意強調對華強硬,上台後的人事部署也對此形成策應。
選舉期間凸顯對華強硬。岸田選舉時宣稱“對付中國”將是其當選後“首要任務”。軍事方面,岸田認為中國高超音速導彈發展迅速,日本周邊安全環境日益嚴峻,主張增加軍費,加強宙斯盾艦與雷達建設,考慮擁有攻擊敵方導彈基地的能力,不再堅持國防開支控制在日本GDP的1%以下。經濟方面,岸田稱對中國經濟行為深感震驚,將新設內閣大臣負責經濟安全與DFFT(自由可信賴的數據流通),推動制定經濟安全相關法律,確保半導體等供應鏈穩定。領土問題方面,岸田認為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主張充實海上保安廳力量,實現海上保安廳和自衛隊無縫對接。另外,岸田宣稱日本重視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等基本價值觀,將新設負責人權問題的首相助理,將與價值觀一致的夥伴合作,有效應對涉港、涉疆等問題。
人事部署延續保守傳統。岸田當選自民黨總裁後不久便確定了主要黨務人選。其中最重要的職位幹事長由甘利明擔任,負責制定黨的政策方針的政調會長由安倍親信高市早苗出任,原副首相、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則被任命為黨的副總裁。可以看出日本執政黨大權仍然主要由“3A”體制(指安倍晉三、麻生太郎和甘利明,三人姓名英文首字母均為A打頭)把控。內閣人事方面,對外政策最有影響力的兩個職位外務大臣和防衛大臣仍然由茂木敏充和岸信夫留任,表現了岸田內閣對外政策將保持一貫性,日美“2+2”等對美機制以及對華外交和安全政策不會出現大的變化。主要人事布局除了繼承以往保守傳統,還增添了所謂的“岸田特色”,第一次設置了經濟安全保障大臣的職位,由小林鷹之擔任。小林常年在甘利明手下工作,出任過防衛政務官,是日本政界主張對華強硬的代表性人物。
10月4日,日本自民黨新總裁岸田文雄當選日本第100任首相後立即組建內閣。圖為岸田文雄(前排中)在東京的首相官邸率閣僚合影(圖:新華社)
施政方向仍是以美為主。岸田認為今後十年最重要的是日美關係,強調日美同盟是外交基軸,日本應與美國、澳大利亞、印度等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強化合作,推進“印太構想”,構建“民主同盟”。岸田主張積極推進日美“軍事一體化”,加速與美情報領域合作對接,特別在經濟安全方面深化日美合作。首次施政演說中,岸田文雄同樣表達了對日美關係的重視,表示日本將與美國、澳大利亞、印度、東盟、歐洲等盟友合作,靈活運用四方安全對話,強力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日本將帶頭把作為印度太平洋地區、乃至作為世界和平繁榮基石的日美同盟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保持對華溝通,試圖維持平衡。小泉內閣時,岸田曾強調日外交須“保持平衡”,僅靠美國非常危險,與中國構建良好關係,日本才能發揮外交主體性。近年來,隨著中國崛起以及國際形勢變化,岸田觀點也隨之發生改變,向美偏移明顯,但同時也承認日中經濟關係對日本也至關重要,主張以日美關係為軸心維持日中對話,穩定兩國關係。
5月19日,位於山東青島西海岸新區的青島日本“國際客廳”正式揭牌納客以來,舉行了多場展示、交流活動,已經促成了不少日本企業簽約落戶,成為中日雙方加深合作的對外開放新平台(圖:新華社)
未來中日關係發展大方向不會變
岸田新政權勢必為中日關係帶來新機遇和新問題,但大方向不應隨之改變。
首先,中日關係穩定發展仍是雙邊共同需求。中國方面,多次強調把握兩國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向前發展是中國既定方針,不會因一時一事而改變,即便中日關係曾經面臨嚴峻局面,中國的大方針仍然沒有改變。當前中國正開啟第二個百年征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中國需要穩定健康的中日關係來營造有利外部環境。日本方面,面對中國快速發展尚未形成統一的對華共識,對中國政策時有搖擺。但需要看到,中日兩國永遠是搬不走的近鄰,近些年日本也從中國的快速發展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如果認為中國是威脅進而遏制圍堵,不僅會浪費日本的國家資源,惡化雙邊關係,也不利於日本長遠發展。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維護和發展中日友好合作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於亞洲乃至世界和平、穩定、繁榮。
其次,中日經濟關係仍然緊密。近年中日貿易額維持在3,000億美元左右,按國別排名,日本依然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國、第二大出口對象國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國;中國則連續十四年為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國。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國率先復工復產,日本對華出口隨之大幅增長。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統計數據,2021年上半年,日本對華出口同比增加約27%,達1,012億美元左右;對華進口同比增加約15%,達902億美元左右。據中國國家商務部統計,長期以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穩定增長,是中國累計最大的外資來源國。隨著《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正式簽署,未來中日經貿關係或更加緊密,但日本加強經濟安全保障,未來中日在高精尖方向的經濟合作或受影響亦不能忽視。
第三,固有問題仍會長期存在。中日之間存在歷史問題、領土問題和台灣問題等固有老問題,老問題隨著新時代發展總會呈現不同的嚴重程度——兩國友好時問題暫不會浮上水面,兩國關係惡化時問題也隨之放大。近來隨著中日面臨的國內外形勢變化,固有問題愈發凸顯。長期來看,這些問題的解決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兩國不斷的對話協商,需要合適的內外部條件,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可能會是一個長期過程。
第四,中日關係仍會受制於美國因素。日本外交以日美同盟為基軸的基本面短期不會改變,這決定了日本對華政策很大程度受美國影響。特朗普執政期間加大貿易保護力度,日本同樣面臨美國關稅壓力,另外特朗普政府對盟友的態度也讓日本深感不安,此時日本對華合作需求上升,中日關係有了改善動力。拜登上台後,強化同盟戰略,在印太地區強化美日合作和美日印澳四邊機制,在此背景下,日本對華政策很快轉變、失衡,從近期日本對華表態和自民黨總裁競選的涉華論點來看,今後日本對華政策主動性空間不大,依然隨美起舞。
2020 年2月29日,在日本東京的池袋站前,在日華僑華人志願者團體“口罩熊貓行動小組”向當地民眾免費發放口罩,一名小志願者(左)將兒童用口罩送給日本小朋友(圖:新華社)
中日需共同引領兩國關係健康發展
中日兩國穩定健康的雙邊關係不是輕易獲得的,未來仍需雙方多管齊下,共同努力,一起構建。
政治引領是中日關係健康發展的穩定器。自1972年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關係經歷了許多波折,很多時候都是以中日領導人的高層會晤引領兩國關係回到正常軌道。因此,中日兩國都應保持政府、政黨和議會交流,開展外交、安全、經濟、文化等領域對話,及時就雙邊關係中的重大問題進行深入溝通,化解彼此疑慮,防止戰略誤判,避免被其他國家和某些政客“帶節奏”。
兩國需積極培育民眾感情。根據中國外文局與日本言論NPO聯合進行的2020年中日關係輿論調查結果,中國受訪者對日本的總體印象持“很好”和“相對較好”的比例為45.2%,與2019年基本持平;對中國持好感的日本受訪者僅有10%左右,較2019年下降5個百分點;而對中國印象“不好”的日本受訪者較2019年上升5個百分點,高達89.7%。2021年中日關係輿論調查顯示,對日本印象“不好”的中國受訪者上升至66.1%,對中國印象“不好”的日本受訪者上升至90.9%。可見中日兩國民眾彼此好感度基數不高、差距較大,甚至有惡化趨勢。民間友好是中日關係優良傳統,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實現,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雙方“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不懈努力。在信息化時代背景下,如何應對網絡媒體對兩國關係的影響,是雙方應當高度重視的新課題。兩國政府應加強對媒體的正確運用和引導,努力使兩國民眾客觀準確地了解和認識對方,逐步扭轉兩國國民感情惡化的勢頭。
雙方分歧需兩國共同努力管控。中日關係中的歷史問題在短期內難以徹底解決,需要雙方保持戰略耐心,努力尋找切實管控分歧的有效之道,不激化矛盾,不影響雙邊關係大局。雙方應共同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和有關承諾,慎重妥善處理歷史、領土等潛在風險和挑戰,利用已有的磋商機制並繼續協商建立高水平交流機制,進一步做好危機管控,避免擦槍走火,共同維護兩國周邊的和平穩定環境。
(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東北亞研究所學者)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
編輯:邸倩
校對:李博揚
監製:張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