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這一課(增編版)》(2013年),是香港理工大學前校長潘宗光教授榮休5年後修訂出版的回憶錄。這部著作實錄了潘教授的人生重要足跡,再現了他從一無所有的基層貧困少年,到成為科學家、大學校長的奮鬥歷程。他說:“我回顧人生,最深刻的領會就是‘感恩’。”他要通過這部回憶錄,感恩和紀念曾經幫助過他的人,包括他的親人、師長、同事、社會和國家。
這部著作是經歲月打磨沉澱的作品,它可啟迪當今青年的前進方向,幫助樹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
文|香港 樂山
潘宗光
感恩親人 代代傳承優良家風
潘宗光教授1940年出生於香港,自小家境貧窮。他孩提時父親去菲律賓打工,母親在香港一邊做工,一邊帶著哥哥、妹妹和他,生活十分艱辛。純樸的母親對這小兒子將來何去何從,左右為難,於是去寺廟卜卦。幸運的是,卦文上說這孩子有“狀元命”,一定要讀書才有大好前程。他的母親高興了,發誓無論生計如何艱難,也要省吃儉用讓小兒子讀書。潘教授回憶說,這一個“簽”本是風俗的做法,但給了慈祥母親莫大的鼓勵!
如果沒有母親的堅定決心和家人親戚接濟資助,他根本就讀不成書。舅父幫他代交學費,姑媽接受寄養,奶奶常常格外關心他。他因此度過了9年不失溫暖的少年時光。大人們潛移默化的教誨,令他懂得人不能沒有根,不可以忘本。他也從中悟到了苦難是最好的學校,是人生的考驗,而家是溫情的港灣,是風浪中堅強有力的依靠。正如金庸先生在為《感恩這一課》一書所寫的推薦序言中所說:人生在世,第一是要感謝父母的大恩。潘教授不僅常常以此教育自己的子女後輩要傳承優良家風,他還倡導傳承傳統文化,自2004年起連續4年提出全國政協提案,主張將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列為法定假日,相關提案終於在2007年底獲得了國家批准。
感恩師長 無私傳遞學術薪火
潘教授回憶,自己年輕時,得到老師的鼓勵最多。他認為,要讓一名年輕人成功,鼓勵是很重要的,而對他而言鼓勵讀書是唯一的出路。
他中學時代的老師和校長,就很懂得鼓勵學生。少年時,潘宗光因家庭負擔沉重,覺得前程渺茫,在小學時考試經常“包尾”,中學仍然不見好轉。班主任岑老師了解到他的難處,和藹地說:“你要好好學習,我可以向學校申請替你減免一半學費”。潘宗光從此勁頭十足,發誓不辜負老師的期望。結果期末考試,他的成績名列全班第六名,獲減免一半學費。班主任鼓勵,“如果你再考好些,我可以向校長推薦,減免你全部學費”。潘宗光如被注入了全新動力。到了初三期末考試,他拿了第三名,獲學費全免。進入高一時,校長對他說若能再接再厲,連堂費也可以豁免。結果,他以第二名的成績,不用交一分錢而能坐在課堂上,這是當時全校唯一一位。到了高三時,在校長的鼓勵下他從中文班轉讀英文大學預科班,最後考取到當時本港唯一的大學——香港大學。
在香港大學教書
潘宗光入讀香港大學時,他萌發了一個信念,即“好好讀書,將來當個教授。”他在化學學科表現出類拔萃,在系主任的推薦下,1964年,他獲取獎學金到英國倫敦大學讀研究生。1967年7月拿到博士學位,在導師的推薦下,赴加州理工學院做博士後研究。
完成博士後,他回到母校香港大學任教。他在港大化學系做得相當出色,爭取了較多科研經費,建設了較好的實驗室。他專注於無機化學方面的研究,主攻元素釕。1984年,諾貝爾獎得主、斯坦福大學化學系陶畢教授(Professor Henry Taube)來信指出他在釕金屬問題的研究上很有突破性,亦啟發了陶畢教授團隊的思路。一年後陶畢教授再次來信,宣稱他們退出競爭,將此研究空間拱手相讓給潘教授團隊。憑著在研究領域卓越的成績,1979年10月他獲得了倫敦大學資深科學博士學位。1985年及2001年,他先後兩次受到諾貝爾獎委員會邀請,作為諾貝爾化學獎的提名人。
2008年精進愛心社夏令營,一眾社員大合照
潘教授在無機化學研究上打開了一個大大的礦,讓後來者循此路徑獲得成功,香港大學支志明院士就是其中傑出的一位。潘教授回憶說,支志明跟隨自己讀博士,兩年後特別安排他到加州理工學院跟隨自己的博士後導師學習,作聯合培養。支志明畢業後,潘教授也推薦了他在港大任教。潘教授後來轉做理學院院長,專心於行政工作,同時大力扶持支博士承接他的研究工作,並直接使用他創立的實驗室。不擔心研究經費、實驗設備和研究題目,直接招研究生,實現了彎道超車,支志明38歲就獲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任詠華院士原本要報考潘教授的博士生,潘教授把她介紹給了支志明,成為學生的學生。任詠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也於38歲獲評院士。師徒三人皆成為無機化學領域傑出的科學家,港大化學學科的世界聲望由此奠定。
精進助學金資助證書頒授儀式
感恩同事 同心打造事業高地
潘宗光在香港大學工作22年順風順水,他感恩同事,特別是化學系主任佩恩教授(Professor Douglas Payne)對他的大力提攜,一路從講師到講座教授。1983年,港大理學院全體同事一人一票,推舉42歲的潘宗光教授擔任院長,一連三屆。這為他後來到理工大學任校長鋪平了道路。
1991年1月,潘宗光教授出任香港理工學院校長。他帶領全體同事,順利推動理工學院於1994年11月升格為理工大學。為打響理大國際聲譽, 令理大獨樹一幟發展為應用型大學,他大膽聘請企業家為副校長,填補他在企業管理方面的不足,與工商界及政府建立聯繫。他在任上共推出三個策略性計劃,通過戰略驅動學校發展,頂住校內外壓力,穿越改革的黑暗隧道,建立起傑出高效的行政團隊。在大力支持理工科的應用研究外,他更打造屬於理大的品牌學科,瞄準了酒店及旅遊管理、設計(產品及服裝)、紡織製衣及醫療學科,相關科研成果為國家載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火星探測工程及2008北京奧運會提供技術和設備支持。他發揮了6年立法局、15年全國政協委員的廣闊人脈網絡優勢,在校長任上籌得22.5億港元,大大改善校園設施。他恬淡樸素,虛懷若谷,行事以智慧,慈悲常在心,溝通在前頭,經常傾聽年輕人的聲音,凝聚全體同事,同心同德打造理大事業共同體。
潘教授在理大18年。2008年12月理大為他舉行了榮休晚宴,筵開百席,場面盛大,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筆賜賀信和墨寶。
感恩社會 用心用情關愛青年
潘教授從美國博士後畢業,原本可以留在美國工作,當時香港的條件亦不如美國,但他認為“英雄可以造時勢”。他於1968年聖誕前夕回到了香港大學,為“教黃皮膚的學生”感到自豪。他全心全意做教育,幾十年與學生亦師亦友。
但他並不囿於書齋和大學象牙塔,適時去從政,拓寬視野,把握大千世界律動。他於1985年秋獲委任為立法局議員。1986年中國要在深圳建大亞灣核電站,不巧蘇聯這時有一個核電廠發生爆炸事故,引起港人集體恐慌。潘教授參加兩個專責小組論證此事,以科學的理據解釋大亞灣核電站的安全指數,支持國家建核電站,這在當時一度被貶損為“親中”、“左仔”。
潘宗光感到大千世界的一切事物與現象,都跟隨著“成住壞空”,可以在佛教中得到解釋。2005年,他與太太及好友一同創辦了精進慈善基金,並擔任會長,遍灑菩提種子,如此精進不懈。基金創辦16年,全部是朋友的無私資助,每年捐資300萬元人民幣,資助6所內地高校的近2,000人成長成才。與此同時,潘教授每年也會到各校與學生會面,跟他們分享人生道理,希望培育他們正確價值觀。那些在人生關鍵時期受資助的同學,都親切稱他 “潘爸爸”“潘爺爺”。
與“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教授合照
感恩國家 做報國奮進“一個潘”
1964年,潘宗光在英國倫敦大學讀博士,當時中國落後,到處受到歧視,英國同學嘴裡說的是“中國是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中國沒有前途”,他心裡十分難受。有一個晚上,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引爆成功,令他嘗到了做中國人的自豪,英國同學卻說“是不是弄錯了”“會不會是蘇聯造的”。“位卑未敢忘憂國”,在英國他體會到這句話的份量,他認為中國人不能低人一等。這種情緒不只是個人的,更是國家和民族的,他想如果將來有能力,一定要幫國家做些事情,國家好,全世界華人都得益。
他從此開始了在異國近乎孤獨的自我奮鬥,“戰場是實驗室,武器是專業和勤奮。”一些同學從未見過潘宗光這樣勤奮的學生,將他的勤奮定量為“一個潘”,以他的姓氏為單位來命名勤奮的程度。在倫敦大學能得到“一個潘”的學生,只有潘宗光一人,其他都是零點幾個“潘”。這雖是趣談,卻產生了化學反應,他的努力在較短時間裡幫助導師解決了研究瓶頸。導師自此經常帶他參加學術會議,未畢業就發表論文,在倫敦大學名噪一時。在加州理工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時,導師格雷教授(Professor Harry Gray)對學生說:“大家要用功些,‘一個潘’就來啦”,引起滿堂歡笑。
潘宗光一心想幫助國家發展,早在1970年代,就每周到廣州中山大學無償上課一天,維持了一年時間。當時香港大學還沒有招收內地研究生的渠道,1971年始他幫助中山大學培養博士生,讓當地博士生在他的實驗室工作,畢業拿中山大學的博士學位。可說是開內地學生在香港讀研究生的先河。潘宗光認為今日的香港,是與祖國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不是香港回歸祖國,他根本沒有機會在理大施展抱負。理大自香港回歸祖國的當天就每日升掛國旗,體現香港理工大學是祖國眾多大學中的一員,更與浙江大學建立合作關係。
潘教授認為一個人的愛國可分良心、感恩、承擔、付出、犧牲五個層次。良心,對大是大非問題,不可違背良心,不可做任何傷害國家和民族的事。感恩,我們受到國家的照顧,得以享受穩定的生活,所以必須感恩國家和上幾代人的努力。承擔,要承擔自己對社會的責任,盡力本責工作,有能力應多貢獻國家。付出,當有能力為國家付出,心態上不要計較會有多少回報。犠牲,當國家有困難時,我們要願意犠牲小我,完成大我。
潘宗光於2008年底退休後只專心做兩件事:一是投入精進基金的慈善事業,二是學佛及修佛。《心經》是他最用力研究的典籍,一個人要是把心靈管理好,那麼把生活和事業管理好並不難。
潘教授曾擔任香港理工大學校長達18年之久。自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後,理大校園每天都會升起國旗及區旗
潘宗光投身大學教育40載,擔任香港理工大學校長18年,任過兩屆立法局議員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獲特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他深感命運的用意常事先不為人知,過後才令人覺察它的精妙布局,人生的危機亦是一個轉機,逆境往往是一個全新的起點,可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作者係中央政府駐港機構研究員)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
編輯:趙 欣
校對:邸 倩
監製:周馬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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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這一課(增編版)》(2013年),是香港理工大學前校長潘宗光教授榮休5年後修訂出版的回憶錄。這部著作實錄了潘教授的人生重要足跡,再現了他從一無所有的基層貧困少年,到成為科學家、大學校長的奮鬥歷程。他說:“我回顧人生,最深刻的領會就是‘感恩’。”他要通過這部回憶錄,感恩和紀念曾經幫助過他的人,包括他的親人、師長、同事、社會和國家。
這部著作是經歲月打磨沉澱的作品,它可啟迪當今青年的前進方向,幫助樹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
文|香港 樂山
潘宗光
感恩親人 代代傳承優良家風
潘宗光教授1940年出生於香港,自小家境貧窮。他孩提時父親去菲律賓打工,母親在香港一邊做工,一邊帶著哥哥、妹妹和他,生活十分艱辛。純樸的母親對這小兒子將來何去何從,左右為難,於是去寺廟卜卦。幸運的是,卦文上說這孩子有“狀元命”,一定要讀書才有大好前程。他的母親高興了,發誓無論生計如何艱難,也要省吃儉用讓小兒子讀書。潘教授回憶說,這一個“簽”本是風俗的做法,但給了慈祥母親莫大的鼓勵!
如果沒有母親的堅定決心和家人親戚接濟資助,他根本就讀不成書。舅父幫他代交學費,姑媽接受寄養,奶奶常常格外關心他。他因此度過了9年不失溫暖的少年時光。大人們潛移默化的教誨,令他懂得人不能沒有根,不可以忘本。他也從中悟到了苦難是最好的學校,是人生的考驗,而家是溫情的港灣,是風浪中堅強有力的依靠。正如金庸先生在為《感恩這一課》一書所寫的推薦序言中所說:人生在世,第一是要感謝父母的大恩。潘教授不僅常常以此教育自己的子女後輩要傳承優良家風,他還倡導傳承傳統文化,自2004年起連續4年提出全國政協提案,主張將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列為法定假日,相關提案終於在2007年底獲得了國家批准。
感恩師長 無私傳遞學術薪火
潘教授回憶,自己年輕時,得到老師的鼓勵最多。他認為,要讓一名年輕人成功,鼓勵是很重要的,而對他而言鼓勵讀書是唯一的出路。
他中學時代的老師和校長,就很懂得鼓勵學生。少年時,潘宗光因家庭負擔沉重,覺得前程渺茫,在小學時考試經常“包尾”,中學仍然不見好轉。班主任岑老師了解到他的難處,和藹地說:“你要好好學習,我可以向學校申請替你減免一半學費”。潘宗光從此勁頭十足,發誓不辜負老師的期望。結果期末考試,他的成績名列全班第六名,獲減免一半學費。班主任鼓勵,“如果你再考好些,我可以向校長推薦,減免你全部學費”。潘宗光如被注入了全新動力。到了初三期末考試,他拿了第三名,獲學費全免。進入高一時,校長對他說若能再接再厲,連堂費也可以豁免。結果,他以第二名的成績,不用交一分錢而能坐在課堂上,這是當時全校唯一一位。到了高三時,在校長的鼓勵下他從中文班轉讀英文大學預科班,最後考取到當時本港唯一的大學——香港大學。
在香港大學教書
潘宗光入讀香港大學時,他萌發了一個信念,即“好好讀書,將來當個教授。”他在化學學科表現出類拔萃,在系主任的推薦下,1964年,他獲取獎學金到英國倫敦大學讀研究生。1967年7月拿到博士學位,在導師的推薦下,赴加州理工學院做博士後研究。
完成博士後,他回到母校香港大學任教。他在港大化學系做得相當出色,爭取了較多科研經費,建設了較好的實驗室。他專注於無機化學方面的研究,主攻元素釕。1984年,諾貝爾獎得主、斯坦福大學化學系陶畢教授(Professor Henry Taube)來信指出他在釕金屬問題的研究上很有突破性,亦啟發了陶畢教授團隊的思路。一年後陶畢教授再次來信,宣稱他們退出競爭,將此研究空間拱手相讓給潘教授團隊。憑著在研究領域卓越的成績,1979年10月他獲得了倫敦大學資深科學博士學位。1985年及2001年,他先後兩次受到諾貝爾獎委員會邀請,作為諾貝爾化學獎的提名人。
2008年精進愛心社夏令營,一眾社員大合照
潘教授在無機化學研究上打開了一個大大的礦,讓後來者循此路徑獲得成功,香港大學支志明院士就是其中傑出的一位。潘教授回憶說,支志明跟隨自己讀博士,兩年後特別安排他到加州理工學院跟隨自己的博士後導師學習,作聯合培養。支志明畢業後,潘教授也推薦了他在港大任教。潘教授後來轉做理學院院長,專心於行政工作,同時大力扶持支博士承接他的研究工作,並直接使用他創立的實驗室。不擔心研究經費、實驗設備和研究題目,直接招研究生,實現了彎道超車,支志明38歲就獲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任詠華院士原本要報考潘教授的博士生,潘教授把她介紹給了支志明,成為學生的學生。任詠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也於38歲獲評院士。師徒三人皆成為無機化學領域傑出的科學家,港大化學學科的世界聲望由此奠定。
精進助學金資助證書頒授儀式
感恩同事 同心打造事業高地
潘宗光在香港大學工作22年順風順水,他感恩同事,特別是化學系主任佩恩教授(Professor Douglas Payne)對他的大力提攜,一路從講師到講座教授。1983年,港大理學院全體同事一人一票,推舉42歲的潘宗光教授擔任院長,一連三屆。這為他後來到理工大學任校長鋪平了道路。
1991年1月,潘宗光教授出任香港理工學院校長。他帶領全體同事,順利推動理工學院於1994年11月升格為理工大學。為打響理大國際聲譽, 令理大獨樹一幟發展為應用型大學,他大膽聘請企業家為副校長,填補他在企業管理方面的不足,與工商界及政府建立聯繫。他在任上共推出三個策略性計劃,通過戰略驅動學校發展,頂住校內外壓力,穿越改革的黑暗隧道,建立起傑出高效的行政團隊。在大力支持理工科的應用研究外,他更打造屬於理大的品牌學科,瞄準了酒店及旅遊管理、設計(產品及服裝)、紡織製衣及醫療學科,相關科研成果為國家載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火星探測工程及2008北京奧運會提供技術和設備支持。他發揮了6年立法局、15年全國政協委員的廣闊人脈網絡優勢,在校長任上籌得22.5億港元,大大改善校園設施。他恬淡樸素,虛懷若谷,行事以智慧,慈悲常在心,溝通在前頭,經常傾聽年輕人的聲音,凝聚全體同事,同心同德打造理大事業共同體。
潘教授在理大18年。2008年12月理大為他舉行了榮休晚宴,筵開百席,場面盛大,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筆賜賀信和墨寶。
感恩社會 用心用情關愛青年
潘教授從美國博士後畢業,原本可以留在美國工作,當時香港的條件亦不如美國,但他認為“英雄可以造時勢”。他於1968年聖誕前夕回到了香港大學,為“教黃皮膚的學生”感到自豪。他全心全意做教育,幾十年與學生亦師亦友。
但他並不囿於書齋和大學象牙塔,適時去從政,拓寬視野,把握大千世界律動。他於1985年秋獲委任為立法局議員。1986年中國要在深圳建大亞灣核電站,不巧蘇聯這時有一個核電廠發生爆炸事故,引起港人集體恐慌。潘教授參加兩個專責小組論證此事,以科學的理據解釋大亞灣核電站的安全指數,支持國家建核電站,這在當時一度被貶損為“親中”、“左仔”。
潘宗光感到大千世界的一切事物與現象,都跟隨著“成住壞空”,可以在佛教中得到解釋。2005年,他與太太及好友一同創辦了精進慈善基金,並擔任會長,遍灑菩提種子,如此精進不懈。基金創辦16年,全部是朋友的無私資助,每年捐資300萬元人民幣,資助6所內地高校的近2,000人成長成才。與此同時,潘教授每年也會到各校與學生會面,跟他們分享人生道理,希望培育他們正確價值觀。那些在人生關鍵時期受資助的同學,都親切稱他 “潘爸爸”“潘爺爺”。
與“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教授合照
感恩國家 做報國奮進“一個潘”
1964年,潘宗光在英國倫敦大學讀博士,當時中國落後,到處受到歧視,英國同學嘴裡說的是“中國是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中國沒有前途”,他心裡十分難受。有一個晚上,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引爆成功,令他嘗到了做中國人的自豪,英國同學卻說“是不是弄錯了”“會不會是蘇聯造的”。“位卑未敢忘憂國”,在英國他體會到這句話的份量,他認為中國人不能低人一等。這種情緒不只是個人的,更是國家和民族的,他想如果將來有能力,一定要幫國家做些事情,國家好,全世界華人都得益。
他從此開始了在異國近乎孤獨的自我奮鬥,“戰場是實驗室,武器是專業和勤奮。”一些同學從未見過潘宗光這樣勤奮的學生,將他的勤奮定量為“一個潘”,以他的姓氏為單位來命名勤奮的程度。在倫敦大學能得到“一個潘”的學生,只有潘宗光一人,其他都是零點幾個“潘”。這雖是趣談,卻產生了化學反應,他的努力在較短時間裡幫助導師解決了研究瓶頸。導師自此經常帶他參加學術會議,未畢業就發表論文,在倫敦大學名噪一時。在加州理工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時,導師格雷教授(Professor Harry Gray)對學生說:“大家要用功些,‘一個潘’就來啦”,引起滿堂歡笑。
潘宗光一心想幫助國家發展,早在1970年代,就每周到廣州中山大學無償上課一天,維持了一年時間。當時香港大學還沒有招收內地研究生的渠道,1971年始他幫助中山大學培養博士生,讓當地博士生在他的實驗室工作,畢業拿中山大學的博士學位。可說是開內地學生在香港讀研究生的先河。潘宗光認為今日的香港,是與祖國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不是香港回歸祖國,他根本沒有機會在理大施展抱負。理大自香港回歸祖國的當天就每日升掛國旗,體現香港理工大學是祖國眾多大學中的一員,更與浙江大學建立合作關係。
潘教授認為一個人的愛國可分良心、感恩、承擔、付出、犧牲五個層次。良心,對大是大非問題,不可違背良心,不可做任何傷害國家和民族的事。感恩,我們受到國家的照顧,得以享受穩定的生活,所以必須感恩國家和上幾代人的努力。承擔,要承擔自己對社會的責任,盡力本責工作,有能力應多貢獻國家。付出,當有能力為國家付出,心態上不要計較會有多少回報。犠牲,當國家有困難時,我們要願意犠牲小我,完成大我。
潘宗光於2008年底退休後只專心做兩件事:一是投入精進基金的慈善事業,二是學佛及修佛。《心經》是他最用力研究的典籍,一個人要是把心靈管理好,那麼把生活和事業管理好並不難。
潘教授曾擔任香港理工大學校長達18年之久。自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後,理大校園每天都會升起國旗及區旗
潘宗光投身大學教育40載,擔任香港理工大學校長18年,任過兩屆立法局議員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獲特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他深感命運的用意常事先不為人知,過後才令人覺察它的精妙布局,人生的危機亦是一個轉機,逆境往往是一個全新的起點,可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作者係中央政府駐港機構研究員)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
編輯:趙 欣
校對:邸 倩
監製:周馬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