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為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而進行的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數字經濟事關國家發展大局。近年來，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加速創新，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範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我國信息化和數字經濟發展正面臨新的發展環境，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文｜北京 李廣乾
數字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長期以來，我國信息化和數字經濟獲得快速發展，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一直高於我國GDP增速。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於2021年4月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在2015年到2020年的6年裡，我國GDP的增速分別為7.0%、8.4%、11.5%、10.5%、7.3%、3.0%，而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增速分別為15.8%、18.9%、20.3%、20.9%、15.6%、9.7%，後者都要遠高於前者。這種高速增長使得數字經濟在我國GDP中的重要性快速攀升。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疫情衝擊下的復蘇新曙光》的統計結果，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9.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GDP佔比達到38.6%，總體規模居世界第二位。因此，數字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先導部門，發揮著重要的牽引和帶動作用。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有助於克服我國長期以來所面臨的數字鴻溝問題。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於2021年8月發布的《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1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11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1.6%；同時，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10.07億，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為99.6%。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網民規模最大的國家。根據工信部的統計，截止到2021年10月底，我們已經建成了129萬個5G基站，終端的連接數達到了4.7億個。我國5G網絡規模全球第一，5G用戶規模也是全球第一。因此，當前我國的數字鴻溝問題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緩解。
近年來，我國已經發展出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一整套設施條件。這套設施條件突出地表現為這樣三個方面：一是平台經濟。平台經濟成為數字經濟區別於傳統經濟模式的典型特徵，是數字經濟時代配置全社會生產要素與經濟發展資源的基本方式和手段。我國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催生了一批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平台企業，如騰訊、阿里巴巴、百度、美團等。2020年，中、美百億美元以上平台企業數量合計達64家，全球佔比84.2%，全球新增的7家平台均來自中美；市值總額高達12萬億美元，佔據全球總量的96.3%。二是移動支付工具。大概於2011年、2012年在我國發展起來的二維碼支付業務，極大地釋放了移動支付功能，有力地支撐了我國電子商務特別是移動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根據商務部的統計，我國非銀行支付網絡支付交易金額從2015年49.5萬億元增至2020年294.6萬億元，居全球首位。三是快遞物流體系。根據商務部的統計，我國快遞業務量從2015年206.7億件增至2020年833.6億件，居全球首位。如此海量的快遞業務量催生了電子商務新型物流業態，這不僅加速了我國電子商務經濟的發展，也促進我國傳統物流體系快速邁向現代化。這三套設施條件，是伴隨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而興起的新型基礎設施，也被人們稱為中國數字經濟“三大件”。而這“三大件”也讓我國其他各行各業的信息化走向成熟。
2021年11月7日，第四屆進博會上展出不少新產品和新技術，讓觀眾近距離感受數字科技給生活帶來的新變化和新體驗。圖為進博會服務貿易展區的數字化跨境產業服務商（圖：新華社）
走出了一條成功的信息化發展道路
數字經濟是新時期我國信息化發展戰略的具體體現，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統籌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因此，當前談論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歷程時，必須明確我國信息化發展戰略及其政策的演進過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準確認識和理解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歷史內涵。
信息化最初被看作是人類社會在完成工業化之後的發展任務。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當時工業化尚不充分的發展中國家，如何發展信息化並通過信息化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是當時發展面臨的一個待解難題。從上述我國信息化建設與數字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來看，我國已經成功走出了一條信息化與數字經濟發展的道路。這為其他工業化尚不充分的發展中國家實現信息化與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提供了成功的範例。這種成功，有賴於我們實行了如下的信息化與數字經濟發展政策。
首先是準確把握了信息化的本質屬性。雖然信息化同樣是舶來貨，但我國卻真正地把握了其本質屬性。1997年召開的首屆全國信息化工作會議將信息化定位為“國家信息化”，將其看作是由信息技術和產業、信息技術應用、信息網絡、信息資源、信息化人才、標準規範與法律法規等六要素組成的複雜體系，並為此建立完善了一體化的、統籌推進的組織領導機構和工作機制，即早期的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及當前的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及其辦公室。對於工業化相對落後的國家來說，這種從國家層面統籌推進信息化建設的認識和做法，有助於克服信息化發展初期的高門檻，從而有效地推進信息化進程。
其次是高度重視信息化的戰略地位和作用。在1997年全國首屆信息化工作會議基礎上，信息化開始被納入國家最高發展戰略；在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報告中，信息化都被看作國家發展頂層戰略的組成部分，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城鎮化等一同作為不同時期國家發展的重大任務，並要求實現工業化與信息化的相互促進、深度融合。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也在眾多場合反復強調信息化的重要性，指出“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
三是採取了一條行之有效的信息化推進路徑。信息化建設包含眾多領域，千頭萬緒，必須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才能有效地貫徹落實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為此國家採取了政務信息化先行，以政務信息化推進企業信息化和電子商務、社會信息化的推進策略。從20年來我國信息化快速發展的實踐來看，這種策略不僅合乎中國國情，而且是非常高效的。
四是適時地調整國家信息化發展方向和業務重點。初期主打國家電子政務建設，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開始推行“政府上網工程”，從2002年開始實施“兩網一站四庫十二金”工程，從而奠定了後來我國電子政務建設基本格局。在電子政務的帶動下，我國此後又相繼實施了多項有關基礎設施（如“寬帶中國戰略”）、信息資源開發利用、農業農村信息化、社區信息化等行動；2010年以來，隨著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移動寬帶等新一代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應用，國家從2015年開始實施“互聯網+”行動，統籌新一代信息技術條件下我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信息化建設。當前，我國信息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面臨新的問題和調整，為此國家開始加強針對平台的規範治理，並強化反壟斷政策；與此同時，根據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最新趨勢，中央提出了數據要素化的戰略主張，數據確權和個人信息與隱私保護成為新時期國家信息化發展的重要任務。
2021年9月6日，2021中國國際數字經濟博覽會在河北省石家莊市開幕。博覽會以“創新發展與數字經濟”為主題，設主題展館、數字產業館、數字生活館等5個展示區域，聚焦數字經濟領域新業態、新模式和前沿熱點。圖為參觀者在體驗5G+VR賽車（圖：新華社）
在這裡要特別強調的是，為進一步加強中外信息化和數字經濟的交流與合作，我國從2016年開始強調數字經濟在信息化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2021年3月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十四五’規劃”）首次專篇（第五篇）論述“十四五”時期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實際上，無論是之前的信息化還是現在的數字經濟，都是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統籌領導下我國信息化發展戰略落地實施的具體實現。
上述四個方面不僅概括了幾十年來我國信息化建設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也反映了我國信息化發展的主要特徵，構成具有中國特色信息化發展道路的基本內容。這條道路，既是我國經濟保持長期高速增長的重要力量源泉，也是我們認識和理解數字經濟發展本質的基礎。
“十四五”時期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
若干重大問題
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勢下，我國信息化和數字經濟發展正面臨新的發展環境，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雖然中美戰略競爭起源於兩國國力的競爭，但其根源來自於中國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及其對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面驅動作用。面對美國政府針對我國數字經濟領先企業通過編造所謂的實體清單、軍方企業清單、軍事用戶清單、SDN名單等名目繁多的“黑名單”而進行的持續不斷的打壓遏制，為更好地服務我國“雙循環”發展戰略，今後我國數字經濟必須走自主創新的發展道路，堅持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據要素化、治理數字化的新四化要求，引領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為此，“十四五”規劃第五篇用四個章節對此作了詳細的規劃，並在第三篇中的“發展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部分進行了具體的部署。結合“十四五”規劃以及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今後一段時期我國將重點解決數字經濟發展的如下一些重大問題。
首先是克服制約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卡脖子”問題。其核心就是高端芯片製造，特別是7nm及更先進制程的芯片製造。高端芯片製造代表一個國家的製造能力和水平，包括晶圓製造、材料、裝備、IP核、電子設計自動化（EDA軟件）等諸多方面，目前我國在其中的一些方面尚無法保障自主可控，成為美國對我“卡脖子”的主要領域。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為了克服“卡脖子”問題，國家一直在圍繞財稅政策、投融資政策、研究開發政策、進出口政策、人才政策、知識產權政策、市場政策等，不斷加碼支持軟件和集成電路產業的自主創新發展。這些政策集中體現在國發〔2000〕18號、國發〔2011〕4號、國發〔2020〕8號以及2014年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四個文件，為此還設立了若干個發展專項及產業投資基金。在這些政策的加持下，當前我國的軟件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異常活躍，中芯國際、華大九天、長江存儲等企業在一些關鍵技術領域取得重要進展，相信在“十四五”時期我國將能夠不斷地克服制約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卡脖子”問題。
其次是加強平台治理，打造適應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需要的數字生態。大型互聯網平台企業在促進國家信息化和數字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國家“雙循環”發展戰略和高質量發展要求對平台企業提出了新的目標，因此平台企業即將面臨新的發展階段。當前，加強平台治理成為一項國際共識，歐美國家都在根據各自法律要求加強針對平台企業的監管和治理；“十四五”規劃也提出“依法依規加強互聯網平台經濟監管，明確平台企業定位和監管規則”。毫無疑問，構建適應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需要的良好的數字生態，將是未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為此，今後一段時期裡，國家將不斷加強大型互聯網平台企業的反壟斷政策，營造公平競爭環境，構建常態化的平台企業監管政策框架，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促進我國數字經濟不斷創新發展。
三是加強個人信息隱私保護。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正不斷深化，5G的應用進一步增加了人類在虛擬空間的活動類型、活動痕跡，因此，近年來我國先後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三部法律，力圖構建個人信息隱私保護體系。然而，由於面臨技術、業務、平台以及經濟可行性等限制，個人信息隱私的有效保護仍然存在諸多困難。“十四五”時期，必須不斷強化個人信息隱私保護的平台主體責任，基於具體場景制定保護細則，同時加強執法，加大侵權打擊力度，為數字經濟發展營造一個安全可靠的環境。
四是加強數據確權探索，推進數據要素化進程。2020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提出了“數據要素”主張，並要求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從歷史上來看，勞動、土地、資本等經濟資源的生產要素化，都經歷過一個漫長的過程。數據要素化同樣會經歷這樣一個過程，而且與這些傳統生產要素相比，數據要素化將是一個更加艱難的過程，其中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數據確權難。這使得數據無法像傳統生產要素那樣，實現由“數據資源”向“數據資產”的轉變。因此，加強隱私計算技術創新和數據確權探索，開展數據交易試點、示範，推進數據要素化進程，將是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
五是推進國際間的跨境數據流動。數據的自由流動是國際數字經濟發展的一個基礎條件，但是近年來，數據流動區域化、本地化趨勢不斷加強，給全球數字經濟發展帶來日益嚴峻的挑戰。為此，我國在2020年提出了《全球數據安全倡議》，並在2021年提出加入《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的申請，希望與國際社會一道，共同探討制定反映各方意願、尊重各方利益的數字治理國際規則，積極營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數字發展環境。今後，促進跨境數據流動，加強我國數字經濟領域的對外開放，將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策方向。從具體的政策來看，包括基於WTO、區域經濟組織等推進多邊雙邊的跨境數據流動和服務貿易政策，加快在“一帶一路”國家推進多邊雙邊數字經濟合作機制，積極探索國際數據交易制度創新，加快在自貿區建設國際數據交易所、共同建設國際數據中心等。
（作者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2年1月號
編輯：趙欣
校對：李博揚
監製：姚潤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