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黃汝榮 

香港雖已回歸祖國20多年但不少帶有殖民地色彩的不成文習俗或制度卻揮之不去，這些陋習看似只影響著法律圈中人士，但其實卻損害著民生，削弱著國家尊嚴，但法律界中人鮮有把這些事實宣之於口。

就說說事務律師（律師）與大律師（大狀）劃界分家的制度吧。當市民捲入一些不懂自行處理的訴訟時，在絕大部分情況下，便得跟隨英國習俗，需同時聘用律師及大狀進行控訴或抗辯。這種“雙師”處理同一案件的制度，源自古英國時代，當時律師輿大狀的分工十分鮮明，前者專責在文書上發揮所長，負責以強而有力的筆鋒草擬狀書、證詞等之後才把案件轉介予大狀接辦，而大狀的專長在於能在法庭上發揮其雄辯滔滔的辯材。再者，往日唯獨只有大狀才享有在較高級別法院的發言權，律師的發言權則被拒諸庭外，因此，律師不能代表客戶在庭上抗訴。由於律師輿大狀各自的功能有其局限性，故當時“雙師”制度有其寬際的需要。

但時移勢易，在較高法院的發言權，現今已非大狀獨有的權利，不少律師同樣可以在高級法院享有發言權，為客戶打官司；反之，不少大狀在文書處理上亦勝任有餘，訴訟工作現今根本可由律師或大狀一人全力承擔，毋須繼續沿用對消費者不利的“雙師”制度。把律師及大狀“兩大家族”合而為一，其實在不少國家早已盛行多時，廢除此制度可令客戶省卻支付“雙師”費用，實有利於民。

每當一些制度因不合時宜又或存有漏洞而需予改革時，總有人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謬論予以阻止，反對棄用“雙師”制度者往往抬出“一國兩制”來大做文章，指香港特區的法制受基本法保障，不得更改但“兩制”的意思，是指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之分而已，與法律界圈內的風俗習慣根本不能混為一談。基本法雖然保障司法制度不變，但律師及大狀界的習俗或制度不單可以改，亦應該與時並進，以國為尊，以民為本地改，那些戴著假髮，形態上戀殖媚外的習俗，也應是時候廢除了吧。 

過往亦有一些法律界習俗，是在沒有公眾壓力下，由法律圈內人士自行改革的個案。從前，大狀的專業守則訂下，當客戶需要聘用御用大狀（現稱資深大狀）時，客戶必須要同時多聘用一名大狀作為副手，該副手亦需按例規定，向客戶收取相等於御用大狀的2/3費用，故被為2/3 守則（two-thirds rule）。換言之，客戶雖非法律圈中人士，但要打官司嘛，便得在無可選擇下，受到大狀圈中的習俗所約束，需支付律師、資深大狀及副手大狀的三重費用，才能求得御用大狀接辦案件。由於這制度令客戶需承擔大訴訟費用，令不少御用大狀受聘的機會大減，在收入受影響下，主宰著大律師公會如何運作的御用大狀，便鼓吹把此守則廢除，這例最終在大狀圈內無聲無息地消失，自此之後，御用大狀的“生意”頓時滾滾而來，入息大增。從此實例中可見，法律制度或習俗不是不能改，改革後是誰有所得益才是重點。

近日內地容許特區的律師及大狀在大灣區九個城市內執業，前題是必須通過一些考試及培訓，當時投考者有來自特區的律師及大狀，他們日後在內地執業時，預料不會堅持盛行於中國香港的“雙師”制度，也不會堅持頭戴假髮的風俗吧?

作者係國際法商精英會榮譽主席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