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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蜀永 | 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研究員

在香港淪陷八十周年來臨之際，筆者認為有兩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一是二戰期間英國政府是否有意保衛香港，二是英軍十八天的抵抗和港九大隊三年零八個月的抗戰性質是否相同。

1941年12月8日，日軍越過深圳河，進攻香港

先看二戰期間英國政府是否有意保衛香港。早年英國政府曾經多次計劃防衛香港。1898年租借新界以後，英國即計劃如何防衛新界，以保障九龍和香港島。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1919—1939），英國把日本當做假想敵。1927、1930和1934年，英國參謀長委員會先後提交報告討論香港防衛問題。報告指出香港作為英國對日戰爭前哨基地的重要性，並提出守軍必須獨自戰鬥45至55日，才能得到英國艦隊的支援。為了提昇香港的防衛能力，英國在1934年年底開始興建醉酒灣防線，並計劃在《華盛頓海軍條約》失效後於赤柱、西貢、將軍澳等地興建新的炮台。 

醉酒灣防線以其起點位於九龍西面的醉酒灣而得名。防線由醉酒灣經城門水塘北部伸延至大圍和沙田，再沿慈雲山和九龍嶺北麓向東南抵達馬游塘，是一條連綿18公里的防線。整條防線由星羅棋布的機槍堡組成，是保衛九龍市區以至香港海港的唯一防線。英軍曾對這條防線寄予厚望；1936年的《香港防衛計劃》指出，只要適當利用這條防線，守軍足以抵擋日軍54天。

日軍搜查被俘的英軍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後，英國政府的態度發生變化。1940年6月，日軍已經控制華南地區，香港海灣處於日軍大陸炮火的威脅之下。英國參謀長委員會（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悲觀地認為：「香港並非英國的切身利益所在，當地駐軍無法長期扺擋日軍的攻勢。……要求增兵香港的強大壓力無可避免，但應堅決反對這種要求。事實上，從軍事角度看，捨棄對香港承擔的糟糕義務，英國在遠東的處境會更好。」

英國在歐洲戰場自身難保，即使日軍進侵的日子迫在眉睫，亦根本無力保衛香港。1940年12月樸芳空軍中將(Air Chief Marshal Robert Brooke-Popham)出任英國遠東三軍司令時，曾經主張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他認為在這關頭顯示出英國保衛香港的決心將可以鼓勵中國抗戰，更可對日示威，令它不再採取急進的政策。不過，當樸芳向倫敦要求增兵香港時，首相邱吉爾直言這個想法大錯特錯，重申英國必須避免將有限的資源浪費在守不住的地方。 上述史實證明，二戰期間英國政府並無意保衛香港，甚至一度有放棄香港的想法。

儘管二戰期間英國政府無意保衛香港，在是否增兵保衛香港的問題上，英國政府與英軍中的强硬派將領意見不一，但是他們一致同意，在日軍進攻香港時，不能立即放棄香港，還是要抵抗一陣，所以才會有十八天的戰爭。

為何日軍發起進攻後，英國沒有立即放棄香港，而有十八天的抵抗，我們從戰前英軍將領的言論，可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1938年4月，英國海軍查菲德上將（Lord Chatfield）曾勸喻要防守香港，認為只要香港存在，定能迫使日本人分兵力來襲，這樣就能延緩他們在新加坡進軍。前面我們曾提到，1940年6月，英國參謀長委員會認為香港駐軍無法長期扺擋日軍的攻勢，但他們又說沒有打算暗示要建議解除香港的防務，如果主動這樣做，將會對英國的聲譽造成無比損害。從中我們不難理解，英國要在香港抵擋一陣日軍進攻，主要出於兩種原因，一是減輕英國在新加坡的壓力，二是為了大英帝國的面子。

至於有英軍將領聲稱增兵香港有利於鼓勵中國抗戰，是他們真心支持中國抗戰，還是為達到自身目的虛晃一槍呢，從下面的史實各位讀者可做出自己的判斷。1941年5月，蔣介石曾提出派兵協防香港及緬甸。英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此有保留。陸軍總參謀長迪約翰（General John Dill）認為英國政府的既定政策，是「防止與日作戰」。他又說：「任何對中國的支援，必須有利我方之防衛形勢……與中國方面的協商，必須以我方的遠東戰爭計劃為依歸，而非中國方面的短期戰術目標。」很明顯，英國在香港的軍事行動並非真的是為了中國，而是以英國的利益為依歸。

1987年12月，港九大隊老戰士重訪原港九大隊大隊部駐地——西貢赤徑聖家小學堂。左五是原港九大隊政委陳達明，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

和英軍短短十八天的抵抗不同，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是香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期間唯一一支成建制、始終堅持抵抗的武裝力量。港九大隊前身的幾支武工隊曾參與搶救抗日文化人的秘密大營救。港九大隊以游擊戰方式四處打擊和牽制日軍，共計斃傷日軍 100 餘名，斃傷漢奸、偽警及敵方間諜等 70 餘名，俘虜、受降日偽軍 600 餘名；擊沉日軍船隻四艘，炸毀日軍飛機一架；繳獲長短槍支 550 餘支，機槍 60 餘挺，炮六門，車船 40 餘輛，以及大批彈藥。港九大隊參與營救盟軍飛行員，並且多次協助盟軍獲取日軍情報。日佔期間，港九大隊有 115 名烈士為保衛香港而犧牲。

作為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的作戰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衛國保家，保衛中國，保衛中華民族。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就向全國發出通電，指出只有實行全民族抗戰，才是中國的出路，號召全國人民、軍隊和政府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綫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1945年9月港九大隊在《撤退港九新界宣言》中寫道：「回溯我隊在港九淪陷後成立，我們的目的就是打倒日本侵略者。三年又八個月，我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冒出生入死之險，不惜重大犧牲，救護盟邦人士，肅清土匪活動，破壞敵偽統治，保衛人民利益，確實盡了我們應有的努力，並做出了許多成績。」 

上述史實說明，二戰期間在香港的確存在兩種不同的抵抗。英軍十八天的抵抗和港九大隊的抗戰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英日在香港的矛盾本質是帝國主義國家在遠東爭奪勢力範圍的矛盾。英軍的抵抗是為了保衛大英帝國在遠東的殖民利益，而不是為了保衛中國，保衛香港的中國人。香港的十八天戰役並非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組成部分。中共領導的港九大隊的抗戰才是衛國保家，為了保衛中國，保衛香港的中國人。戰後英軍重返香港，和中國爭奪受降權，拒絕將香港交還中國，就很說明問題。

當然，英軍的抵抗並非全無意義，因為當時中英雙方有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綫，有共同的敵人日本軍國主義者。英軍的抵抗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組成部分。不過，就目的而言，十八天戰役戰死的英軍、加拿大軍官兵是為大英帝國而戰，而不是為中國、為中國人民而戰，他們不是中國人的英雄。另外，就戰鬥雙方的形勢而言，說他們為保衛香港而戰也十分牽强，因為英國政府知道香港根本守不住，也不打算長期守下去，那叫什麽保衛戰？

在香港，有人把英軍的抵抗和港九大隊的抗戰相提并論，說十八天戰役中英軍、加拿大軍是「浴血衛城」，甚至有人主張把十八天戰役戰死的英方加拿大旅長當作中國人的抗日英雄紀念，建議為他修紀念碑、紀念室和紀念園。我認為極為不妥。

我們重點歌頌和褒揚的應該是港九大隊前仆後繼、視死如歸的抗戰精神，他們是為中國而戰，為中華民族而戰，他們才是中華民族的英雄。我們應該重點保護的香港抗戰遺址應該是港九大隊的抗戰遺址，例如秘密大營救中轉站適廬、羅家大屋、港九大隊大隊部舊址赤徑聖家小堂、檳榔灣港九大隊市區中隊隊部舊址、西貢昂窩村、北潭村港九大隊軍需處的岩洞倉庫等。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1年11-12月號第74-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