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島中學是一所有著75年愛國傳統的學校，其創辦、發展過程凝聚著一大批愛國人士的心血和情懷。本文是香島中學首任校長盧動生前的憶述（由盧動口述，家人陳其暉代筆及整理補充），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回憶了香島中學創辦的那些往事。

文｜香島中學首任校長      盧動﹙口述﹚

五十年代的盧動

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廣州淪陷，我隨廣州大學前往香港並就讀，這也是我第一次踏足香港。我是代表廣東省籃球隊參加舊中國第七屆全運會的籃球明星，在青年學生中有一定感召力，一到港便投入了當地的抗日救亡運動，不久組織創辦了進步青年的抗日團體“紅紅歌詠隊”﹙後改名“虹虹歌詠團”﹚並擔任團長，以後又擔任了香港青委書記。抗戰勝利後，我到元朗中學擔任教導主任。

香島中學辦學初衷

當時的香港學校大多數已毀於戰火，包括舊的香島學校，許多兒童在戰爭中失學，建設學校已成為社會的當務之急。1945年底，港英政府教育司署恢復教育行政工作並恢復審批漢文學校的註冊，各種政治勢力和各類辦學團體便紛紛覓地、覓屋，建校、復校。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正好可以利用這種形勢辦一所屬於我們自己的愛國學校，建立一個弘揚民族文化、進行愛國民主教育的基地。這也是我多年的夢想。在香港開展青年運動及教學實踐的過程中，我已經痛感港英政府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惡果。學校掛的是英女皇像，竪的是米字旗，老師講授的是大英帝國不倒的神話，學校的校長、教師哪怕是無意中作出一點當局認為是對大英帝國不尊的舉動，就要受到重罰。在這種教育和薰陶下，學生不了解中國文化、歷史，缺乏民族感情，有的學生甚至連自己是中國人也不知道。而諾大的香港卻沒有一間能夠挑大旗、明確聲言進行愛國民主教育的學校。我想我們應當為下一代開闢殖民統治下的一片綠洲。

我將自己的想法向東江縱隊的祁烽和譚天度等領導匯報，並且提出以舊香島（學校）作為辦校的“殼”。抗戰時期我曾在舊香島任教，對該校有所了解，而當時舊香島已在戰火中化為廢墟，正好可以由我們去重新開創。祁烽和譚天度對我辦校的設想非常支持，並作出兩點指示：一是這件事一定要辦，我們必須儘快在香港建立一所自己的學校；二是組織目前很困難，因此錢必須自己去籌。他們還向我介紹了一些進步人士的關係，如朱治平、黃培鋼、楊夷、甘偉光、陳佩雯等同志。陳佩雯又介紹我認識了潘比薇，她是建築商吳炳昌的太太。他們夫婦後來成為復辦香島中學出資最多的人。

創辦新香島中學的過程

我緊鑼密鼓地開始了籌建工作，1946年初更辭去元朗中學的工作，全力以赴，做了5件事：一是聯絡朱治平等同志及吳炳昌先生，向他們介紹自己辦學的設想，與他們共同研究辦學宗旨、實施方案。他們都不是大富人家，出於對愛國民主教育的熱忱，出錢、出力，滿腔熱情地投入了復辦香島的事業，共集資10,000元。二是到廣州找到原香島的八位校董會成員，爭取到他們的支持，他們還每人出資2,000元，作為建校費用，其中的馬公武被吸收為新校董會成員。三是到香港教育司署辦理了註冊手續，我自己也被審定了校長資格。四是向當時國民黨政府香港僑教會備案，得到他們的認可。五是選址。在這件事情上，吳炳昌先生作了大量工作。他有身為建築商的便利條件，將九龍運動場道的校舍租給香島中學。

經過大家的努力，是年3月，香島中學就正式招生了，首屆學生有300多人。成立了校董會，校董有吳炳昌、潘比薇、楊夷、朱治平、黃建峰、甘偉光、馬公武、方紹謙和我，共9人。我建議由出資最多的吳炳昌先生擔任董事長，獲得通過。我擔任校長。

香島全體教職員工合影

香島建立後，以鮮明的愛國民主教育旗幟很快在漢文教育界打響了名堂，但同時，其左派形象也引起了港英政府的注意，視學官常常突然襲擊，來校進行突擊檢查，我也常被特務跟蹤，舊香島的老校董則經常對辦校方針及校內事務提出種種異議，企圖改變香島的辦學方向。新生的香島處於十字路口中。

為解決香島面臨的這些問題，中共南方局的夏衍和李佳仁專門約見我，商討對策。他們認為，港英當局對香島設置重重障礙，使香島面臨許多的麻煩，而其中最麻煩的是老校董不合作反而處處干擾，製造事端的問題。怎麼辦，他們想聽聽我的意見。

我說：遇到麻煩請客送禮解決問題是中策；忍氣吞聲，聽之任之是下策；買斷，使學校完全歸我們所有才是上策。夏公聽到這裡，馬上拍案叫好，說：“就買斷他們！”

這個決定使我很興奮，因為這正是我的心願，我立即回校貫徹這個決定。經協商，買斷香島，老校董開價16,000元。資金照例是靠自己籌集。考慮到當時香島已經有了相當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我組織了愛校募集運動，召集全校師生、家長大會，將學校面臨的困難告訴大家，我還告訴大家，香島要像現在這樣辦下去，就要靠大家支持了。全校師生愛校熱情高漲，許多家長當即簽名認捐，許多學生將自己的金項鏈、金耳環摘下來捐給學校，有的甚至把訂婚戒指也獻了出來，場面十分感人。第一次募集大會就收到了17,000多元，最後募得22,000餘元。我將八位舊校校董請到香島作最後一次聚會，並到律師樓辦理交款手續，從他們手中徹底買斷了香島。緊接著不久，連吳炳昌先生等人復校時出資的錢也全部還清。到1948年底，香島已沒有任何債務負擔。可以說，從此，香島完全歸“我們自己”所有了。

這一階段，香島的師生以開拓前途的無限勇氣共同奮鬥，使得學校飛躍發展。原有的窩打老道舊址通過法律手續取得了永久居住權，1947年3月又租用了運動場道擴建校舍，繼續招考新生。為了管教上的便利，原來的校址改為小學部，中學部則設在運動場道新校。新生的香島朝氣蓬勃，奮發向上，僅僅兩年時間就發展成1,000多學生的大校。在“香島兩年”的校慶活動中，來賓有三千餘眾，學生家長郭沫若領銜發表意見，讚揚香島的辦學理念及發展成果。

香島中學茁壯成長

香島能夠順利復校，並在短期內蓬勃發展，自己籌資買斷所有權，為今後的發展奠定良好基礎，除了靠組織及時指路，提出正確的發展方針外，還得益於四點：

一是有一支熱愛國家、熱愛教育事業、高素質的教師隊伍，他們是香島的靈魂。復校時正值抗戰剛剛勝利，許多人才、精英匯聚香港，而社會秩序尚未建立，百業待興，人們都在尋覓出路，使香島得以招聘到優秀人才，其中許多是組織介紹來的愛國人士。當中有著名的學者、文學家、教授、詩人，如陳殘雲、黃寧嬰、王成生、王秋文、沈鈞儒的姪女沈吾華、沈勃等等。

他們熱情高漲，積極主動，在授課的同時，積極參與教學研究工作，商討教材教法，特別是重點研究解決課本教材不適應我們的教育理念和要求的問題，採取批判補充（主要是文史科）辦法，在課堂上發揚民主精神啟發和培養學生獨立思考，既活躍課堂氣氛又提高教學效果。為提高教學品質，教師認真備課、因材施教，還注意個別輔導。學校還建立了學習互助組和兄弟姐妹班，利用課餘時間溫習功課，取長補短。上述舉措，不但洞釋疑難，加快學生學業進步；同時促進了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感情交流，使香島成為一個相親相愛的集體。

盧動與香島學生合影

二是有艱苦奮鬥的良好風氣。香島的教職員工都是為著一個共同的崇高目標走到一起來的，雖苦猶樂，不計報酬。由於經費緊缺，香島的教師工資水平低於其他學校，甚至剛開始時只有飯吃，沒有工資。住房條件也很差，我自己有很長時間住在學校的浴室，直到港英當局驅逐我出境時，我仍帶著妻子孩子住在用幾張書桌、櫃子圍起來的學校實驗室裡，連奉命前來押解我的警司也驚異不已。

在開展愛校運動、募集資金時，全體教職員工自願將自己當月微薄薪金的20%拿出來支持學校，在香港這樣一個被殖民統治的商港，大多數人都斤斤於專營獲利，香島人的這種精神是多麼的難能可貴！

三是有一個明確的辦學方針，旗幟鮮明地推行愛國民主教育。我們制定的教育方針是：“師生團結，加強學習，與社會密切聯繫，貫徹民主教育方針，培養祖國建設人才”。正如我在《香島之歌》中寫的：“香島像一個熔爐，把千百青年鍛煉改造……您教年青的一代走向新生，有了您，祖國多一份光榮。”這個辦學方針，既有崇高的理想又考慮到了香港社會當時當地的環境和家長對教育的要求。香島堅持這個辦學方針，在港英時期的香港社會中進行新的文化教育事業的探索，不但為香港、為國家培養了大量優秀人才，也給社會帶來一縷清新的氣息。

四是密切聯繫社會，得到了社會各界，特別是學生家長的支持。我們認為，從教育的意義上來說必須和學生家長相互配合。學校生活只是學生生活的一面，而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則是學生全面生活中更廣闊、更深層的一面。家庭教育的配合是鞏固學校教育成果的有力保證；同時，為了學校的生存和發展，也要爭取社會和家長的關心、幫助。為此，香島開辦伊始就建立了家訪制度，加強學校與學生家長的聯繫；同時，多次舉行“懇親會”，除了邀請學生家長外，還邀請校董和熱心教育人士光臨，通報辦學情況，徵詢辦學意見。社會人士的幫助，不但給我們解決了物資上的困難，還給予了我們正義的支援。當面對壞蛋學棍、國民黨三青團造謠中傷，企圖製造一抹烏雲遮蓋香島這面光輝的旗幟時，香島的朋友們不但不為所惑，反而主持正義驅斥邪魔，使香島中學不但沒有給烏雲遮蓋，還在短短時間裡就在華僑社會中享有盛譽。

盧動回香島參加校慶

讓我難以忘懷的是當年郭沫若先生對香島的關心和支持。作為學生家長，他經常來學校參觀指導，撥冗出席家長聯歡晚會，在會上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讚揚香島的辦學精神與教育成就。他講，如果自己年輕二三十年，定然選擇香島就讀。

香島可以在抗戰後留下來的一片廢墟上迅速復校，僅僅3年時間就發展成為有1,000多名學生，設有中學、小學部，有良好校風和學術成果，享譽香江的學校是非常不易的。我講述這段歷史，就是想讓世人了解她凝聚的那種力量，體現的那種精神，散發的那種魅力！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11月號

編輯：魏小旋

校對：趙   欣

監製：姚潤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