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的副刊儼然成了文化創作園地,孕育出香港流行文學的黃金年代,也是香港文學的黃金年代。”
“在海外推廣華文文學,有助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香港可以繼續發揮窗口優勢,成為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平台。”
“我希望在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這本身也是推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基礎,因為文學是原創的,許多電影、戲劇都是改編自文學作品。”
“香港可以利用自身的優勢,推動大灣區內文化的交流互通,推動香港文學在大灣區的文學場域找到更緊密的連接,帶來香港文學發展的更大機遇。”
當今香港文壇的“代言人”,知名作家、出版家,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總經理潘耀明接受採訪時如是說。
文|本刊記者 黎知明 邸倩
潘耀明接受本刊專訪(本刊記者 邸倩 攝)
記者:作為當今香港文壇的“代言人”,您可以介紹一下香港文學的情況嗎?
潘耀明:香港文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當時大批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士或避戰亂、或為了海外宣傳而來到香港。他們在香港期間進行了大量的文學創作,形成了早期香港文學的獨特風貌——南來文學。南來文學的代表作家有茅盾、夏衍、戴望舒、蕭紅、端木蕻良、曹聚仁、許地山(落華生)、張愛玲等。
到了六十年代,香港的本土文學開始萌芽,掀起了文社潮。文社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香港幾乎每一所大學和中學都成立了文社。我當年所在的中學也成立了一間文社,我是文社的主筆。文社定期出版油印刊物,到要出版的時候,就會在《華僑日報》刊登信息──《華僑日報》設有香港文社動態的園地,讓讀者來取閱。這個時期誕生了一批追求純文學寫作的本土文學作家,如舒巷城、海辛、崑南、馬朗、葉維廉、西西、也斯、小思、羈魂、凌亦清、阿濃、何福仁、陳浩泉、韓牧、盧因等,我也恭忝末席。但香港畢竟是商業社會,若以商品價值衡量純文學寫作,其價值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本土文學雖已開始發展,但始終只存在於民間,只局限於個人行為。
於是,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流行文學應運而生,出現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流行文學作家,比如金庸、倪匡、三蘇、宋玉、馮鳳三等。當時香港報紙都會設副刊,他們就在副刊上發表小說連載、怪論、雜文等。其中還流行一種“三及第”文字,即白話、文言、粵語(特別是俗語)的混合文體,妙趣橫生,小市民很受落。這些流行作品很受讀者歡迎,受眾範圍非常廣,可惜後人沒有整理出來,很是遺憾。一些熱門作家往往很高產,有人一天可以寫一兩萬字,如倪匡、三蘇等。他們為多家報館供稿,同時寫著不同的小說,而門口總是守著許多報館的送稿人,稿子一寫完就馬上拿去報館排版付印,匆忙間甚至出現送錯報館的情況。報紙的副刊儼然成了文化創作園地,孕育出香港流行文學的黃金年代,也是香港文學的黃金年代。
這些流行文學都屬於商業化創作,但其中不乏很多好作品。不論是嚴肅文學還是流行文學,好的作品總是會流傳下來的,像中國的“四大名著”,在過去也都是流行文學。
後來,隨著報紙副刊連載的取消,創作土壤沒有了,流行文學逐漸式微,香港文學越來越走向邊緣化,純文學的創作空間則更加萎縮。在香港社會日益走向即食文化的今天,已無法再產生職業作家,而能夠稱得上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大多是高校的學者或教授。他們有優渥的薪資和假期,毋須靠文學寫作來謀生,也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創作。
2011年12月,在潘耀明策劃下,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等機構舉辦了“第三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了余光中、陳若曦、陳丹燕、尤今等作家舉行講座
記者:您怎麼看華文文學的國際地位?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前景如何?
潘耀明: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越來越多的海外華人主動學習中文,許多國家也開始重視漢學研究。據我了解,韓國有50萬人學習中文,近200所大學開設中文系。即使對於不懂中文的外國讀者來說,他們對中國作家也越來越熟悉。隨著信息技術發展,很多中國作家的作品在出版後很快就被翻譯成多種文字迅速傳播,一些作家也獲得了國際獎項。可以看出,華文文學(或原文為華文的文學)的國際影響力正在提升,發展前景令人樂觀。余光中先生曾經說過,華文文學將來會成為世界影響最大的文學,也最能被普遍所接受。因此,我們應該重視華文文學作品的翻譯,特別是要邀請海外的漢學家進行翻譯,他們是深諳中華文化的外國人,能翻譯出既忠實於原著精神,又符合海外受眾閱讀習慣的作品,如莫言作品的英譯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在海外推廣華文文學,有助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獲得世界的認同。2005年10月,在我倡議推動下成立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聯會動員了一大批學術精英和傳媒名流,整合了亞洲、美洲、歐洲和澳洲等全球30多家文學社團,是具有世界意義的第一家旅遊文學聯會。如今,旅遊成了多數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與旅遊相關的文學作品,受到海內外作家及廣大讀者的認可。聯會發展至今,舉辦了多次學術研討和文化交流活動,推動了很多人參與華文旅遊文學創作,帶動了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也進一步帶動了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
由潘耀明策劃,香港作家聯會主辦的“我的創作觀”文學講座,2018年11月3日於香港科技大學舉行,中國作協主席、中國文聯主席鐵凝率領代表團到港出席並擔任主講嘉賓
記者:香港曾被標籤為“文化沙漠”,而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要“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你認為香港距離這個目標有多遠?
潘耀明:我認為香港並不是文化沙漠,香港的優勢在於其開放與包容。過去在海峽兩岸較為封閉的時期,香港就是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窗口,是兩岸文學的重要集散地。中國大陸的新文學從這裡走向台灣,台灣文學、外國文學從這裡走向中國大陸。放眼國際,香港更是一個國際文化交流的窗口,我們能在香港看到各國文化的交匯聚集和交流溝通。未來,香港可以繼續發揮這一窗口優勢,成為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平台。
然而,在香港文化自身的培育和發展上,香港是有欠缺的。以香港文學為例,香港至今沒有一間用以收集香港作家史料和研究本地作家的文學館,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文學交流場所。蘇童說我經常在很吵鬧的酒樓舉辦文學講座,其實這反映了香港文學的尷尬現狀——活躍於民間,局限於民間。我到過很多國家,探訪過很多城市,發現他們都有文學館,比如日本,即使是很小的市鎮,他們也建起了文學館。而在北京,則有中國現代文學館。為此,我與饒宗頤、金耀基、曾敏之、劉以鬯、李焯芬、海辛、也斯等逾30多位香港文學、學術、藝術界名人曾於2004年共同發起籌建香港文學館的倡議。然而當多位發起人已經故去,籌建文學館仍無進展。在政府大力打造的西九文化區內,已經建成和正在籌建的有故宮文化博物館、戲曲中心、演藝綜合劇場等多個大型文化場地,唯獨缺少了文學館。文學是原創的作品,許多電影、戲劇、話劇等都是改編自文學作品。從文學視角來看,香港文化雖然不是沙漠,但文化的創作環境是沙漠。
我希望特區政府能重視我們的倡議,在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除了收藏香港作家的文獻資料外,也為香港文學提供一個活動、研究、交流的永久性場地,以此鼓勵香港的文學創作,培養更多本地作家,這本身也是推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基礎。
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等重大國家戰略的提出與發展令人鼓舞。我希望香港可以好好利用自身的優勢,推動大灣區內文化的交流互通,推動香港文學在大灣區的文學場域找到更緊密的連接,帶來香港文學發展的更大機遇。內地文學的市場很大、平台廣闊,又特別重視原創文學的發展。香港作家能擁有較多在內地平台發表作品的機會。目前,有關大灣區文化發展的高端論壇在廣州、深圳、澳門都有舉辦過,我一直期待能在香港舉辦,這對於推動香港進一步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推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大有裨益的。
潘耀明的新書《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
記者:您的新書《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搜集匯總了您與許多文壇名家大師交往時的書信、字畫、照片等珍貴資料,嚴家炎先生給這部書的評價是,“在現當代文學史上應該是獨一無二的”,您可以談談這部書的創作初衷嗎?
潘耀明:我在報館當記者的時候認識了曹聚仁先生,他是中國有名的作家,他寫的《魯迅評傳》很有影響。那時候我們的報館辦副刊,會收到一些有名作家的來稿,曹先生就會鼓勵我們年輕人就此做一些研究。他說如果能細水長流堅持下去,就會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我聽進了他的建議,便開始研究中國文學名家,同時收集他們的資料。六、七十年代香港還沒有電腦,我在家裡客廳擺了一組櫃子,就像中藥鋪裡的藥櫃一樣,一格格貼上作家的名字,然後將我收集到的資料對應放入,如此收集了幾十位作家的資料。那個年代,通訊交流尚不方便,我手頭這些舊資料難以和作家本人核實。國家改革開放初期,我因為在一家文學雜誌當編輯,終於有機會與這些作家交流。我們會邀請一些文學名家發表作品,主要是通過書信進行往來溝通,慢慢地,我和這些作家就熟絡起來,一些過去收集的資料也有機會去核實了。
我和他們交往的時候,我們之間不是讀者與作家的關係,不是訪問者與受訪者的關係,而是朋友的關係。那個年代,大陸物資較匱乏,有些作家喜歡喝咖啡,我會買一點給他們帶過去,有些作家到了晚年視力不好,我會買放大鏡給他們。俞平伯先生喜歡抽煙,我每次去內地公幹時都會給他帶上一些。我非常景仰他們,他們在生活上有什麼需要,包括一些內地購不到的藥品、醫療器械等,我都會儘量幫助他們。就這樣我得到很多作家的信任,他們跟我無話不談,許多還成了忘年交。這些書信以立體而非平面的形式呈現出我們之間的情誼。
在此之前,我出過《當代中國作家風貌》正、續編的文學評論集(五十萬字),都是純文字展示。後來,我就想把這些書信、照片都整理出來,讓讀者生動了解這些名家寫作的背景以及書信背後的故事。我相信,每個人都是立體、多元、多面的,他們各有不同的生活、寫作及感情經歷,這些經歷對他們的寫作影響很大。
記者:您對愛好文學的年輕人有什麼寄語?
潘耀明:華文作家在創作時,不能切斷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只有在深厚的傳統文化土壤中,才能孕育出多姿多彩的優秀華文作品。文學大師如錢鍾書、俞平伯、沈從文、茅盾、冰心、巴金、老舍、吳祖光、金庸先生等人,正是因為他們豐富的傳統文化涵養,才能寫出一部部經典名篇。他們即使是寫白話文,寫通俗小說,也是扎根於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中,沒有羼雜外來語,是純粹的漢語。年輕人應該向這些大師們學習,多了解中國文化和歷史,多讀些經典傳統文學,把自己的文化底蘊培養起來。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
編輯:李博揚
監製:姚潤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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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的副刊儼然成了文化創作園地,孕育出香港流行文學的黃金年代,也是香港文學的黃金年代。”
“在海外推廣華文文學,有助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香港可以繼續發揮窗口優勢,成為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平台。”
“我希望在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這本身也是推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基礎,因為文學是原創的,許多電影、戲劇都是改編自文學作品。”
“香港可以利用自身的優勢,推動大灣區內文化的交流互通,推動香港文學在大灣區的文學場域找到更緊密的連接,帶來香港文學發展的更大機遇。”
當今香港文壇的“代言人”,知名作家、出版家,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總經理潘耀明接受採訪時如是說。
文|本刊記者 黎知明 邸倩
潘耀明接受本刊專訪(本刊記者 邸倩 攝)
記者:作為當今香港文壇的“代言人”,您可以介紹一下香港文學的情況嗎?
潘耀明:香港文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當時大批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士或避戰亂、或為了海外宣傳而來到香港。他們在香港期間進行了大量的文學創作,形成了早期香港文學的獨特風貌——南來文學。南來文學的代表作家有茅盾、夏衍、戴望舒、蕭紅、端木蕻良、曹聚仁、許地山(落華生)、張愛玲等。
到了六十年代,香港的本土文學開始萌芽,掀起了文社潮。文社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香港幾乎每一所大學和中學都成立了文社。我當年所在的中學也成立了一間文社,我是文社的主筆。文社定期出版油印刊物,到要出版的時候,就會在《華僑日報》刊登信息──《華僑日報》設有香港文社動態的園地,讓讀者來取閱。這個時期誕生了一批追求純文學寫作的本土文學作家,如舒巷城、海辛、崑南、馬朗、葉維廉、西西、也斯、小思、羈魂、凌亦清、阿濃、何福仁、陳浩泉、韓牧、盧因等,我也恭忝末席。但香港畢竟是商業社會,若以商品價值衡量純文學寫作,其價值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本土文學雖已開始發展,但始終只存在於民間,只局限於個人行為。
於是,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流行文學應運而生,出現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流行文學作家,比如金庸、倪匡、三蘇、宋玉、馮鳳三等。當時香港報紙都會設副刊,他們就在副刊上發表小說連載、怪論、雜文等。其中還流行一種“三及第”文字,即白話、文言、粵語(特別是俗語)的混合文體,妙趣橫生,小市民很受落。這些流行作品很受讀者歡迎,受眾範圍非常廣,可惜後人沒有整理出來,很是遺憾。一些熱門作家往往很高產,有人一天可以寫一兩萬字,如倪匡、三蘇等。他們為多家報館供稿,同時寫著不同的小說,而門口總是守著許多報館的送稿人,稿子一寫完就馬上拿去報館排版付印,匆忙間甚至出現送錯報館的情況。報紙的副刊儼然成了文化創作園地,孕育出香港流行文學的黃金年代,也是香港文學的黃金年代。
這些流行文學都屬於商業化創作,但其中不乏很多好作品。不論是嚴肅文學還是流行文學,好的作品總是會流傳下來的,像中國的“四大名著”,在過去也都是流行文學。
後來,隨著報紙副刊連載的取消,創作土壤沒有了,流行文學逐漸式微,香港文學越來越走向邊緣化,純文學的創作空間則更加萎縮。在香港社會日益走向即食文化的今天,已無法再產生職業作家,而能夠稱得上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大多是高校的學者或教授。他們有優渥的薪資和假期,毋須靠文學寫作來謀生,也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創作。
2011年12月,在潘耀明策劃下,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等機構舉辦了“第三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了余光中、陳若曦、陳丹燕、尤今等作家舉行講座
記者:您怎麼看華文文學的國際地位?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前景如何?
潘耀明: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越來越多的海外華人主動學習中文,許多國家也開始重視漢學研究。據我了解,韓國有50萬人學習中文,近200所大學開設中文系。即使對於不懂中文的外國讀者來說,他們對中國作家也越來越熟悉。隨著信息技術發展,很多中國作家的作品在出版後很快就被翻譯成多種文字迅速傳播,一些作家也獲得了國際獎項。可以看出,華文文學(或原文為華文的文學)的國際影響力正在提升,發展前景令人樂觀。余光中先生曾經說過,華文文學將來會成為世界影響最大的文學,也最能被普遍所接受。因此,我們應該重視華文文學作品的翻譯,特別是要邀請海外的漢學家進行翻譯,他們是深諳中華文化的外國人,能翻譯出既忠實於原著精神,又符合海外受眾閱讀習慣的作品,如莫言作品的英譯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在海外推廣華文文學,有助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獲得世界的認同。2005年10月,在我倡議推動下成立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聯會動員了一大批學術精英和傳媒名流,整合了亞洲、美洲、歐洲和澳洲等全球30多家文學社團,是具有世界意義的第一家旅遊文學聯會。如今,旅遊成了多數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與旅遊相關的文學作品,受到海內外作家及廣大讀者的認可。聯會發展至今,舉辦了多次學術研討和文化交流活動,推動了很多人參與華文旅遊文學創作,帶動了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也進一步帶動了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
由潘耀明策劃,香港作家聯會主辦的“我的創作觀”文學講座,2018年11月3日於香港科技大學舉行,中國作協主席、中國文聯主席鐵凝率領代表團到港出席並擔任主講嘉賓
記者:香港曾被標籤為“文化沙漠”,而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要“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你認為香港距離這個目標有多遠?
潘耀明:我認為香港並不是文化沙漠,香港的優勢在於其開放與包容。過去在海峽兩岸較為封閉的時期,香港就是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窗口,是兩岸文學的重要集散地。中國大陸的新文學從這裡走向台灣,台灣文學、外國文學從這裡走向中國大陸。放眼國際,香港更是一個國際文化交流的窗口,我們能在香港看到各國文化的交匯聚集和交流溝通。未來,香港可以繼續發揮這一窗口優勢,成為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平台。
然而,在香港文化自身的培育和發展上,香港是有欠缺的。以香港文學為例,香港至今沒有一間用以收集香港作家史料和研究本地作家的文學館,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文學交流場所。蘇童說我經常在很吵鬧的酒樓舉辦文學講座,其實這反映了香港文學的尷尬現狀——活躍於民間,局限於民間。我到過很多國家,探訪過很多城市,發現他們都有文學館,比如日本,即使是很小的市鎮,他們也建起了文學館。而在北京,則有中國現代文學館。為此,我與饒宗頤、金耀基、曾敏之、劉以鬯、李焯芬、海辛、也斯等逾30多位香港文學、學術、藝術界名人曾於2004年共同發起籌建香港文學館的倡議。然而當多位發起人已經故去,籌建文學館仍無進展。在政府大力打造的西九文化區內,已經建成和正在籌建的有故宮文化博物館、戲曲中心、演藝綜合劇場等多個大型文化場地,唯獨缺少了文學館。文學是原創的作品,許多電影、戲劇、話劇等都是改編自文學作品。從文學視角來看,香港文化雖然不是沙漠,但文化的創作環境是沙漠。
我希望特區政府能重視我們的倡議,在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除了收藏香港作家的文獻資料外,也為香港文學提供一個活動、研究、交流的永久性場地,以此鼓勵香港的文學創作,培養更多本地作家,這本身也是推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基礎。
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等重大國家戰略的提出與發展令人鼓舞。我希望香港可以好好利用自身的優勢,推動大灣區內文化的交流互通,推動香港文學在大灣區的文學場域找到更緊密的連接,帶來香港文學發展的更大機遇。內地文學的市場很大、平台廣闊,又特別重視原創文學的發展。香港作家能擁有較多在內地平台發表作品的機會。目前,有關大灣區文化發展的高端論壇在廣州、深圳、澳門都有舉辦過,我一直期待能在香港舉辦,這對於推動香港進一步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推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大有裨益的。
潘耀明的新書《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
記者:您的新書《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搜集匯總了您與許多文壇名家大師交往時的書信、字畫、照片等珍貴資料,嚴家炎先生給這部書的評價是,“在現當代文學史上應該是獨一無二的”,您可以談談這部書的創作初衷嗎?
潘耀明:我在報館當記者的時候認識了曹聚仁先生,他是中國有名的作家,他寫的《魯迅評傳》很有影響。那時候我們的報館辦副刊,會收到一些有名作家的來稿,曹先生就會鼓勵我們年輕人就此做一些研究。他說如果能細水長流堅持下去,就會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我聽進了他的建議,便開始研究中國文學名家,同時收集他們的資料。六、七十年代香港還沒有電腦,我在家裡客廳擺了一組櫃子,就像中藥鋪裡的藥櫃一樣,一格格貼上作家的名字,然後將我收集到的資料對應放入,如此收集了幾十位作家的資料。那個年代,通訊交流尚不方便,我手頭這些舊資料難以和作家本人核實。國家改革開放初期,我因為在一家文學雜誌當編輯,終於有機會與這些作家交流。我們會邀請一些文學名家發表作品,主要是通過書信進行往來溝通,慢慢地,我和這些作家就熟絡起來,一些過去收集的資料也有機會去核實了。
我和他們交往的時候,我們之間不是讀者與作家的關係,不是訪問者與受訪者的關係,而是朋友的關係。那個年代,大陸物資較匱乏,有些作家喜歡喝咖啡,我會買一點給他們帶過去,有些作家到了晚年視力不好,我會買放大鏡給他們。俞平伯先生喜歡抽煙,我每次去內地公幹時都會給他帶上一些。我非常景仰他們,他們在生活上有什麼需要,包括一些內地購不到的藥品、醫療器械等,我都會儘量幫助他們。就這樣我得到很多作家的信任,他們跟我無話不談,許多還成了忘年交。這些書信以立體而非平面的形式呈現出我們之間的情誼。
在此之前,我出過《當代中國作家風貌》正、續編的文學評論集(五十萬字),都是純文字展示。後來,我就想把這些書信、照片都整理出來,讓讀者生動了解這些名家寫作的背景以及書信背後的故事。我相信,每個人都是立體、多元、多面的,他們各有不同的生活、寫作及感情經歷,這些經歷對他們的寫作影響很大。
記者:您對愛好文學的年輕人有什麼寄語?
潘耀明:華文作家在創作時,不能切斷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只有在深厚的傳統文化土壤中,才能孕育出多姿多彩的優秀華文作品。文學大師如錢鍾書、俞平伯、沈從文、茅盾、冰心、巴金、老舍、吳祖光、金庸先生等人,正是因為他們豐富的傳統文化涵養,才能寫出一部部經典名篇。他們即使是寫白話文,寫通俗小說,也是扎根於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中,沒有羼雜外來語,是純粹的漢語。年輕人應該向這些大師們學習,多了解中國文化和歷史,多讀些經典傳統文學,把自己的文化底蘊培養起來。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
編輯:李博揚
監製:姚潤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