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雲超
日前香港驚爆多名高官和議員違反防疫規定出席百人宴會。民政事務局、創新及科技局、政制與內地事務局、警務處、入境處等核心機構首腦赫然在列。此次涉事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灣仔西班牙餐廳之生日「洪門宴」已引發個案，破壞公共秩序，危及社會安全。雖有官員公開致歉，但林鄭特首對此表示「失望」和「憤怒」，強調官員以身作則，嚴守紀律，指示特首辦及公務員局局長詳細調查並將採取適當行動。
「只准高官赴宴，不許百姓堂食」。防疫措施由當局釐定，但「律人不律己」令社會反感。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蔡子強認為，事件對特區政府威信影響甚大，嚴苛的防疫政策，未能制約官員。時值80天本地疫情清零及通關在即關鍵節點，高階官員及立會議員集體闖禍，令人聯想新立會就職誓言及政要效仿「中聯辦」之「貼地」場面。以人為本掛嘴邊，言行不一，公信力遭遇挑戰。
12日英首相約翰遜因過往「封城」期間違規與40名官員首相府花園酒會而道歉，反對黨及民眾敦促其引咎辭職網絡瘋傳；香港官員不識大局，特殊時期缺失自律不夠檢點。民間戲謔，高官「到喉唔到肺」，管治團隊之西式作風竟如此不堪。城大研究團隊利用數學模型評估本港OMICRON風險，一旦海嘯式爆發，逾300萬人或受感染，多日堅守和努力因醜聞前功尽弃，数万港人凝望大陸北上過年難實現。
疫情之下的大陸地區，近日亦風靡因醫院拒診導致孕婦流產事件，西安連續兩起雷同案例引發社會對行業政策及疫情管理強烈不滿。基層領導漠視人性，作風低劣，方式僵化，有形式主義和好大喜功之嫌。疫情防控的宗旨就是保障人民健康，為完成成程序化任務而置病患安危於不顧，必然本末倒置。危重情況下，豈能以貽誤治病救人為代價，不依不饒強行向急救患者索要核酸文件。
同系一家A股上市公司「國際醫學」全資子公司的兩起涉事醫院據傳受股民「情緒性踩踏」，連續兩個交易日市值蒸發人民币23億元。國家高層就此提出批評，強調就醫是群眾剛性需求，提供服務是醫療機構天職。西安當局雖責令其停業整頓並處罰多人但事態持續發酵，難平民怨。「就算生孩子，也要有孕產婦通道，送至醫院按隔離要求做其實很簡單」。同樣案例8日上午發生在深圳，市民反應孕婦核酸未果無法入院，衛健委果斷正面回應，獲秒贊逾萬。
有媒體披露，除兩位孕婦因核酸證明缺失而被多家醫院拒診之外，尚有兩位男性心臟病患者因苛刻政策而醫療拖延。學界認為，西安疫情產生漏洞的根本原因未必全在基層，亦非如網傳資本驅動使然。所謂「一刀切」本位主義通常緣自中間決策層面。缺乏預判和預案，武斷指令和拍板，末端執行者惟盲從和生搬硬套而不敢靈活處置和變通個案。針對疫情採取「動態清零」，應最大程度縮小對市民影響，實施扁平化和實體化運轉。
疫情發生近兩年來，中國多個城市均不同程度實施了精細化管理、人性化服務、上下協同及內外聯動，為高齡、獨居、殘疾及低保人員提供了有「溫度」的保障性服務。實現了「詢徵決策」、「源頭管理」及「流調溯源」條件下的精准防控體系的構建，為全球應對新冠疫情提供了獨特治理標本，亦為新時期公共衛生及事故預防在頂層設計、科學治理及在團隊管制上強化了以人為本為民服務理念、為工作作風和治理能力的改善和提升製造了樣板。
中國實行高質量發展，糾錯糾偏是重要組成又是問題關鍵。醫療行業雖未大張旗鼓刮起類似教育雙減和房地產制約旋風，但在涉及人才、醫藥、醫政及機制完善諸方面「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和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方面提供了鋪墊，對醫療系統人浮於事、緊張醫患及政策矛盾諸多深層問題引發思考及時前瞻。
然而，由於決策機構和基層主管的不專業、不敬業、誤讀政策，曲解高層精神，往往實踐中事倍功半，越糾越偏，製造更多麻煩和事端。中西部縣市醫院越建越大，床位越加越多，設備越來越高端，但加速度增量下依然看病貴看病難；中東部發達地區，官僚作風猖獗，科學治理困難。即便處於前海腹地的深圳市南山區雖百強企業雲集、著名大學薈萃、國際精英刮目相看，其官立人民醫院據傳仍存在以強凌弱，唯親是才現象，專業人士困擾於糾紛難作為而主管機構視而不見。
常態化的醫療實踐遮掩了太多管理弊端，疫情下的應急方案是對行業政策漏洞，領導監管，治理水準甚至官員職業素養的全面檢驗。不管東方還是西方，大陸還是香港，即便歷史文化不同，價值取向迥異，但科學防疫，相互配合和齊心禦敵乃共同意志和道德底線。作為掌握公權力的政府機構和決策主管為公所想為民所急，躬身自省，以身垂範，是旗幟，亦是標桿。
在香港，新一屆立法會剛剛成立，新政府選舉就在眼前。政府管制團隊如若表裡不一，工於苟且，持續沿襲港英政府章法慣性行事，未來遭遇更多挫折和失意則難以避免；內地官員對民生民情及民意熟視無睹和置若罔聞，必然遵循同樣邏輯。官僚作風和形式主義固化矛盾，勢必引發更多重大公共事件。不論是短期動機還是長效機制，對待同一事物的不同態度與處置能力，辯證統一下的「偶然」背後隨時會凸顯「必然」。
作者為中國社會經濟決策（安徽）中心及希臘國家行政中心亞洲事務顧問、英國劍橋智庫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