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於回歸前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外事部副部長，在回歸過渡期，負責和參與了當時我方與港英政府雙邊事務工作、協助兩地建立聯絡機制，以及回歸慶典籌備工作。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我們將作者的工作故事集結發表，為那個時代留下生動的歷史註腳。

文｜香港     李和協

1990年初，中央任命原外交部副部長周南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同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標誌著香港回歸祖國進入了後過渡期。周南社長到任後，根據形勢發展需要，先後從外交部系統和省市外辦抽調了一批幹部充實分社外事部的力量，將擔任過泉州市市長的原外交部幹部陳榮春調來出任外事部部長，將原外交學會副秘書長楊友勇調任外事部副部長。當時我在全國對外友協任綜研室主任，也於1992年7月調到外事部，開始時任一處處長。原外交部西歐司參贊朱昌年1993年調來接替退休的司徒強副部長。不久後陳榮春出任中英土地委員會中方首席代表，由楊友勇接任外事部部長，筆者亦於1994年初任外事部副部長。此後外事部基本架構再未改變過，直到回歸后中央在港設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外事部完成歷史使命。

從外交層面保證平穩過渡

作為分社的外交職能部門，外事部的日常工作由張浚生副社長分管，重要政策和外交活動由周南社長直接掌握和參與。記得在1993年初的一次講話中，周社長特別提到，今後主要是外交鬥爭，要從外交層面保證平穩過渡。周社長是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中國代表團團長，代表中國草簽了中英聯合聲明，對香港問題有深入了解。在後過渡期那幾年，周社長在香港會見了從撒切爾夫人到英國國會議員、勳爵等許多外國政要，做了大量工作。同時，也做了一些非建交國家的工作。1995年7月，周社長會見了巴拿馬外長和駐港總領事，後並安排巴拿馬特使訪華。不久後，中巴簽署了建立貿易發展辦事處的協定。張副社長分管的部門較多，又是分社的新聞發言人，處於外交第一線。當時在港的外國領事館對於“過渡97”很是關心，張副社長經常參加領團的外交活動及會見駐港外國總領事，有一次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訪港，張副社長與魯主任邀請20多位總領事共進早餐，回答了他們所關心的問題。

外事部共有三個處。一處負責所有與港英政府政治顧問處及其他各部門有關的雙邊事務; 二處主要聯絡駐港外國領事館、國際組織及外國記者; 三處主要負責調研工作及聯絡外國商會，以及承擔分社的英文翻譯任務。各處相互支援，必要時人力統一調配。我主要負責對港英政府這一塊，昌年兄主要負責二處和三處的工作。外事部與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及外交部簽證處也有密切聯繫。外事部部長是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之一，1994-1997年中方首席代表為趙稷華大使，成員包括國務院港澳辦司長陳佐洱、分社外事部部長楊友勇和外交部參贊王維揚等。筆者則作為專家組成員參加過包括出入境及居留權、越南船民遣返、政權交接儀式等專家小組會議。根據需要，我部陳國平、束建平等也參加過一些專家小組會議。

重要對口部門是“政治顧問處”

外事部的一個重要對口部門是港英政府“政治顧問處”，其印章為“總督政治顧問”（Political Advisor to the Governor），是港英政府的核心部門。該處主要官員均從英國外交部調配。香港回歸之前幾年的兩任政治顧問分別為歐威廉和畢瑞博，副政治顧問為柏聖文和艾士誠，另加幾位助理政治顧問。港英政府政治顧問是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英方代表。香港回歸後歐威廉曾出任英國駐華大使，柏聖文擔任過英國駐香港總領事。當時本地公務員劉應彬、鍾小玲等當過助理政治顧問。

外事部與政治顧問處交涉的事項涵蓋範圍比較廣，除政治、外交、安全事務外，還包括出入境管理、海上緝私、海域管控等具體事項。重要外交、政治與安全事務的交涉，由外事部部長或副部長與港英政府政治顧問或副政治顧問之間進行，大量事務性交涉由處、科級同事與對方助理政治顧問進行。涉台問題是政治交涉的一個重要方面，交涉內容包括台當局官員訪港及在港親台勢力的活動，也包括港台間一些涉及過渡到回歸之後的業務協定。涉台交涉內容一般由外事部和台灣事務部商定。由於我方的交涉，港英政府不得不對台高層人員來港有所節制。例如，1996年8月台“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祝基瀅來港活動高調，有違“一個中國”原則。在我方嚴正交涉下，港英政府不得不承認其活動出格。不久後政治顧問處通知我方，作為懲戒，取消了台“陸委會主委”張京育的訪港許可。保證我社和中資機構的安全也是重要交涉事項，尤其是國慶或一些特殊日子，“支聯會” “四五行動”等反動組織常來我社門外示威，有時甚至“安營紮寨”，賴著不走。港英政府雖派有警力戒備，但常無視我方一再交涉，遲遲不予清場。個別情況下，也曾通過外交部向英國駐華使館提出交涉。當時的“長毛”（梁國雄）、“阿牛”（曾健成）等“示威專業戶”，在香港回歸後仍不斷鬧事。粵港之間的邊境突發事件，一般通過雙方邊境聯絡官處置。政治顧問處也不時就出入境管制、海域管控、港人在內地突發事件等向我方交涉。尤其在海域管控方面，我邊防快艇夜間追捕走私船，由於海域不像陸地有清楚界限，難免偶爾誤入對方水域。港英政府會以“公安越界執法”為由向我方交涉，有時候還通過傳媒宣揚，給我方造成壓力。對此，我們在據理反駁的同時，也將情況反饋給相關部門。

滯港越南船民遣返也曾是中英重要外交議題，焦點是港英政府應當在政權移交之前解決此事，不可將包袱甩給特區政府。分社領導還為此會見過來港訪問的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緒方貞子。1996年4月，港英政府曾以越南方面拒絕接收為由，就地釋放了214名船民，為此我方向港英政府表達了嚴重關注。當時“公民力量”的沙田區議員劉江華，曾以越南船民關注組的名義找過我們，反映白石船民營問題。遺憾的是，船民問題一直拖到香港回歸兩年後才基本解決。

在對外交涉中，既要堅持原則、據理力爭，也要講究策略。有些個案通過場外互動，也能有助於問題的解決。雖然鬥爭複雜，外事部與港英政府政治顧問處尚能維持正常工作關係。末任政治顧問畢瑞博，於1997年6月3日在“香港會” 設午宴，向我外事部官員辭行。楊友勇部長率朱昌年、李和協副部長和束建平處長、張勵嫻副處長等應邀赴會。席間，畢瑞博頗有禮貌地提議，為香港的未來乾杯！對我們來說，還要為英國殖民統治的即將結束而乾杯！

兩地官員互訪是重要交流項目

不僅是政治顧問處，當時港府的部門高官也多從英國調派。港英政府對本地公務員原先管制很嚴，不允許到中國內地旅行，後來則要經過嚴格審查。只是在香港回歸中國已成定局後，港英政府才開始任命本地公務員進入政府高層。1993年7月，副公務員事務司夏秉純向我們介紹了“公務員本地化計劃”。之後港府高級公務員與我們互動就比較多，並舉行過幾次副司級公務員的聚會。雙方並就在清華大學設香港公務員國情培訓班事宜進行合作。該項目由綜合辦公室具體負責，外事部提供協助。香港回歸後該項目繼續進行。除本地公務員外，外籍公務員協會也要求到內地大學培訓，我們同樣予以支持。我曾專程到廣州中山大學商討具體課程。首期培訓於1996年3月4日在中山大學開班。當時的外籍公務員協會會長、副庫務司盧維思曾多次反映他們對回歸後職業前景的擔憂。事實證明這種擔憂是多餘的。盧本人在香港回歸後擔任過投資推廣署署長，工作到退休。盧後來還領取特區護照，放棄英籍加入中國籍。

組織兩地官員互訪，是回歸前的重要交流項目，原來也由政治顧問處負責。在回歸前兩年，港英政府將這部分工作轉由憲制事務科與外事部對口負責。原則上雙方每年各派四個團，由司局級官員帶隊，分別來自不同部委，約逗留一周。除此之外，我方還應港方要求，安排不少專業團組到內地考察訪問。內地重要團組訪港期間，港府會安排到不同部門訪談，並考察一些具體項目。 筆者曾多次陪團走訪。回歸前的這些交流訪問，對於加強兩地官員的相互了解是很有好處的。訪問團的一項重要行程，是會見布政司陳方安生，聽取港府架構及運作介紹。每次講到最後，陳太總要誇耀一下公務員是如何的“高效廉潔”，認為這一切得益於英國的文官制度，得意之情躍然臉上。

邀請港督出席國慶招待會

當時各國駐港總領館、商會對“過渡97”的事很關注，外事部與這些機構也有不少交往，經常參加領團的活動。美國“獨立號”航空母艦（現已退役）1993年12月在香港停靠，應美駐港總領館邀請，我們曾安排分社同事上艦參觀。外事部也協助內地單位，組織領事官員去廣東參訪。港府禮賓處每個季度都會給我們發來駐港領事機構和國際機構的最新名錄。外事部有個合作單位“馬可波羅俱樂部”，主要由商會成員組成。我們經常以其名義安排晚餐會，出席者包括政、商、學界中外人士。每次邀請一位主講嘉賓以英文作演講，主題多與香港回歸有關。記得演講過的人士有杜葉錫恩、簡福飴、譚惠珠等。在香港回歸前安排這樣的活動，加強與各界的溝通，很受歡迎。

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外事交往中，邀請港督出席國慶招待會是一項重要活動。自從港督麥理浩1978年首次出席新華社香港分社舉辦的國慶招待會、事實上承認新華社香港分社是中國政府的代表機構之後，港督出席我國慶酒會成為慣例。外事部通常在節前，就我方機構的國慶安保問題向政治顧問處作一次交涉；在國慶招待會前一、兩天，與對方交換周南社長與港督彭定康在招待會上的致辭稿；在招待會當天，由外事部部長在會場入口處，迎候並引導港督入場與周社長等領導見面。一般來說港督在酒會致辭後，再逗留交談幾分鐘就會離場。彭定康推出“三違反”的政改方案後，儘管外交上鬥爭不少，基本禮儀還是維持的。比如荔枝上市時，周社長送荔枝的名單上會有港督。有一次彭定康生病住院，周社長也轉達過對他的問候。此外，警務處處長李君夏及其繼任許淇安，均會在年底致函周南社長，報告當年香港的治安情況，周社長也都有覆函。基層交往方面，外事部官員經常應邀出席紀律部隊的檢閱典禮，以及一些港府部門的聖誕新年聚會。我們還組織過分社與港府入境處的足球及兵乓球友誼賽，筆者曾當過乒乓球賽的分社領隊。

應該可以說，香港回歸之前幾年，分社外事部在配合及執行中央對英國及港英政府的外交方略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也得到了領導的充分肯定。對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有關條例的制定，外事部參與過討論。對港英政府的一些機構設置，例如政治顧問處、中央政策組，乃至港英政府的“政治部”，回歸後特區政府是否應當沿用，當時內部也有研究討論。總的看法是應當保留沿用，這與“一國兩制”並無衝突。外事部曾就特區政府設置政治顧問處一事形成過書面建議。後來據悉，此事要留給特區行政長官決定。特區政府成立後，似乎只有中央政策組得以保留。

（本文作者李和協，曾於上世紀70至80年代在外交部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工作，1992年至1999年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曾任分社外事部副部長）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2年2月號