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邱    逸 I 香港都會大學助理教授

中華文明是世上唯一未中斷的廣土巨族式古文明。如果地球是一個舞台，在數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上，群雄競逐，此起彼落，但無論情況如何改變，中國都是其中一個主要的「雄」，曾經的對手不少如匈奴、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蒙古、滿洲等都或亡或弱，唯獨中國是盛衰不息，唯獨中國從未離開過舞台。更何況中國是文明早、地盤大、人口多、歷史長，全世界獨此一家，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中華文明，就是「歷史悠久的『大一統』的非一神教思維的中央集權超大體系」。鴉片戰爭是中國人「未有之變局」，往後一百年，中國不僅有差一點被踢出舞台之患，更有滅國滅族之虞，但經過一百多年的變革和自強，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那個曾經是亞洲秩序主宰的中華文明正在復興又回到原來的位置上，甚至將傳統「大一統」制度推向現代化的高峰。中國能歷史悠久、能「大一統」、並能在沒有一神教思維下建設人多又雜、地大而廣的中央集權帝國，背後就是中國獨有的「大一統」思維，從而生出豐富的生存、辯證、應對和整合的知識。

一、「大一統」初立

中國的「大一統」概念最早見於《春秋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後經董仲舒把王權和儒家結合，使「大一統」成為一種思想理念和政治型態。

僅從文字上看，「大一統」以正朔（曆法）、服色（官制）和禮樂（尊卑等級）為「一統於天下」的標誌，凝聚了儒家思想中關於王權正當性的理念：它將周代追思為理想社會，王權受命於「天」，確立統一權威的至上性。而在制度創新和建設上，秦漢都作了非凡的貢獻。自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天下，中國正式走向「大一統」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這套制度比之前的西周封建制度要先進和複雜得多，現據考古所得，特別是里耶、睡虎地等秦簡的出土，我們就會發現秦始皇的功績，不僅是掃平六國、建郡縣、封三公、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還有更多涉及現代公務管理的工作，如建立了複雜的文書制度、檔案存放制度、文官培訓制度、地方管治制度、官員的請示匯報制度等，秦簡上的記載近乎巨細無遺，甚至涉及特殊案件、特殊人物的記錄和在案。

秦亡漢立，漢代初年要休養生息，直到漢武帝繼位，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深化並完善了秦制，特別是在經濟層面上，例如貨幣政策有貨幣官鑄、產業政策是鹽鐵國營、財政政策有均輸和平準。

在往後千多年，「大一統」思想在政治上維護了政權的統一，強調政治統一、思想統一，有助於避免長期處於分裂之中。「大一統」的思想適應了中央集權制國家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統一了思想，增強了民族的凝聚力，安定了社會，改善了國家的治理，也有助於生產力的發展。著名經濟史學者安格斯 ，麥迪森（Angus Maddison）在其不世巨著中寫到：「（中國） 一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實體…（領先地位） 一直延續至十五世紀。在技術水平上，在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上，以及在對遼闊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國都超過了歐洲。在此後的三個世紀中，歐洲才在人均收入、技術和科學能力上逐漸超過了中國。」

二、變局和衝擊

鴉片戰爭之後，「大一統」開始遭到西方勢力的強大而持續的衝擊。1860年，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說「觀於今日，夷患不已」，西方侵略是「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之奇憤」， 他們提出要「師夷長技以制夷」，但在觀念上並未能跳出「大一統」的「天下觀」和「華夷觀」。在鴉片戰爭後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清代政治和思想精英試圖通過「嚴夷夏之防」來挽救「天下秩序」。其後，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期望通過在器物層面學習西方，實現國家富強，李鴻章給同治皇帝的奏摺上說的「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原話的「奇局」是指，中國的大患由北方變為東南方，大敵則從陸地轉為海洋而來，而對手從單一民族變成許多國家聯群結隊擊打中國。到甲午戰爭戰敗之時，朝貢體系土崩瓦解，「大一統」也走向分裂，越來越多的政治和思想精英認識到，中國只是世界的一國，而且是其中羸弱的一國。康有為和梁啟超率先提出學習西法，「以夷變夏」，使中國從世界的一國，變成世界的強國。

但晚清的政治和思想精英還未能看到大變局的真義，大清是一個人口多、文盲多、技術弱、組織差、制度亂的農業國，在軍事、財政、教育、衞生等各方面都遠遠落後同期已進入工業社會的西方列強，在往後的70年到1949年，中國走上艱難痛苦的變革之路，從洋務、維新、立憲、國民黨革命到共產黨革命，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才逐漸走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三、「大一統」的現代轉化

如果我們用上帝視野看這段歷史，會發現中共建黨一百年是近代史的大轉折，是中國由衰轉盛的轉捩點，從「最危險的時候」走向「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經濟總量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600多億元人民幣到2020年突破100萬億元大關，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增加到77歲，教育水平從文盲率超過80%到大學毛入學率超過50%，去年全國貧困人口全面脫貧，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首次，這不僅是中國人的奇妙之旅，也是人類發展的新奇跡。

在這種峰迴路轉的發展裡，新中國的「大一統」是如何在傳統封建王朝「大一統」上作理念的改革和創新呢？

新中國「大一統」理念作了三個方面的改變，形成當代中國的核心政治共識。

（1）人民性

新中國為傳統封建王朝的「大一統」注入新的時代精神——人民性。傳統封建王朝「大一統」植根於皇權體系，以天子為政治象徵；新中國「大一統」植根於人民民主，以人民為主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一章 ，總綱 ，第二條〉寫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新中國最響亮的政治訴求就是「為人民服務」，在國家與人民個體之間建立了更為直接的關係，具有更強的動員能力。根據《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政權的民主認同是人民整體作為主權者行使主權的結果，是維護我國統一大局的基礎，也是地方自主發展不能超出的界限。新中國的「人民」不是虛構的想像，而是經由血與火的考驗塑造出來的，是通過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一部分資產階級所組成的，歷經統一戰線、獨立建國、土地改革、勞資協調、男女平等、城鄉互助等社會革命而塑造出來的。人民就是以共和國形式建立起來的統一戰線，人民就是共和國的根基，沒有人民就沒有共和國的成立和發展壯大。

（2）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傳統封建王朝的「大一統」有其局限性，最明顯的缺憾就是因組織力的欠缺和技術的落後，體現出來的就是「皇權不下鄉」，中央統治權力無法延伸到鄉下，而是借助士紳來間接統治鄉下的組織形式，有學者總結為：「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即使辛亥革命成功了，傳統封建王朝告別歷史舞台，沒有皇帝的「大一統」，制度如何設定，也經過艱難的探索，孫中山曾嘆說：「中國雖四萬萬之眾，實等於一盤散沙」，這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常態，內憂外患、四分五裂、軍閥割據、戰爭頻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國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國」。

1943年，中共根據地面對日軍、國民黨和自然災害等三重壓迫，境況兇險，毛澤東發動「組織起來」的運動：「就是把群眾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成為一支勞動大軍。」通過黨組織把命令下達到每一個大型機構、企業，甚至街道上的每一家一戶，一改秦漢制度以來的皇命不下鄉的情況，大大深化了集權的內容和工具。如果以戰場表現為準則，就會驚訝地發現同樣是中國士兵，在抗日戰爭時被日軍打到落花流水，卻在十多年後的朝鮮戰爭中，面對著比日軍裝備更精良、後勤更完善、戰力更充沛，而且剛在大平洋戰爭中迫使日本無修件投降的美軍時，卻在朝鮮戰場和美軍互有勝負，最後要在三八線上妥協。

以政治權威保障中央政權的統一。中共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權以及各種社會團體中實施組織建設，通過貫徹黨的方針，統一組織紀律，保障了中央政權統一領導的實現。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超大型組織，中國共產黨就是這個組織的核心，一層層廣及社會各個領域。新中國的「大一統」是政權權威體系中的一元核心：中共作為政治權威領導核心，中央作為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力核心，二者通過中共的政治、思想、組織領導結合成為全國統一發展的核心權力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也是新中國的「大一統」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最大優勢，這一制度優勢在2020年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得到充分體現，從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密切聯繫群眾優勢轉化為疫情防控的綜合優勢。為防控疫情，中共中央採取系列措施都充分演示了新中國的「大一統」特色和能力：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集中患者、集中專家、集中資源、集中救治；建立聯防聯控機制；通過封城切斷傳染源；綜合多學科力量進行科研攻關；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在加強防控的前提下，採取差異化策略，分割分級、分類分時地復工復產。在全國動員防役戰中，讓我們更能看到這個組織的運作，無論是橫向的醫護、軍隊、大學、企業、市民、基層黨組織等，或縱向的省市支援，都在中國共產黨的一聲令下井井有條地投入防疫戰中，其組織細密、周詳、完備、複雜和一致，都令人嘆為觀止。可以說，黨把組織能力和動員優勢轉化成為疫情防控優勢。從中央到地方，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的「大一統」中建立了完備的組織體系，各級黨組織擔負不同職能，發揮不同作用，全黨服從中共中央統一領導，黨的方針政策能夠落地執行，借助完備的組織體系，做到了真真正正地全國一盤棋。

所以，習近平主席在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上說：「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這是歷史實情，也有深刻道理。

（3）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

中央為地方多元發展需求提供了開放結構，將多種政治制度和多種區域形態整合到統一發展軌道中，以中央統一領導，引導地方自主發展朝著鞏固統一和深化共識的方向發展，實現全國範圍內的共同發展。全國人大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集中統一行使主權者權力，以此為基礎產生的中央政權是全國唯一的主權性單位，這是新中國採取單一制的根本標誌。以此為出發點，新中國在政權配置體系中都貫徹了統一原則：首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對下一級權力機關行使立法監督權，保證了立法權體系的統一。其次，國務院作為中央政府，統一領導全國行政權體系。最後，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終審權，最高人民檢察院領導全國檢察院實行法律監督，共同保障了全國法治運行的統一。

在地方制度層面，新中國則實行因地制宜原則。除省行政區劃外，新中國還設置了直轄市、民族自治區、經濟特區和行政特區等不同形態的地方單位。為促進地方發展，中央對特定區域分別進行特別授權，有的授權甚至不惜突破現有基本制度框架：如港澳的「一國兩制」中，中央除了保留主權，在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在內的廣泛領域內，都允許行政特區實行自治。

這種制度設計平衡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中央負責外交、國防、人口控制等領域，省則負責主要經濟事務、地方建設，許多政策由中央制定，地方執行。中央在制定政策時，經常會諮詢地方政府的意見。學者鄭永年稱此一制度為「行為聯邦制」，並指：「這一制度的中心特徵，促成了中國層出不窮的地方創新和高速的經濟發展。同時，單一制的集權政治架構，又確保中央對地方擁有相當的控制權，能夠推動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結語

著名的史家唐德剛曾提出「歷史三峽論」：中國歷史第一段是先秦的封建社會，第二段是皇權農業帝國，第三段是民權開放的工商社會。第一至第二段的轉型，從戰國到秦帝國，大約三百年。第二到第三階段，從1842年鴉片戰爭打開天朝大門開始，約需二百年時間，即到二十一世紀四、五十年代，才能完成中華帝國到一個真正現代共和國的轉型。

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已100年，在這100年中，不但解決了百年朝代更替的問題，如政權轉易、軍閥割據、海上侵略、殖民勢力、資本入侵、政治代言等，也一併解決了千年以上的民族蛻變問題，如農業轉工業人口、政制落後、文盲遍地、各式的地方主義（鄉紳治鄉、宗族械鬥、擁兵割據）和男女不平等。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治理下完成了從中華帝國到一個真正現代共和國的轉型，黨對中華民族在制度上的最大貢獻，是在70年的探索、試錯和實踐中，完成了中央集權的現代化，並使中國復興有一可靠的載體。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1年11-12月號第45-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