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劉兆佳|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決議》)中,中央總結制定了一整套新的對港政策,也是對十九大以來治港政策的總結,其主旨是讓香港得以在良好的條件下全面和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本文分析在中央新的治港政策下,香港新政治格局的特徵,展望香港特區在新政治格局下治理動向。
中央制定新的對港政策
在2021年11月11日由中共十九届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決議》)中,作為「一國兩制」方針的創立者的中國共產黨總結制定了一整套新的對港政策,其主旨是在香港飽受嚴重暴亂蹂躪的時刻和之後進行根本性的撥亂反正的工作,徹底扭轉香港自回歸祖國後政治動盪不止、管治艱難失效和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局面,讓香港得以在良好的條件下全面和準確落實「一國兩制」。這套新政策在2019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已經基本形成,並陸續有序付諸實施。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要制定新的對港政策,是因為香港過去十年左右出現了對「一國兩制」實踐極為不利,並對國家的統一和安全構成嚴峻威脅的局面。這個局面之所以出現,是因為香港內外敵對勢力特別是美國和台灣陰謀在香港策動大型政治鬥爭和動亂,妄圖奪取香港特區管治權,並把香港變成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的顛覆基地。2019年爆發的、帶有嚴重暴力成分的「顏色革命」更令香港危如纍卵,迫使中央不得不出手平息動亂、重建政治政制秩序和挽救「一國兩制」。面對如此强大對手的進攻,香港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完全不具備妥善應對的智慧和能力。倘若中央不果斷出手,香港特區和國家都會同蒙其害,「一國兩制」亦將會無以為繼。
中共中央的《決議》嚴正指出:「一個時期,受各種內外複雜因素影響,『反中亂港』活動猖獗,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嚴峻局面。」《決議》闡述了中央在新形勢下全面和長期的對港政策:「黨中央審時度勢,作出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制度機制的重大決策,推動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支持特別行政區完善公職人員宣誓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依法設立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堅定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嚴厲打擊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全面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增强港澳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這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為推進依法治港治澳、促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打下了堅實基礎。」
香港新政治格局初步形成
中央的對港新政策徹底告別了過去的「不干預」和「不干預但有所作為」的較為被動的對港政策,轉為由中央主導和領導、特區政府配合下對香港特區推行一整套有系統的制度改革和建設工程,徹底改變香港的政治形態和管治方式,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維護國家安全、「愛國者治港」、「行政主導」、香港的長治久安、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破解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和加快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營造必要和良好的條件。過去兩年,這項龐大的、史無前例的政治工程正在穩妥、有序和有效地推進落實。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基本上已經平息了香港持續多年的動亂,社會大體上回復了秩序和平靜,暴力事件幾乎絕跡。作為香港動亂始作俑者的內外敵對勢力受到了相當的打擊和遏制,衆多敵對分子和組織逃離或撤離了香港,不少反中亂港的組織亦偃旗息鼓或轉趨低調。整體而言香港的反對勢力正在走向式微衰敗分化,其群衆基礎不斷萎縮。中央對在新形勢下治理香港特區的愛國者的要求已經清楚列出,尤其要求他們具備「國之大者」的思維意識、國際視野和治理香港的智慧、能力和擔當。新的選舉制度把所有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選舉制度和管治架構之外,讓香港的政權機構牢牢掌握在愛國者的手中。愛國陣營日益壯大和愈趨團結,戰鬥力有所上升,越來越能夠掌握對重大政治議題的話語權。行政立法關係在反對派退出上一届立法會後已有明顯的改善,「拉布」情況絕跡,行政決策過程相比以前遠為暢順有效,「行政主導」初步實現。特區政府開始可以集中資源處理各類經濟社會民生問題。在中央的支持下,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提速,特別體現在深圳和前海與香港的密切合作、香港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和認真落實「十四五」規劃上。全體公務員完成了效忠國家和特別行政區以及擁護基本法的宣誓程序。國民教育、愛國主義教育、歷史教育、國家安全教育、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在學校和社會穩步推進。反中亂港媒體如《蘋果日報》等幾乎全部「壽終正寢」,難復「當年之勇」。電影、電視、電台、網上媒體、文化、出版和藝術領域逐步掃除反共反中勢力的把持。各種「軟對抗」行為得到一定的監察、約束和懲治。反共、反中央、反政府、反精英、反權威、反愛國陣營和敵視國家與內地同胞的叫囂和行為大為收斂。總的來說,中共中央的新對港政策已經初見成效,取得可喜的階段性成果。
在新選舉制度下舉行的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環環相扣。完善選舉制度是中央對港新政策的核心,也是確保「愛國者治港」的關鍵制度因素。選舉委員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已經分別在2021年9月19日和12月19日順利完成。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保證了所有候選人都是愛國者。反中亂港分子深知「入閘」無望,所以沒有派代表參選,但卻轉為與外部勢力沆瀣一氣,用各種或明或暗的言行來抹黑和抵制選舉,然而卻無礙兩場選舉的成功舉辦。在這兩場選舉中,候選人大體上進行了「君子之爭」,把主要的選舉議題集中在長期以來困擾香港的深層次經濟、社會和民生問題上,樹立了文明、理性和正氣的新選舉文化,扭轉了過去一直以來選舉圍繞着政治議題而進行政治鬥爭、暴力相向和人身攻擊的局面,對在飽經磨難後的香港重建「風清氣正」、相互尊重、理性務實的政治文化起了示範和推動作用,有助於改變過去的種種政治歪風邪氣,對香港長遠的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寧有利。
在愛國者主導下,立法會的運作和行政立法關係將會出現新氣象和新形態。與過去的立法會不同,2021年12月19日依照新的選舉制度選舉產生的新的立法會不但為愛國者所主導,更有着衆多的沒有政黨背景、擁有良好教育、專業事業有成和與內地有密切聯繫的新成員。過去立法會為政黨傾軋,被政黨政治和政治鬥爭主導的局面不復存在。新立法會的組成更能夠反映和代表廣大香港人的經濟、社會、民生和文化利益和訴求,更能承擔破解香港深層次矛盾的任務。所以,新立法會應該是一個「問題導向」或「解決問題」的政治機構,也因此更能發揮聯繫社會各階層各方面的作用。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新立法會肯定會為特區政府提供穩定和可靠的支持,讓特區政府得以有效管治和順利推行政策。與此同時,人才濟濟的立法會又可以憑藉個別立法會議員的專長和經驗為政府出謀獻策,有建設性地監察政府,以及通過政策辯論和法案審查提升政府工作和政策的質量。更重要的是,由於日後所有立法會議席都會出現競爭、議員「自動連任」成為「明日黃花」,可以預期全體立法會議員都會兢兢業業、認真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優良的成績謀求連任和建立個人的政治事業,藉以取得選民和中央的信任。過去,在基本法起草期間,起草委員們期望香港特區的行政立法關係是一種「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而又以配合為主」的良性互動關係。這種關係肯定在未來會得以實現。過去在立法會內頻頻發生的「拉布」、對抗、相互攻訐和暴力衝突的亂象應會成為歷史陳跡。
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新組成方式和選舉都有利於壯大和團結愛國力量。暴亂平息後,反中亂港勢力被排拒於選舉過程和管治架構之外,選舉競爭再也不是激烈和惡性的政治衝突,香港各界開始聚焦於實務問題。中央決心貫徹「愛國者治港」原則,不同背景、階層和立場的愛國者的參政議政意欲高漲,不斷有社會精英決意參加愛國陣營,熱情和積極地投入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選舉之中。一些尚未「泥足深陷」的反對派人士也表明願意成為愛國者的意向。愛國力量因此在新的政治形勢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和擴大的機遇,為「愛國者治港」的實現帶來了很好的條件。與此同時,中央在强化愛國力量上擔當了不可缺少的領導、團結和監督作用。儘管愛國陣營的多元化和多樣性因為其壯大而變得複雜,但在中央的協調下,愛國陣營並沒有因此而出現分化衝突的問題,仍然能夠以團結一致的態勢與內外敵對勢力周旋。
今後,無論是選舉委員會委員或者立法會議員都會積極聯繫群衆,為愛國力量開拓更廣闊和堅實的社會支持基礎,也通過這些群衆工作拉近民衆與特區政府的距離,讓政府更能「接地氣」和「急民衆之所急」。儘管超過一半的立法會議員並非通過地區直選產生,但中央和愛國陣營卻仍會要求那些議員設立各種渠道和機制讓自己可以經常與普羅大衆保持接觸,爭取成為群衆可以信任的代表或發言人,整合他們的利益和立場,把他們的聲音和訴求帶進立法會和特區政府的工作之中。一個越來越擁有廣泛群衆支持和信賴的愛國陣營肯定對有效管治和良政善治有莫大幫助。
在2022年3月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必將是一場以一個更强大和更有代表性的愛國陣營為支撐的重要選舉。要贏得香港特區的最高政治職位和實踐個人政治抱負,所有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除了是得到中央器重和信任的堅定愛國者外,他/她一定要能夠協調好和照顧好不同方面和階層的愛國者的利益和分歧。換句話說,未來的行政長官需要擔當愛國力量的領導者、團結者和發展者,才能得到愛國陣營的愛戴和擁護,也只有這樣他/她才能贏取中央的信心和支持。過去幾届行政長官選舉導致了一定程度上愛國陣營的內訌分化,不但削弱了愛國陣營的團結,打擊了愛國人士的聲譽,妨礙了特區政府的施政,更令人扼腕的是讓反中亂港分子有機可乘。事實上,作為行政長官的選舉人、40名立法會議員的選舉人和所有立法會議員的提名者,選舉委員會能夠確保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在衆多政治和政策的立場上的差異不會太大,也會積極推動行政立法合作。選舉委員會委員能認真負起監督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責任,而經由選舉委員會選出來的40名立法會議員比其他由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出來的議員會更傾向從國家和香港的大局看問題,而其他議員亦會慎重考慮選舉委員會「以大局為重」的意向。
過去幾年,在中央積極主動行使全面管治權、愛國陣營不斷擴大和「行政主導」走向實現的大環境下,香港的管治格局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中央的推動下,愛國陣營的規模會不斷擴大、政治光譜會越來越廣濶、各類人才會越來越多、組織性和紀律性會不斷加强,更會逐步形成一個堅實的管治聯盟,為特區政府提供有力的政治支撐,而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更會是這個管治聯盟的主要成員,並擔當一定的領導角色。從今以後,中央、特區政府和那個以愛國者為主體的管治聯盟將會共同組成一股龐大的和强勢的管治力量。在中央的領導下,中央、愛國力量和特區政府在特區的管治上分工合作。中央主要負起處理重大憲制、政治、安全和發展事務的責任。特區政府在高度自治下依法對香港進行治理、破解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和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管治聯盟則在社會上為中央和特區政府建構社會和民意支持基礎、並在香港內部和外部以民間力量身份爭取「一國兩制」和「香港故事」的話語權。在中央的指導和支持下,特區政府和管治聯盟絕對有能力駕馭香港複雜多變的政治局勢和對內外敵對勢力實施有效遏制,維護好國家安全,推進香港的發展,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提供長期、有力和穩定的政治和制度保障。
綜上所述,香港國安法、選舉制度改革、三場重要(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先後出現後,一個以「愛國者治港」,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合建的管治力量的崛起,以及內外敵對勢力受到遏制為主要特徵的新政治格局在香港基本上已經形成,為日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全面和準確實踐初步打下了扎實的根基。在這個基礎上,後續的工作對於徹底鞏固「一國兩制」的成功貫徹極為關鍵。按照《決議》擬定的整體布局,這個體現「愛國者治港」的强大管治力量將會在幾個方面繼續推展工作。
新政治格局下的香港治理展望
毫無疑問,思想和教育工作乃重中之重,也是「一國兩制」得以行穩致遠的「不二法門」。長期以來,除了中央對「一國兩制」的詮釋外,還有一個由內外敵對勢力宣揚的對「一國兩制」的「另類詮釋」。這個「另類詮釋」把「一國兩制」理解為一個「香港優先」的方針、將香港當作一個「獨立政治實體」、拒絕承認由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新憲制秩序、否定中央的全面管治權、要求香港的管治者只需要對港人負責和不接受香港有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毋庸諱言,這個「另類詮釋」在香港的影響力極大,尤其在年輕人當中,而且是內外敵對勢力在香港得以不斷策動政治鬥爭、撈取政治資本和扭曲「一國兩制」實踐的首要「思想武器」。未來一段長時間內的關鍵工作是要蕩滌這個「另類詮釋」對港人的毒害,把鄧小平和中央對「一國兩制」的權威詮釋樹立為唯一的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徹底結束兩種「一國兩制」詮釋並存的荒謬局面。「一國兩制」、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的思想教育工作應會在香港社會、學校和媒體長期和認真推行。
另外一個重要的思想教育工作是要通過大力推展國民教育、歷史教育、國情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來提升港人特別是年輕人的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國民責任感自豪感、對國家制度和發展模式的信心,加强港人與內地同胞的感情和利益聯繫,從而帶動「人心回歸」和徹底掃除「港獨」和其他本土分離主義的危害。主要的具體內容將會包括:近代中國的屈辱歷史,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强起來的歷史過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各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的提升,國家面臨的各種安全威脅,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國兩制」的制定者、執行者和捍衛者的角色,港人在「一國兩制」下對國家的責任和義務,中國的治理模式和發展戰略等。
再有一個重要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對香港的「殖民地」歷史作出客觀和真確的梳理和論述,擺脫那些從西方、「殖民地」管治者、「港獨」和本土分離分子的角度對香港歷史的歪曲和偏頗論述,並從中國人的視角出發,把香港歷史嵌入中國歷史的大圖景之內進行敘述和分析。這些工作實際上帶有濃厚的「去殖民化」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掃除過去過度美化殖民管治的各種論述,剖析「殖民地」時期衆多不公不正的東西和現象,尤其是種族歧視和殖民政府專橫跋扈管治方式,重現國家和華人在香港發展中所作出的貢獻,破除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英國殖民統治者的錯誤認識和盲目緬懷,改變港人「崇洋媚外」的病態心理,消除港人在西方人面前的「自卑感」和提振他們作為中國人的自信自尊。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會不斷强化。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和實施已經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國家安全的威脅,而又同時激活了那些與維護國家安全有關的本地法律比如公安條例、刑事罪行條例和社團條例。基本法第23條的本地立法工作可望儘快展開,在反中亂港勢力無力阻撓下應該會順利完成。鑒於在複雜多變、美國和西方竭力遏制中國崛起的新國際環境下國家安全威脅的多樣性、複雜性,乃至新的國家安全威脅仍會紛至沓來,與23條有關的法例必然會更為詳盡、更能滿足在新的形勢中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事實上,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和立法是 「永遠在路上」的重要任務,在23條本地立法完成後,將來仍然會有其他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特別是那些與金融安全、網絡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相關的法律。
各種强化香港特區政權的工作和部署在未來會大步開展。首先,中央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領導、指導和監督將會在制度化、具體化和法律化的基礎上大為加强,尤其在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選拔、監督和任免上。中央將要求特區政府的領導班子能夠充分了解國家的大政方針和中央的對港政策,並在治理香港時鼎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中央要求特區的領導班子必須對國家和香港有擔當,在治理香港時要體現出高超的政治智慧、遠見、能力、勇氣和對社情民意的掌握。中央官員和特區官員之間的聯繋和合作會不斷加强,中央會積極運用對行政長官發出指令的權力和進一步完善行政長官向中央述職的制度。中央與立法會的關係會進一步强化。
人大釋法會走向常態化,以確保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的行為和決定不會違反基本法。過去反中亂港分子把人大釋法醜化為「洪水猛獸」,在香港社會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和後果。中央過去對人大釋法有不少政治顧慮,使得一些違反基本法的事情沒有得到及時的糾正,比如現在仍然是香港法律一部分的香港終審法院對2001年莊豐源案的錯誤裁決。今後,在撥亂反正的大原則下,人大釋法將會是中央用來「糾偏」的重要手段,而為了避免最終要走到人大釋法那一步,中央會通過不同渠道公開表明中央對基本法個別條文的態度,讓各方面特別是香港法院有所依循。中央秉持的不容基本法被侵犯的堅定立場必然會促使各方面特別是司法機關小心和認真對待基本法,從而減少不符合基本法情況的出現的機會。與此同時,在相互配合下,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將更有能力捍衛香港的法治和秩序。就算日後出現一些法官對反中亂港分子網開一面的事例,在立法會的支持下,特區政府也可以較前容易制定新法律或修改舊法律來嚴肅應對,比如改變對一些罪行的定義和罰則,從而對司法機關施加必要的提醒和約束。
在新的政治形勢下,行政長官和他/她的領導班子會加强對公務員隊伍的駕馭、考核和引導。不容否定的事實是,在那個由「殖民地」政府培育出來的龐大公務員隊伍中,有部分公務員對國家、中央和特區政府心懷二志、表里不一,甚至與反中亂港頭目互通款曲,對特區的管治甚為不利。在「修例風波」期間,部分公務員竟然公開舉辦反政府集會,為黑暴分子張目,嚴重損害特區政府的政治威信。在香港恢復穩定和秩序後,除了極少數人外,所有公務員都已經莊嚴宣誓效忠國家和香港特區以及擁護基本法。新入職的公務員必須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有起碼的認識。中央和特區政府也會加强對公務員的思想教育,提升他們對國家民族的認識、情懷和責任。公務員學院的成立,將助推建立一支有利於「一國兩制」落實和特區有效管治的公務員隊伍。
强大的管治力量的形成,對加快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破解香港的深層次經濟、社會和民生矛盾非常有利。這兩個趨勢的發展將會在相當程度上對香港的資本主義作出必須的和有建設性的改良和重塑。回歸以來,香港那種「放任」的資本主義已經為香港帶來了很多惡劣的後果,比如財團壟斷、財富集中、貧富懸殊、產業結構狹窄、年輕人上流機會匱乏等。特區政府奉為圭臬的「積極不干預」哲學卻對此無動於衷、令特區政府難以有所作為,甚至會出現「懶政」的情況。長此下去,香港的繁榮穩定肯定不保,而不斷纍積的社會怨氣將會轉化為治安不靖和政治動亂。在新的政治穩定的環境中,中央和廣大港人都要求特區的管治方式和發展路向作出重大的調整,主要目標是要讓香港能夠更好的利用國家發展和中央政策為香港所帶來的發展機遇,踴躍參與和配合國家的發展。在持續發展的基礎上,特區政府則以積極有為和以民為本的姿態構建一個更公平公義、富同情心和「共同富裕」的香港資本主義社會。過去那個堅持「積極不干預」的特區政府應該會成為歷史陳跡。特區政府的職能的重新定位也將會對它的財政政策、稅收政策、產業政策、社會福利政策、土地房屋政策、醫療衞生政策、教育政策、移民政策和人才政策帶來相應和深遠的轉變。
早在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先生已經預見性地說過:「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向這樣的方面發展變化,香港人是會歡迎的,香港人自己會要求變,這是確定無疑的。」當然,要改良香港的資本主義並不容易,在「五十年不變」的原則下也不宜作過激的改變,但在新的政治格局和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一個更能造福廣大港人的資本主義體系有望形成。這個新資本主義將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基石,也是「一國兩制」得以行穩致遠的保證。
結語
總而言之,從一開始,「一國兩制」已經是中央改革開放戰略的重要一環,其作為重大國策的意義亦隨着時間的推移與日俱增。在2017年發表的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在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的14 項重要工作中,「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是其中一項。習近平總書記在報告中明確指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所以,鑒於其對國家民族的重大戰略意義,「一國兩制」是必須成功也必能成功的基本國策。今天,香港回歸祖國已經到了「五十年不變」的中段,在回歸後的絕大部分時間里,雖說大體上「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基本不錯,但難言「一國兩制」在香港已經全面和準確落實,反之不少破壞和干擾「一國兩制」實施的因素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難以由特區政府和港人單獨應付。中央在香港「一國兩制」存亡絕續時刻斷然決然出手,充分運用其享有的全面管治權,以霹靂手段進行犁庭掃穴、撥亂反正、振衰起弊,將「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首次納入正軌。可以預言,在未來的25年中,「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的機制和內涵必將在不斷改革和進步的基礎上越來越豐富,為「一國兩制」的初心達成和行穩致遠提供堅實的保障。
本文發表于《紫荊論壇》2022年1-2月號第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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