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中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國安法的實施以及全國人大關於香港選舉制度的改革標誌著香港社會“由亂到治，由治而興”的根本轉變，“愛國者治港”將從此成為香港政治的主旋律。與此同時，正如夏寶龍主任指出，選舉又能確保廣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參與性及公平競爭性，不搞清一色，而是五光十色。夏寶龍主任在講話中提到：“從候選人的背景情況看，既有商界、學界、專業界精英翹楚，又有來自社會基層的勞工、職員、中小企業經營者代表；既有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又有講普通話的‘港漂’、台灣出生的人士、加入中國籍的‘老外’；既有經驗豐富的資深參政者，又有充滿沖勁和創新力的新一代年輕人。總體而言，參選者多元化的背景可謂前所未有。居住公屋和‘劏房’的人士、巴士車長、註冊電工等成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這在香港過去是沒有的。”這種參與的廣泛性，正是香港民主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的體現。是全過程民主，是廣大香港市民真正當家作主的民主，與西方資本主義代議制下利益集團分肥，看似熱熱鬧鬧，實則或資本主導或民粹盛行，搞選票套現、利益交換的那一套政治體系和邏輯完全不同。
夏寶龍主任在講話中特意提到了講普通話的港漂參與到立法會選舉中，在筆者看來，確有重大意義和示範效應。香港自回歸以來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一國兩制”在實踐中完善發展。二十多年來，香港社會也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其中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隨著祖國內地與香港交流的日益頻繁，越來越多的在內地出生長大的青年來到香港，逐漸形成了一個人數日漸龐大，影響力逐漸提升的港漂群體。大批港漂群體來港多年，早已在香港成家立業，落地生根，鑒於這批港漂相對年輕，以中青年為主，筆者在此以新香港青年群體代稱。
新一屆特區政府立法會的組成，自然應當是“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地的具體體現，同時應當具有廣泛的社會代表性，而且應該體現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化大都市人才薈萃，革故鼎新，朝氣蓬勃的形象。立法會在香港管治體系中具有重要的位置，除了基本法規定的憲制職能外，立法會還是政權深入社會各階層的渠道。除了特區政府體系的管制隊伍外，“愛國者治港”必然要依靠政黨，政團和社團的力量。根據經典的政治學者的理論，什麽是執政權？組織基層社會的能力和權力就是執政權。無論古今中外，科層體系，也就是從上而下的權力架構都不可能單獨治國，人民自治向來重於科層之治。從另一個角度講，執政權就是組織社會的權力，誰來組織基層社會，誰就有執政權。而香港立法會議員的職責，就是紮根基層，組織社會。數以萬計的新香港青年，接受了國家歷史和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又通過自己的努力以合法的方式來到香港工作學習和生活，作為納稅人和持份者為香港貢獻自己的才智， 獲得屬於自己的報酬與回報，是真正充滿朝氣的愛國愛港新力量。當新香港青年遇到大量實際的問題需要解決的時候，當他們隨著自身成長和發展有了相當的政治訴求的時候，是不可能都去向特區政府職能部門反映的。而立法會就是一個天然的橋梁，必然需要五光十色，需要有為各個社會群體發聲的議員代表。沒有一個組織起來的力量和建制化的立法會議員為廣大新香港青年發聲，就沒有辦法把這一群體廣泛的團結起來。因此，從客觀需求上看，港漂參選立法會，未來作為多元政治光譜下重要的一環，也是香港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持份者和建設者，意義重大。
時代呼喚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習近平主席在香港視察時指出：“每一代青少年都有自己的歷史使命和機緣，當代香港青少年要把握歷史機遇，選擇正確道路，報效香港、報效國家。使愛國愛港光榮傳統薪火相傳，使‘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愛國者治港”的接班人隊伍從哪裡來？這是“一國兩制”事業向前推進需要回答的時代命題。而政治人才的培養和產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宰相起於州部，猛將發於卒伍”沒有平台的歷練，不可能培養出一流的管治人才。古今中外，情理皆同。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生根發芽，需要一支政治可靠、素質過硬並且能夠在香港這樣一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化大都市的環境裡，能夠切實保障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的接班人隊伍。
古今中外，任何事業有成就的接班人從來都是在實踐中成長起來的，不能僅僅依靠任何“自封”或“授權”。習近平總書記成長為今天黨和國家的領導核心，就是最生動的例子。作為五十年代出生在共和國紅旗下長大的第一代人和陜甘寧革命根據地主要創立者之一、邊區政府領導人習仲勛的兒子，習近平接受了革命家風的耳濡目染的熏陶。在十年“文革”的曲折和艱難探索中，作為來自北京的知識青年的代表，他又在陜北延安革命老區梁家河經受了七年的艱苦鍛煉。總書記曾經說過:“七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麽叫實際，什麽叫實事求是， 什麽叫群眾。二是培養了我的信心。”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那個時代青年在特殊的歷史境遇下獨有的一段經歷。對青年習近平的影響無論怎麽評估都不過分。在後來中國社會各行各業的棟梁中，當年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都占了相當大的比重，這絕不是偶然。當年的城市知識青年普遍都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在艱苦的下鄉歷練中又增加了對中國社會最基層的理解，對人民疾苦有了切身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培養出了堅忍不拔、實事求是的性格和人生態度。從梁家河憂國憂民的星空，到中南海宵衣旰食的夜燈，這一條時代主線，無疑為我們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提供了線索和鑰匙。
隨著時代的進步，作為改革開放年代成長起來的新香港青年，普遍具有海外或者香港的求學經歷。社會上有一種說法，過去把知識青年去農村鍛煉叫做插隊。在打開國門之後，大批青年學子到西方留學，被形象的稱為“洋插隊”。拋開戲謔的成分，雖然時代背景不同，生活條件改變，但廣大新香港青年一定認可“洋插隊”蘊含的意義與六十年代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某種類似，尤其在情感上是相通的。大多數港漂都有在他鄉求學的艱辛歲月，都有著相同的經歷。親身感受了資本主義世界領先的物質文明和制度優勢，但又遠離家人朋友，背井離鄉，獨自打拼的群體記憶。學業的壓力，文化的隔膜，求職的艱辛，家人的惦念，還有不時存在的或明或暗的歧視，不解乃至敵意。經歷過這些困難的考驗並真正以自己的能力來到香港發展的青年無疑和當年知識青年的精英一樣，磨練出了堅強的意誌和積極的人生態度。在社會主義祖國成長的經歷，無疑使得他們對國情有了比大多數香港本地青年有著更為深刻的了解。而在海外接受教育和生活的經歷，更讓新香港青年對在對西方資本主義先進制度文化和物質文明有更深理解的同時，也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昨天和今天存在的種種問題和陰暗面，能夠認識到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更能深刻的感悟到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走出國門，更了解世界，也更理解中國，是絕大多數新香港青年的共同感受。新香港青年們用腳投票，選擇了在香港定居、發展和成家立業，不是用口號，而是用行為，是真正的用腳投票，表示對“一國兩制”的擁護和香港美好前途的信心。新香港青年獨有的背景以及由此產生的身份認同和政治立場，決定了這是一群最堅定支持“愛國者治港”的群體，同時，這一群體普遍學歷高，同時從事著大量與香港成為國際化大都市和國際金融中心最為相關的工作，代表著祖國內地改革開放以來優秀年青一代的精神風貌，與香港未來繼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世界頂級國際化大都市的發展目標和人才需求導向完全一致。
無論是在任何社會，一個社會群體如果要發揮作用，影響執政並且產生影響，必然要通過政黨/政團/組織的作用和力量。回歸二十多年來，隨著新香港青年群體的不斷擴大，眾多新香港青年團體的組織建設已經初具規模。例如筆者所在的華菁會，歷經多年發展，已經聚攏了一批優秀的新香港青年，在組織建設，會員拓展，以及服務香港社會尤其是香港青年和學生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基礎工作，就是其中之一。功以才成，業由才廣。在選舉制度改革的時代背景下，不再漂泊的“港漂”通過參選，也會生動的體現廣大新香港青年的參政議政熱情，提升青年政治人才的政治論述能力，選舉動員能力和實務操作能力。任重道遠，責任在肩，通過立法會以及一系列的選舉和實際政治運作，也能更加有利於青年團體自身發展的系統化和青年政治人才的茁壯成長，未來一批年輕政治人才將在香港政治實踐和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夏寶龍主任在講話中談到“香港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已經積累了許多矛盾，客觀上需要立法會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和各界別的不同利益，特別是在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更好地平衡香港的整體利益、界別利益和地區利益。新選舉制度切合這一需要，更能反映民意，也更符合香港實際。”以筆者來港多年的觀察，絕大多數新香港青年雖然生活在“一國兩制”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面臨著生存發展的巨大壓力和現實難題，但位卑未敢忘憂國，拳拳之心可鑒日月。中興業，待人傑。選舉如競技，千帆競發，百花齊放，不可預測，這正是民主的魅力和“一國兩制”的獨特制度優勢的體現。期待即將到來的新一屆立法會選舉能成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新起點。
（作者係中華海外聯誼會常務理事、香港華菁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